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與公民:性別

文︱幸佳慧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012年12月刊282期,【幸阿慧的測量】此專欄,由同為童書研究者兼創作者、推廣者與評論者等身分的幸佳慧執筆,她在此專欄分享她的所知所聞,並探討童書文本、相關機構與推廣活動...等內涵呈現與落實的差異。

--主編的話

談公民,應當是在民主國家架構內的平等原則上,去談市民與公共政策的權利與義務關係;談人權,則是要將過去的「臣民」被階級與權力給劃分或限制住的權利,解放出來。換句話說,求公平與當公民是一體兩面的事,人民要公平正義,就得正面迎戰舊有思維體制或保守勢力的種種箝制。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得從公民養成開始,而人權教育,更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建設。

我在前兩期專欄文章〈童書與公民:人權〉上下兩篇中,以政治性童書為前導,帶出童書創作者處理人民受迫於高壓霸權,與尋求自由平等的雙向關係。要解構霸權,得細查層層框架並一一突破,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性別平等的訴求。這一次,我要談的就是性別議題的童書。

女權:篳路藍縷的數百年

英國人瑪麗‧伍斯托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 )於一七九二年出版《女權辯》(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成為女權史上重要的先驅之一。當時,瑪麗認為女性毫無疑問地具備理性思維的能力,她主張女人不該被視為不如男人,女人如果表現的不如男人,其原因只是缺乏平等的教育機會,因此也不該被視為男人社會裡的裝飾品,或婚姻中金權交易下的財產。

瑪麗看透教育與人權的關係,她除了主張女孩應當有受教權,更進一步論述學習方法,她認為學習需要透過經驗,而非藉由死背和教條規範。因為深闇女性自覺的啟蒙得從小開始教育,她在一七八八年特別寫了本童書,叫”Original Stories from Real Life”(來自真實生命的故事),透過一個女教師與兩個女學生的故事體,具體呈現她的主張。

雖然瑪麗早逝,以至於她的主張與著作沒能有效延續,然而,從當今許多思潮、運動,都還朝著她當時的主張來實踐這點來看,英國人把瑪麗視為女性主義之母,實不為過。

瑪麗有個相當有名的丈夫威廉‧句德溫(William Godwin),句德溫的「有名」,來自他直指權力單位的危險、抨擊貴族的特權與主張自由思想,這些言行足以讓他在當時被視為激進的異議份子。瑪莉去世後,威廉再娶的第二任妻子瑪麗‧珍‧克萊蒙(Mary Jane Clairmont)是當時倫敦唯一的女出版商,他們也認為,面對政府以教育系統來箝制人民思想,童書是有效的突破方法;因此他們倆在倫敦開了一家童書店,自己企劃,找作家、畫家製作童書,句德溫也親自寫了幾本童書出版。

從兩百多年前這三個人的故事就可以知道:要求得自由與人權,得先從男性霸權中解放性別,而自由市場的童書,在解構或調節政府體制給孩子單一性的知識系統上,尤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根深蒂固的性別刻板

如果將瑪莉抨擊性別不平的問題,與近代現況對照一下,這兩百年來人類在性別平等上的致力,可說是進展龜速。儘管當今世界不乏母系社會的存在,但男性霸權的社會結構仍是佔了絕對比例;學術上,從不同角度的性別研究,讓我們看清權力形成與性別塑造息息相關,其根深蒂固的綿密結構,也讓我們明白解構霸權進展緩慢的原因。

為了從語言學來看性別刻板的根源脈絡,J.E. Williams和D.L. Best兩位學者於一九九〇年公佈一項跨文化研究,他們找了二十五個國家的大學生進行語言測驗(台灣也參與在內),讓他們標定近百個形容詞與性別的關係。結果一面倒的顯示:「積極」、「冒險」、「企圖」、「強壯」、「革新」、「思考清晰」、「自信」、「勇敢」、「支配」、「獨立」、「大膽」等這些詞彙都屬於男性關聯用詞;而「感情用事」、「迷信」、「心軟」、「陰柔」、「依賴」、「愛做夢」、「吸引」、「柔弱」則屬於女性關聯詞彙。

