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的痛苦:兒童性侵受害者揭露的動機與利弊衡量

文︱徐思寧、陳潔晧   

專欄/看見兒童性侵

兒童性侵長久存在於世界每一個角落。性侵受害者的傷痛已經持續太久,但只有少數人能理解。受害者的痛苦需要被看見,未來的傷害需要被阻止。我們尋找世界各地的光,照耀這個黑暗的角落。我們討論性侵害,讓這傷害不再是隱藏的傷痛。我們要讓受害者知道,我們在意,我們相信,我們願意改變。在這裡,我們一起努力開創一個沒有兒童性侵的未來。

—札記專欄【萬千視野照見兒童性侵】

Steven童年時被教會的幾名男性性侵。他在高中歷經很多掙扎,後來投入工作並開創了自己的事業。然而,女兒出生後不久,他的生活漸漸開始崩潰。在此之前,他從未向任何人說出自己的經歷。隨著他的身心狀況變得越來越糟糕,他決定尋求協助。他表示:「我知道我必須說出來,我的頭快要炸掉。可以這麼說,我需要把這事情從我的胸口拿下來。」(註一)

是否揭露性侵經歷,是一個非常個人的決定。

我們必須嚴肅看待揭露的複雜性。受害者揭露的動機、是否揭露、何時揭露、如何揭露、向誰揭露,會受到多個複雜因素交錯影響。

兒童與加害者的關係、兒童的年齡和性別、家庭狀況、人際支持、社會對性侵受害者的態度等個人及環境因素環環緊扣,並且以不同方式在受害者一生中,持續促進或壓抑揭露的可能性與歷程。

基於每一位受害者的個人處境、虐待經歷、背景因素各異,他們揭露的考量與動機,也會呈現不一樣的樣貌。當受害者在生命不同階段揭露,隨之而來的衝擊及所需要的支持,也會有所變化。

揭露的動機與契機

兒童性侵受害者的揭露,往往受到當下某種強烈的動機所驅使。例如,想要保護他人的願望、保密的壓力已經超過身心負荷、媒體報導引發的虐待回憶、或生命出現重大轉變如孩子出生等契機。

  1. 想停止傷害再次發生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在二〇一七年發表的兒童機構性侵調查報告發現,受害者在童年時期揭露性侵的普遍動機,是希望能感到安全和停止虐待的發生。

澳洲一名童年性侵受害者Brian,在孤兒院生活期間遭到性侵害。他的媽媽因為無法應付生活,所以把他安置在孤兒院。有一天比他年長十歲的哥哥到孤兒院探望他,他跟哥哥揭露了自己的經歷,期望哥哥當天能帶他回家。這是他第一次對他人揭露,很可惜他的求救無法改變他的處境,當天哥哥並沒有帶他離開。(註二)

許多受虐的兒童長期與施虐者同住,或經常必須見面,使受虐兒童處在很多可預期及突發的傷害之中。由於兒童即將再次接觸加害者,因擔心再次受到虐待,焦慮加劇,故緊急向外揭露冀求能改變現況。例如希望自己可以離開當時的處境,或加害者可以被帶走。

然而多數受虐兒童難以改變自身所處的環境,只能將制止傷害的期待放在未來某個未知的契機中。當每次揭露都無法得到相應的改變時,成長中的兒童對生命的掌控感及希望便逐漸損傷,使創傷更為複雜。

  1. 保護其他兒童

對許多孩子而言,另一個揭露的動力,是保護其他可能面臨性侵的孩子。即使受害者知道說出性侵經歷是一個具有風險的行動,但他們熱切希望能阻止虐待發生在其他孩子身上,促使他們對外揭露。

Marco在12歲時遭到校內的修士(Brother)性侵。他當時沒有跟其他人說,直至五年後他察覺到修士與校內另一名12歲的男學生有不適當的關係。他很擔心,所以決定與當時的班級導師揭露,希望能保護這位孩子。(註三)

