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進醫學教育與制度，在心理上做好準備

張教授回憶SARS時期，面對感染者，許多醫院第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做，只能眼睜睜看著感染擴大，從醫院傳到另一間醫院，再從醫院傳到社區，「那時我也在高雄，高雄長庚那時也是受災醫院，受創慘重的一所醫院。那時候很多醫護人員，倒的倒，逃的逃，死的死、更多的是慌張無助。所看得到，如同現在很多國家面對武漢病毒情境一樣，醫院及醫療體系的即時崩盤，形成一個很混亂的時期。」

然而這十七年來，台灣有很大的改變，尤其是在醫學教育的改革，「從那時候開始，最大的一個改變及影響，是醫學教育改革。所有的醫學生畢業以後，必須增加了兩年的一般醫學訓練，加入醫學倫理與一般醫學教育。完成兩年的一般醫學訓練後，才能進入專科醫師訓練計劃。」張教授說，「這兩年的一般醫學訓練內容，強調醫學倫理、感染控制、社區醫學、一般醫學基本核心與技能訓練等」。「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得到部分的成果了。你看現在年輕的醫師，經過這兩年的洗禮，防護衣、洗手、插管等防護動作，都能上手，不像當年一樣，年輕的醫生身先士卒，也不知道怎麼樣來防禦，先死掉了。」

除醫學教育重大的改革外，醫院管理也有很大與改變與要求。「當時醫院一個一個淪陷，醫院也不知道如何來因應生物災難引發的『大流行』及感染控管。十七年來，每年的醫院督導考核或是評鑑，都將病人安全、感染控管、重大災難之處理等，列為重點考核項目。所以現在每一家醫院，都有相關的法規及處理辦法，循序執行。」這也就是說，疫情尚未大規模發生時，許多醫院在過年前，就已經開始著手應變了。

最重要的是，傳染病防治法的修訂，更為周延。「當年的疫情，開始是發生在台北，當時的台北市跟中央不同調，你講你的、我做我的，使得疫情不斷的向外縣市擴散，我們也得到了慘痛的教訓。」經過幾次的修法，目前疫情處理辦法，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一處理，對不合作者及散佈謠言者，也訂有明確的罰則。對疫情的進展，也有透明化、統一對外說明的機制，以解除大眾的疑慮，更希望全體國民，不為己私，遵守規定，共度危機。

當然，隨著時代的進展，科技也有很大的進步。例如，對於病毒的瞭解與各種檢驗方法的應用，以及藥物或疫苗的研發，都比以往要快速及進步。加上資訊傳播的發達，使到我們能在很快的時間內，能瞭解疫情。然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由於很多「無知」的人，不能從分的瞭解問題，利用社群網路，轉發一些不當的訊息，造成別人的恐慌與不安，無形中，也間接的在「害人」。

正確的資訊可以減少焦慮

從張教授所提到的，在SARS事件後，經過了一連串醫學教育的改革、醫政及法律的修訂與執行，對於任何危險事件的控管與處置，有所依循，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傷。重大災難，不論人天災人禍，在所難免。然而，我們更要去瞭解各種的危害事件，平時就要認真的做好危害評估、危險控管及危機處理，臨危時才會處驚不變，能夠處置泰然。我們的確是從SARS 中學到了寶貴的教訓，相對於很多國家，包括了先進的歐美各國，遺憾的不能從我們的慘痛教訓中學習，而重蹈覆徹。

由於科技的進步，使到我們對過去很多不瞭解的事情，例如病毒，可以更快速的來解密。其實，病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毒』的人心。在SARS流行時，醫護人員因為照顧病患而成為了受害者，一般人看到醫護人員會躲避，進入電梯時，人家看到你是醫療人員，趕快跑出去，好像遇到一個病毒一樣，就連同他們的孩子，在學校時也遭受到歧視、排擠，醫療人員因此而被汙名化，這種心理不太好。目前的武漢病毒也是一樣，居住在武漢的人，何來其罪，只不過是病毒是從那裏傳播出來的，就被遭到歧視、排擠、汙名化。人類的進步，卻趕不上科學的進步，對潛意識無知的恐懼心理，如同「鬼」一樣，錯誤植入及烙印在我們偏執的腦中。面對受害者，不論是誰，是需要我們來關懷、扶持與幫助。若你沒有能力來幫助他們，至少不要轉遞一些偏執的言論，造成他們二次的傷害。

這一兩星期內，台灣的個案倍數的增長，主要是第二波從許多國外回來的民眾陸續確認，引起了一波恐慌外，也讓許多人非常憤怒，在網路上惡言相向。但張教授認為，這樣其實無法解決問題，也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實，只是吐一時的爽快。試想，你若是他們，也希望被傳染到病毒嗎？除不必要的旅遊外，很多是去辦公或是留學生，也有的是過境的外國人。「在這患難時期，我們不要去製造這樣的紛爭，要同理及互相扶持互相來幫忙，是非常重要的。」張教授說，「疫情發生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每一個人都要自己犧牲一點，改變一點，就可以成全大家，很快就可以度過難關，因為這是一個公共的問題。」

十七年前的慘痛教訓，讓我們有了今天強壯的防疫。在台灣的醫護人員不斷提升精進自我的同時，身為一般民眾的我們，也可以在這疫情期間，幫助大家，加強自己的知識與能力，勤洗手、不遠遊、不聚眾集會、不散布不實訊息，照顧自己的身體、維持健康生活的好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