特別企劃

恥感與罪感——從李林共犯結構談起

文︱編輯部

李眉蓁最近被中山大學撤銷學位,其指導教授林德昌據稱也正由該校議處。

被撤銷學位並不罕見,只消上網搜尋,近三年的各校公開資料中,就有二十多例;這當中或許也有教授舉報的造假論文,但就資料來看,人們不會知道有多少教授本身就該被舉報──教授們罕見被註記姓名,更不用說檢討其責任。難道指導的責任、與研究生一同走過的痕跡,也可以跟著學位一併撤銷嗎?

 

他山之石

小保方晴子「曾是」日本的美女科學家,以三十歲的「稚齡」,在世界最知名的科學期刊「自然」上發表論文(2014年1月30日Nature第505期,題為”Stimulus-triggered fate conversion of somatic cells into pluripotency”),轟動一時,普遍認為她極有可能問鼎諾貝爾獎。

然而,學術界很快就發現,有些事情十分可疑,於是組成委員會展開調查;但「自然」沒有等調查結果,直接在二○一四年七月二日把論文撤回,顯然已經發現造假的事實。

不過,這並不是故事的重點;重點是,為小保方晴子修改(當然也包括著指導)該篇論文的知名教授笹井芳樹(時任理化學研究所再生中心(発生再生科学総合研究センター/CDB)副所長),竟而在他的研究大樓留下遺書吊頸自殺身亡!(註一)

這當然引起各方震驚,和各種相關的討論;我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教授蔡增家,也曾提出這樣的觀點(蔡增家《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頁94) :「『恥感』是來自他人的壓力、依靠外力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而『罪感』則是自我要求、以深信的道德信仰來約束自己行為。」也有人此引此說明:笹井芳樹教授的死固然是受到「恥感」的驅使;但那篇在他指導之下的造假論文發表時,他明知自己參與了造假,卻還辦了許多研討會,甚至頻繁出現在螢光幕前受人吹捧,並沒有什麼「罪感」。(註二)

我們因而可以有所體悟:東方文化所一再宣揚的「羞恥心」,什麼「知恥近乎勇」、「無恥之恥,無恥矣」等等,其實只能在事後、或「事發」之後、發揮作用;也就是說,要想防患於未然,則必須是在思想、理性上對「罪惡」有清楚「認知」,以及堅決的拒絕,也就是認真培養「罪感」,才能讓人打從一開始就不致踏出錯誤的第一步。

不過,關於日本人的這些「恥」和「罪」的討論,拿到我國來看,實在陳義太高:高達96%抄襲的論文作者,只會在媒體前嘻笑,而「指導」出CP值這麼高的教授,居然神隱至今,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照說,做為專任教授,他應該在學校上班,但不知何故,中山大學可以讓他不必出現,好像暑假他不領薪水似的。

這兒所說的師生二人,大家當然知道,就是高雄市議員李眉蓁,和中山大學教授林德昌;為了行文方便,就以李林稱之。

 

學術圈的「恥感」與「罪感」

事發至今,這位林德昌先生,既不出面、也不說明、不解釋也不道歉,也不必去學校工作,套一句「文青」用語,還真的是「歲月靜好」,至於在靜好的歲月之中,如何「昌盛」他的道德,特別是恥感和罪感,那就不是我們可以知道的了——做為凡夫俗子,本來就無法知道不存在的東西。

當然,道德昌盛之輩,絕不止林先生一人;當時的口試委員之中,還有現任東華大學副校長的朱景鵬,他曾任花蓮縣副縣長,以及研考會主委。針對李的論文口試,他在媒體上是這麼說的:「口試委員包括指導教授,那所提出來的這些問題,應該都是比較全面性的…」,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是因為問題比較全面,所以無法查出抄襲;還是因為有指導教授在,所以不能怪我?

