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SARS ——台灣防疫的浴火重生

口述︱張明永    採訪整理︱李庭芝            攝影︱曾魂

 

 
十七年前,SARS重創台灣:共有三百四十六人確診,八十一人含十一位醫護人員死亡,是除了中國以外受創最慘的地區。對比今年,當全球都籠罩在武漢肺炎疫情之際,需要鎖國、封城、停課、停止任何社交活動、及關閉商店的時候,台灣仍然大致上保持著正常的作息,該上學的上學、該上班的上班,生活雖然多了一些不方便,心情可能受了一些影響,整體上,除了提高警覺外,是不需要太過於憂慮的。
 
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的運氣好,而是台灣從SARS中學到了慘痛的教訓,從那時開始,我們做了很多的改變至今。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前副院長,也是精神科權威張明永教授,在SARS疫情期間,對醫療人員之壓力和精神狀況進行了研究,結果發表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受到美國等國際學界之重視,目前也有不少學者來函請益,如何來執行類似的調查研究。對比今昔,張教授說:「『一將功成萬骨枯』,台灣是從SARS疫情淚與血慘痛之經驗中,學習改變的。」
 

亙古不變的焦慮與恐懼

每次發生了疫病的大流行,病源(毒)及預後可能會不一樣,但不變的是,人類每次都會因此而產生不少的恐慌與焦慮。這些外顯焦慮行為,如目前所看到的,去搶購泡麵、衛生紙、酒精、口罩,或是用酒精反覆消毒孩子的手,直到破皮都還是不放心等動作。
 
「什麼叫做焦慮呢?任何動物都具有『焦慮』的感覺,這是天生的。」張教授說,「當動物面對威脅的情境時,會感受到自己的身體會遭受損傷或是生命的逝去,大腦中樞就會產生焦慮恐懼這種情緒,驅使採取逃跑(保命)或戰鬥(防抗)的因應行為。」人類除了會眼前立即性的威脅,而感到焦慮恐慌之外,更會會對『未知』的情境,感到恐慌與無助。然而,很多的「預測性焦慮」,是來自於「錯誤的認知與偏差的學習經驗」。
 
張醫師接著說,我們可以一起來想像一個情境(各位讀者也可以在腦中想想看):「今天晚上,我們去墳墓走一走。」
 
這個情境會給你什麼樣的感覺呢?可能一想到就會馬上覺得有些緊張,有點毛毛的。我們不一定會有在半夜去墳墓走動的經驗,但是會不由自主的產生了預期性焦慮的身心反應。為何如此呢?這可能是因為成長過程中,我們會聽聞各種半夜出門有危險的警告、關於鬼故事,死人及墳墓等不詳的事件。這些負面的印象已深深的烙印在我們的腦海裡,更影響了我們對「死人」、「墳墓」、「鬼」的恐懼心理。雖然我們沒有真正的要去,但此種預期的心理,可見一般。「還有就是,我們認為不好的東西,就稱他為鬼,像是色鬼、賭鬼、酒鬼啊,無形中,『鬼』就被污名化了。」張教授說,我們有很多的不良文化教育,例如習慣將我們不喜歡或厭惡的人稱之為『鬼』,像是『洋鬼子』、『日本鬼子』、『黑鬼』等等,「你自己是人,別人就是鬼?」這種心理上的歧視,會潛意識的產生很多莫名恐懼感。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cloud.shepherd

改進醫學教育與制度,在心理上做好準備

張教授回憶SARS時期,面對感染者,許多醫院第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做,只能眼睜睜看著感染擴大,從醫院傳到另一間醫院,再從醫院傳到社區,「那時我也在高雄,高雄長庚那時也是受災醫院,受創慘重的一所醫院。那時候很多醫護人員,倒的倒,逃的逃,死的死、更多的是慌張無助。所看得到,如同現在很多國家面對武漢病毒情境一樣,醫院及醫療體系的即時崩盤,形成一個很混亂的時期。」

然而這十七年來,台灣有很大的改變,尤其是在醫學教育的改革,「從那時候開始,最大的一個改變及影響,是醫學教育改革。所有的醫學生畢業以後,必須增加了兩年的一般醫學訓練,加入醫學倫理與一般醫學教育。完成兩年的一般醫學訓練後,才能進入專科醫師訓練計劃。」張教授說,「這兩年的一般醫學訓練內容,強調醫學倫理、感染控制、社區醫學、一般醫學基本核心與技能訓練等」。「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得到部分的成果了。你看現在年輕的醫師,經過這兩年的洗禮,防護衣、洗手、插管等防護動作,都能上手,不像當年一樣,年輕的醫生身先士卒,也不知道怎麼樣來防禦,先死掉了。」