許多參與澳洲皇家調查的成年倖存者表示,他們從媒體聽到其他性侵受害者的故事後,希望自己也能一起為兒童更安全的未來作出貢獻。

Judith告訴調查委員:「我來是因為──我不知道這聽起來是否很愚蠢──但這就像那個小女孩還沒有長大,她一直和我在一起。我必須幫助她,並幫助其他孩子,因為這樣殘酷的事情不應發生在孩子身上。」(註四)

許多倖存者意識到,類似的傷害可能加諸在另一個人身上時,會試圖採取行動改變可能發生的傷害。這些行動與受害者的連結與經驗有關。當受害者對自身的經歷有更多認識,願意揭露或採取行動的意願也越強。

但在某些案例當中,加害者也會利用兒童試圖保護另一個人的意願,使兒童沉默。例如告訴兒童揭露會使他的家人痛苦,或使加害者痛苦。加害者也可能威脅兒童,若不保持沉默,將會加害另一個兒童。

  1. 無法再隱藏的痛苦

獨自面對性侵帶來的痛苦,長久下來為受害者累積龐大的壓力。當倖存者的身心狀況再也無法獨自承擔性侵害秘密的重擔時,他們可能會感到各種難以承載的情緒快要把自己淹沒,極度需要說出來,希望自己的痛苦得到聆聽。

部分受害者的生活、行為、情緒受到童年性虐的影響,例如無法工作、無法入睡或進食,因為家人持續的關心和支持,很多受害者會在此時向家人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揭露性虐待如何困擾他們的生活。

Michael就讀高中時,被弟弟的國小老師性侵。這位教師當時寄宿在他們的家,與他們共同生活。直到他三十多歲時,他第一次向太太揭露這段痛苦的回憶。他說:「我必須說出來,因為這事情讓我極度痛苦。」(註五)

性虐待所造成的創傷反應,需要得到理解與足夠的支持,才能逐漸減緩。許多倖存者在傷害發生之後,沒有得到足夠的保護及復原的支持,造成創傷持續影響他們的成長與生活。這樣持續的影響,可能會延續到倖存者成年之後的生活。

許多倖存者脫離性虐待之後,依然受到性虐待所造成的創傷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揭露很多時候是為了釐清自己身心的狀態,看見壓力的來源。

  1. 被不預期的事件觸發回憶

很多時候,受害者生活中出現的不預期事件或突發危機,促發他們對外揭露。例如受害者在路上突然遇見加害者、閱讀到有關加害者或兒童性侵的報導、或是急性的抑鬱症發作。

受害者在沒有準備的狀況下,喚起了他們過去被性侵的回憶。在這種狀況下,揭露大多沒有嚴謹計畫,是不預期的揭露。

這些意料之外的隨機事件,很多時候會使倖存者陷入不知所措的情緒,他們甚至會感到自己情緒崩潰,生活失控,需要尋求心理協助和家人支持。

當受害者意識到生命持續受到性侵經歷所困擾,童年性侵的回憶無法長期隱藏在忘卻之洞時,他們可能會重新梳理這經歷對自己的影響。也有一些受害者因而決定進行法律或刑事訴訟,尋求公義。

許多倖存者過往受到性虐待經歷的影響,可能會有難以掌控身心感受及生活的感覺。在尋求親友協助及社會支持的過程中,若能得到足夠的理解及正向的回應,會協助倖存者取回生命的掌控感。

  1. 經歷生命中重大轉變

受害者在人生的關鍵過渡時期,例如高中畢業、上大學、離開家鄉、開始全職工作、建立親密關係、人際關係破裂、親人離世等,可能會經歷情感上的重大改變。這些改變可能會影響倖存者揭露的意願。

▲建立親密關係

當性侵倖存者開始建立伴侶關係,或準備步入婚姻時,部分倖存者會選擇跟伴侶揭露。他們感到伴侶的長期支持,也期待自己在關係裡能互相坦誠和開放的討論。有倖存者表示,他感到妻子能理解一切,所以他不想在妻子面前隱藏。