媒體形容,這位朱先生滿臉無奈,還強調「學了一課」,也說願意配合調查;雖然不知道他學了什麼,或怎樣配合,但至少還不是「一臉無辜」;比起神隱先生,或者,他的恥感和罪感不是蹤影全無?至於另一位口試委員趙甦成,我們很努力去找,一時還找不到他的回應;即使找到,大概也不出上述框架。

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感謝這三位先生:要不是他們「挺身而出」——其實是要感謝李眉蓁參選——我們還無法給學術界建立恥感和罪感的指標,與刻度,也就無法展開這樣一個「研究向度」了。

有的人會說,怎麼扯到整個學術界,怎麼可以打翻一船人?其實,當然是因為船上絕不止這三人;有的人會說,學術界潔身自愛的教授,還是大有人在啊!這當然是事實,不過,在這個令人痛心疾首的當下,容許我們採用較嚴格的標準:這三人的學校,中山、東華、政大,並沒有同事公開表示要對他們究責,反而是中山還有一些大學生發聲;相比之下,我們當然也會想到這意味著什麼?這也反應著整個學術圈的恥感和罪感的程度嗎?

 

重點不在數量,而在內涵

林德昌在九〇到一〇七學年度的十八年間,共擔任177位博碩士的論文指導教授,其中包括148位碩士、29位博士,平均下來,每年至少指導8位碩士生和1至2位博士生。但平均數往往不能代表真相(很可能早年指導的人數很少),看看九十六學年度,也就是李眉蓁的「那屆」,他製造了多少產品?這就驚人了:共送出21名碩士、3名博士!

怪不得他是許多研究生夢寐以求的教授,甚至有人在別校念大學部時,就「鎖定」林德昌作為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這真可以說是學術圈的一扇奇特風景!

在生產線上努力增產報國的,當然不僅林德昌一人。根據「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上的數據,每年生產十篇以上的論文的指導教授不是少數,隨手舉出幾位讓大家見識一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廖錦文教授一〇七年指導28篇(含博士論文4篇)、一〇六年指導25篇(含博士論文3篇)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系吳和堂教授一〇六年指導16篇(含博士論文8篇),而該系鄭彩鳳教授一〇八年指導12篇(含博士論文6篇),甚至在一〇六年指導的9篇論文中有8篇是博士論文

事實上,教育部對於指導論文篇數,並沒有上限規定,所以,這又是一個訴諸個人的「××感」(良心感?)的問題了。不過,有些系所有自己的內規,不知道是不是曾經「出事」才制訂的。例如,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規定專任教師任一時間指導博碩士班學生總數,不得超過12名;中山大學公事所每名專任教師每年新增的博士班指導生以2名為限,碩士班上限3名,碩士專班至少2名、上限5名等等(註三)。

那麼,這些內規是否合理呢?還是限制太嚴苛了?靜宜大學前校長、大漢技術學院客座教授陳振貴說:指導3人以上的碩士論文,已經很吃力…(同註三)

那麼,是不是這位陳前校長的能力較差,別人行有餘力的事情,到了他的手上,就變成力有未逮呢?所以,關鍵是在這個「力」字上:做為一位專任教授,他到底有哪些「力」是非出不可的呢?除了例行性的教學、行政事務(分擔系所的管理工作,包括系圖書館,系館環境…等等),還需要參與研討會的籌辦或文章的審閱,當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研究,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位老師的教學工作(包括講課,改作業和考卷,看報告…等等)。

那麼,指導碩博士論文,要算在上述的哪一項下呢?看起來好像是屬於教學,但又和一般的教學不同,不是教學生學到一定的知識,而是要教學生把已有的知識組織起來而有所創造,提出新的觀點,做出新的論述,因而,不能以班級為單位,而是必須透過一對一的深談。

據說,某些量產教授,是把研究生集中起來,坐在一個教室裡(以林德昌的指導人數為例,要坐20人以上),像平時上課一樣,來個「集體領導」——寫錯字了,應該是「集體指導」才對?然而不然,一但集體,恐怕就無法指導,而必須領導了;至於領導他們做什麼?李眉蓁已經提供答案了,詳情大家可以自己想。

指導學生,其實和自己做研究一樣,要用的不是體力,而是「腦力」:教授必須進入學生的思考脈絡(如果學生有思考的話),檢視方向是否有偏差,討論觀點是否有盲點,研究論述是否有漏洞…這之所以,認真指導的教授常常感嘆,比自己寫論文還辛苦,因為,又不能叫學生完全照著老師的意思下筆…(如果學生連老師的話都不能抄了,他可以抄襲別人的論文?以此觀之,論文抄襲的事情,實在太過離譜。)

如果指導三個研究生,就表示教授要同時進入三個人的思路,思考三個不同的問題,這恐怕已經是超人才能做到的事了;那麼,如果同時指導二十人,是要怎麼辦?演出二十個多重人格的心理劇嗎?