女性關聯詞的數量不僅少了男性關聯詞一大半,進一步測試屬性,男性相關辭彙在「受歡迎度」、「活動力」與「長處效力」三向度的評比上,都顯著優於女性相關詞彙。也就是說,我們一出生,語言的元素「詞彙」在生活中便在我們心裡開始鑄造性別認知,它們透過各種管道如生活語言、媒體語彙、教科書或童書等媒介,有效的傳播並進一步建構失衡的社會結構。漸漸的,語言成為性別刻板印象的螺絲,牢牢鎖住我們對於自己與他人的認知與評價,而且,女性遠遠不如男性。

童書裡性別的量性研究也告訴我們,西方世界在女性主義逐漸抬頭後,百年多來童書裡性別角色的刻劃比例與表現,其改善情況並沒有我們預期或以為的好。

拿Janice McCabe去年發表的一項美國研究來說,她調查了二十世紀整整一百年裡,對幼兒影響力大的美國得獎與暢銷書共五六一八本繪本,書中擔任中心角色的人類主角,每年男性與女性平均比為五十七%與三十一%;若故事角色是動物,那中心角色公與母的比例,則加劇為二十三%比七.五%。其他學者在質性研究上,也發現即使是美國凱迪克繪本獎的作品,女性多數被塑造成被動與活動力低的角色,男性則相對的獨立與主動,也就是說「男為主,女為屬」的現象依舊鮮明,而且照顧幼兒的工作仍是與女性強烈連結在一起。

主動出擊的性平童書

研究告訴我們,絕大多數的童書作家們,對自己在建構故事與文化語言兩者的因果或主被動關係上的自覺性仍嫌不足。多數創作者,仍被動採取傳播約定俗成的認知與價值,只有少數作家有所知覺,採取了主動姿態去解構傳統框架,嘗試重新建構性別角色。

繪本創作者如安東尼布朗、巴貝柯爾等,都在一九八〇年代產出精彩且影響力大的作品,像是《朱家故事》、《頑皮公主不出嫁》等皆大大顛覆了性別刻板印象;在他們筆下,女性不但能自主選擇要不要走入傳統婚姻模式,即使進入家庭,女性也大聲呼求平等對待,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如修車。像這種創作者主動自覺的故事建構,其成效往往顯著,不僅在他們後續的作品繼續延伸,也影響了新一代的創作者。

《大象艾瑪》的作者大衛麥基,就嘗試透過童書,處理語言與性別盤根錯節的共犯關係。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Snow Woman”(雪女)裡,他大膽的做了一些設計,他讓一個家庭的四個成員│一對父母與一對子女,父母兩人穿著一樣,媽媽的頭髮比爸爸短,媽媽做的事是敲鐵鎚、鑽電鑽,爸爸做的事是吸地板、做羹湯。一對子女也穿著一樣,男的房間裡有火車模型也有娃娃屋玩具,女的房間裡有布偶也有弓箭、城堡和玩具兵。

當這對子女分別告訴父母說”We’re going to build a snowman.”(「我們要去堆個雪人。」其中「人」為一般慣用的男性指涉man)時,這對父母都回答孩子”You mean a snowperson.”(「你們是說要個做雪人。」其中「人」為沒有性別指涉的person)來提示孩子雪人不該只限定男性。故事中,還出現了snowwoman(雪女)與snowpeople(雪族)等字,來辯證「性別與語言」認知的微妙關係。

大衛麥基設計這樣的角色與對話,凸顯了我們對事物認知的刻板僵化來自語言不平等的問題。麥基藉此表達,教養若要落實性別平等,在知覺層面,大到環境與表象的關注,小到遣詞用字的改變,都得面面俱到。

這是一本哲學思考層次的繪本,處理手法細膩又精彩,台灣沒有中譯本是可惜,真要翻譯也有些難度。不過,站在推廣的角度上,我並不認為中譯本是關鍵,因為這本作品的英文字很少,字詞簡單,國小學童都可以懂,學校的英文、社會或閱讀課,老師們都可以拿來運用教學,讓孩子對於語言與自我建構的關聯有所自覺。