許多性虐待的歷程,是對受害者的背叛。性虐待的倖存者想重建對人的信任感,親密關係在重建的過程中具有象徵性的意義與地位。

▲成為父母

受害者在成年期間揭露的原因,比在童年時期揭露的原因更為多樣。其中一個普遍的契機,是當成年倖存者開始擔任育兒角色時,人生角色的變更,照顧幼兒的生活互動,可能會觸發受害者隱藏已久的情緒,促使他們童年時期遭受虐待的經歷浮出水面,甚至情緒崩潰,轉而成為揭露的契機。

這些觸發成年倖存者揭露的事件,包括孩子的出生、孩子長大到與倖存者被性侵時相近的年齡等。不少受害者害怕自己無法保護孩子,害怕孩子遭遇跟自己一樣事情。

許多倖存者從過往性虐待的經歷中,意識到自己沒有受到足夠的保護,也理解到兒童需要被保護的脆弱性。當倖存者意識到自己從一個未受到足夠保護的兒童,轉換身份為一個保護兒童的照顧者時,部分的人會面臨極大的恐懼。揭露及釐清自己恐懼的來源,可能是倖存者減低恐懼或處理情緒的選擇。

▲父母離世

澳洲皇家調查報告顯示,許多倖存者會延遲揭露,直到父母過世後,才揭露性侵。

Jai在母親去世後,才首次揭露性侵的經歷。這已經是距離他被性侵的二十年後。他說自己在母親過世後的某一天,「我所有的情緒突然爆發。」(註六)

性虐待倖存者選擇在父母離世之後揭露,原因可能很複雜;可能是倖存者不希望父母知道自己的經歷,也可能是考量父母的感受。而意識到重要關係的改變及失去,也可能影響部分倖存者揭露的意願。

揭露的利害衡量

即使受害者揭露性侵是有機會阻止傷害發生,並得到復原的支持和協助,但對外揭露個人的創傷經歷,同時也是一個帶有風險的行動。

對外說出自己遭受兒童性虐待的經歷,可能會引來司法調查,使自己涉入不能控制的流程、引來不能預期的人際動力,進而為受害者帶來二次傷害,例如受到指責、不被相信、被指控捏造、身邊朋友不再支持等。所有因為揭露而引發的關係動盪,多數的時候,受害者只能獨自承擔。

即使受害者在成年後才揭露性侵,這歷程依然是複雜且極具挑戰。多數的時候,揭露不會因為時間過得越久,變得越輕鬆。

許多倖存者感到焦慮的是,向熟識的人揭露可能會改變或無法繼續維持原有的關係,而這樣的效應,有可能持續擴散在倖存者的人際關係之中。若受害者的朋友同時認識加害者,受害者的揭露會帶來人際關係的動盪,有些朋友可能會對受害者產生誤解,使傷害擴大。若加害人有能力影響受害者人際圈的評論,可能會使受害者感到害怕,且不願揭露。當加害者越有影響力時,這樣的影響越明顯。

性侵的揭露往往不是單一次的個別事件。受害者會在一生中根據自身對預期風險和利益的理解,評估當時的情境與條件,進而決定揭露的程度和是否再次揭露。若受害者感覺到說出來會帶來更多危機,社會氣氛讓他感到說出來是不安全的,揭露意願便會減弱。

除倖存者個人因素外,社會對性侵害及兒童性虐待的態度影響倖存者揭露的意願。新聞媒體報導、政府對兒童性侵害防治的宣導方式,會影響一般人對兒童性虐待的知識與態度。社會大眾友善的態度,以及對兒童性虐待的理解是否普及,是倖存者揭露時是否感到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這樣的考量下,公權力或足夠信譽的非政府組織所傳遞的公開訊息,對倖存者至關重要。足夠、透明及清晰的訊息才能使倖存者感覺到安全與信任,提高揭露的意願。

揭露並不是受害者的責任。我們不應該覺得受害者一定要說出自己的受害經驗。我們要尊重受害者揭露的意願,不可強迫他們做他們不想做的事。只有當我們看見性侵受害者選擇揭露的各種情境與心境,我們才能提供更適當及貼切的陪伴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