所以,大家關切指導論文數量,其實沒有抓到要點:論件計酬是體力活動的事,涉及腦力活動的,特別是類似指導論文這種事情,要點是在指導的內涵。一般人很難想像指導的內涵,這並不奇怪,畢竟那不是我們的經驗;但抄襲事件層出不窮,而學術界竟然沒有人告訴大眾指導教授到底應該做哪些事,如何做,特別是,如果做不到該當如何,這就令人不得不又想到恥感和罪感…

 

教育部很勤快,但是只治標

二○一六年台大醫學論文造假風波,本應要對此抄襲歪風開槍的楊弘敦(當時為科技部部長,曾任中山大學校長),悠悠丟出一句「古今中外、先進國家都會發生」。這很像軍中鬧出人命的時候某軍頭的名言:哪兒不死人呢?這些在位者永遠不懂,問題不在事情會不會發生,而在怎麼面對,無論是事前預防還是事後補救。

相形之下,這一次教育部的反應要算是明快,在最短時間內提出八條防抄條款。其中前五條大概是要求校方訂定內規,強化自律,並以教育行政方式管控,這些當然都是題中應有之義。社會討論較多的,是第六條的「論文對比系統」。據說,已經有人開發出「逃避對比」軟體;看起來,這是採用「機器人」的自然下場:自然會引出反制的機器人。只希望學術界可以因此而警覺,絕對不要以為機器可以取代人力,電腦可以取代人腦,那麼,當然的,也就不要想用任何撇步讓指導教授脫責。

從這一點引伸出來的,有另一個問題:現在各校已經開始流行一個厲害的「撇步」,就是要求研究生簽切結書,保證自己絕不抄襲;若發生抄襲則完全是自己的責任,與指導教授無關。這有一點像是警察要求虞犯切結,說如果偷竊的話,不能怪警察沒有巡邏。

我們認為,教育部在八條之外,應該加入第九條,規定各校不得要求學生簽這種切結書;理由很間單,學生本來就無權替教授負責,也無權宣稱教授不必負責——教授應不應負責,負多少責,怎麼能由學生決定?

另外,教育部的第七條也很可笑,居然要建制「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提供教材讓學生修習,而且,已經有一百一十二所大學,把這種課程列入研究所必修。這實在是官僚體系的慣技:柿子挑軟的吃,凡事都找小孩的麻煩;也就是,不要求老師,只要求學生。然而,教導學生不是老師的責任嗎?當抄襲風波一爆再爆之際,教育部不是應該為指導教授們辦一系列「必修」課,讓教授們自己先研習一下「學術倫理」,再研習如何指導學生遵守學術倫理才對嗎?教育部應該知道,他的權責是在管老師,管教授,管學校,而不能跳過教育體系直接去管學生!

換言之,教育部該加強教育人員的「罪感」教育!

最後,我們嚴正要求教育部加入第十條,就是將所有抄襲或不合格論文的指導教授,以及針對他們失職的調查報告,都公告周知,讓社會輿論給予制裁(提供一點「恥感」教育?)︱︱既然教育部已經宣告對教授不能記過,也無法扣薪,除了解聘之外別無它法,換言之,就是直白地承認束手無策!

回顧本文一開始的「他山之石」,我們當然無意鼓勵林德昌效法日本的笹井芳樹;然而,罪感既然無可恃,恥感又在我國顯得渺茫,那麼,至少讓社會盡一點力:當李林們毫無恥感的時候,至少讓大眾為他們感到羞恥,讓他們來感受一下大眾的感受吧!


註一:參見「關鍵評論網」作者Mayi於2015年11月8日的報導〈日本人不是很守規矩嗎?從小保方晴子看一個講究「恥感」卻不具「罪感」的民族〉

註二:美國人類學者Ruth Benedict,以「恥感」(shame)與「罪感」(guilt)兩種不同的文化取向做對比,強調日、美文化的不同,之後許多學者也從同樣角度多所論述。

註三:參見聯合報記者馮靖惠於2020年8月20日發表的〈【論文歪風7】徐國勇父女等政商大咖都找他指導 陳荔彤:大家慕名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