曖昧不彰的性別多元態度

在台灣,國外繪本引進的量很大,長期佔有市場七、八成的比例。但在選材上,我們仍受到文化或文明差異的限制,尤其在性別議題的選擇上,還是顯得保守緩慢。台灣目前有關性別議題的繪本,頂多選到巴貝柯爾一些用幽默趣味的方式凸顯兩性平等的作品。而《威廉的洋娃娃》是以一個陰柔本質—想要洋娃娃玩具—的男孩為主角的作品,在台灣已算是最前衛的選項了。

若要再往前跨一步,挑本處理多元性取向或同志議題的童書,幾乎沒有。信誼出版社曾出版的《家庭大不同》,是從家庭成員的結構去談多元的價值,三十頁的書中,有一頁文圖內容是「有些家庭有兩個媽媽或兩個爸爸」,已讓人驚豔。它巧妙的正視同志婚姻存在的正當性,儘管只有一頁,卻讓這本以低幼齡讀者為對象的繪本,其尊重多元價值的訴求顯得誠懇而響亮。然而,這樣的書在台灣似乎難以引起共鳴,不知是否也是因為這一頁,很快的它就絕版了。

因此,像專門處理同志議題的繪本如”King and King”(國王與國王),”Mommy, MaMa and Me(Daddy, Papa, and Me)”(媽咪,媽媽和我/爸比、爸爸和我),”And Tango Makes Three”(探戈成三),”The Different Dragon”(與眾不同的龍),”In Our Mothers’ House”(在媽媽們的家裡)就更難引進台灣了。

然而,我認為台灣出版社有介紹這類書的必要,畢竟,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尊重多元的態度,不應該加設條件或排除某些項目。而且,性別的人權教育必須從小開始,如此才能避免像玫瑰少年葉永鋕那樣的遺憾悲劇,以及層出不窮的年輕同志因為各方壓力而自卑、自殘、自殺的社會事件。

今年才剛落幕的台北同志大遊行,媒體報導有「六萬五千人參與、是參與人數最多一屆,還有來自日本等二十五國、五千名外國朋友參加,堪稱亞洲最大的同志遊行活動」。我想,一個人若對眼前這些無法彌補的悲劇與不斷勇敢走出來的個體視而不見,那麼他恐怕不但是個不合格的公民,也要愧對他所享有的公民權。

有一位朋友曾經對我說:「我不反對同志,可是要我講兩個男人(女人)愛來愛去的故事書,會讓我難為情講不下去。」我笑了笑對他說:「那簡單,講動物就自然了!」二〇〇五年,在美國出版的”And Tango Makes Three”(探戈成三),講的就是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裡,一對同志企鵝的真實故事。一位管理員因為發現企鵝館裡兩隻年輕的公企鵝感情很好,不但平時玩在一起,他們也學其他正在交配的異性企鵝築巢孵蛋。

管理員看到這對「戀鵝」撿了一顆像蛋的石頭,放到巢裡輪流孵育卻徒勞無功,於是他去找了一顆多出來的企鵝蛋和那顆石頭交換。這對同志戀鵝果然成功孵出小企鵝,並建立自己的家庭,成為動物園大受歡迎的明星動物。像這樣紀實的動物繪本故事,或許比較容易讓我們難為情的大人們,帶著小孩看見同性戀有其自然天生的脈絡。

一年多來,我在台灣一些大學或高中的校園演講場合裡,偶爾會帶上幾本同志議題的原文繪本,除了讓年輕學生看見童書創作者對於同志的主張外,也帶著學生看文本裡的文藝性與敘述技巧。

事實上,學生們的反應都非常正面,每次講完後,我都會問他們是否贊成台灣該有這些繪本的中譯本?他們的回答幾乎都是九成九的贊成,並且都能說清楚主張的原因。可見,台灣未來的希望在這些孩子們身上。那麼,我想問,究竟是誰在害怕、躊躇甚至阻礙了我們的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