除醫學教育重大的改革外,醫院管理也有很大與改變與要求。「當時醫院一個一個淪陷,醫院也不知道如何來因應生物災難引發的『大流行』及感染控管。十七年來,每年的醫院督導考核或是評鑑,都將病人安全、感染控管、重大災難之處理等,列為重點考核項目。所以現在每一家醫院,都有相關的法規及處理辦法,循序執行。」這也就是說,疫情尚未大規模發生時,許多醫院在過年前,就已經開始著手應變了。

最重要的是,傳染病防治法的修訂,更為周延。「當年的疫情,開始是發生在台北,當時的台北市跟中央不同調,你講你的、我做我的,使得疫情不斷的向外縣市擴散,我們也得到了慘痛的教訓。」經過幾次的修法,目前疫情處理辦法,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一處理,對不合作者及散佈謠言者,也訂有明確的罰則。對疫情的進展,也有透明化、統一對外說明的機制,以解除大眾的疑慮,更希望全體國民,不為己私,遵守規定,共度危機。

當然,隨著時代的進展,科技也有很大的進步。例如,對於病毒的瞭解與各種檢驗方法的應用,以及藥物或疫苗的研發,都比以往要快速及進步。加上資訊傳播的發達,使到我們能在很快的時間內,能瞭解疫情。然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由於很多「無知」的人,不能從分的瞭解問題,利用社群網路,轉發一些不當的訊息,造成別人的恐慌與不安,無形中,也間接的在「害人」。

正確的資訊可以減少焦慮

從張教授所提到的,在SARS事件後,經過了一連串醫學教育的改革、醫政及法律的修訂與執行,對於任何危險事件的控管與處置,有所依循,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傷。重大災難,不論人天災人禍,在所難免。然而,我們更要去瞭解各種的危害事件,平時就要認真的做好危害評估、危險控管及危機處理,臨危時才會處驚不變,能夠處置泰然。我們的確是從SARS 中學到了寶貴的教訓,相對於很多國家,包括了先進的歐美各國,遺憾的不能從我們的慘痛教訓中學習,而重蹈覆徹。

由於科技的進步,使到我們對過去很多不瞭解的事情,例如病毒,可以更快速的來解密。其實,病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毒』的人心。在SARS流行時,醫護人員因為照顧病患而成為了受害者,一般人看到醫護人員會躲避,進入電梯時,人家看到你是醫療人員,趕快跑出去,好像遇到一個病毒一樣,就連同他們的孩子,在學校時也遭受到歧視、排擠,醫療人員因此而被汙名化,這種心理不太好。目前的武漢病毒也是一樣,居住在武漢的人,何來其罪,只不過是病毒是從那裏傳播出來的,就被遭到歧視、排擠、汙名化。人類的進步,卻趕不上科學的進步,對潛意識無知的恐懼心理,如同「鬼」一樣,錯誤植入及烙印在我們偏執的腦中。面對受害者,不論是誰,是需要我們來關懷、扶持與幫助。若你沒有能力來幫助他們,至少不要轉遞一些偏執的言論,造成他們二次的傷害。

這一兩星期內,台灣的個案倍數的增長,主要是第二波從許多國外回來的民眾陸續確認,引起了一波恐慌外,也讓許多人非常憤怒,在網路上惡言相向。但張教授認為,這樣其實無法解決問題,也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實,只是吐一時的爽快。試想,你若是他們,也希望被傳染到病毒嗎?除不必要的旅遊外,很多是去辦公或是留學生,也有的是過境的外國人。「在這患難時期,我們不要去製造這樣的紛爭,要同理及互相扶持互相來幫忙,是非常重要的。」張教授說,「疫情發生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每一個人都要自己犧牲一點,改變一點,就可以成全大家,很快就可以度過難關,因為這是一個公共的問題。」

十七年前的慘痛教訓,讓我們有了今天強壯的防疫。在台灣的醫護人員不斷提升精進自我的同時,身為一般民眾的我們,也可以在這疫情期間,幫助大家,加強自己的知識與能力,勤洗手、不遠遊、不聚眾集會、不散布不實訊息,照顧自己的身體、維持健康生活的好習慣。

張明永/《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前副院長、精神科權威
李庭芝/《人本教育札記》執行編輯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40期

【看見兒童性侵】如何評估機構環境兒童性侵的風險

兒童性侵害防治是一項複雜的工程。我們不但需要理解加害者的犯罪手法、物理環境的危險因素、各種情境風險、兒童的脆弱性、兒童揭露性侵的考慮等,我們更需要認知上述的風險因素並不是獨立運作,而是會產生累積的效應,甚至在不同類型的機構場域中互相增強。

【民主的滋味】民主路上的那些經典點心

對於多數臺灣年輕人來說,民主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公民選舉權更是成年後的第一件成年禮物。若提到臺灣選舉文化,現時年輕人想到的可能就是各個公眾人物的「雞排祭品文」,光是二○二○年總統大選,就有「館長」陳之漢、國民黨台南主委謝龍介為不同陣營的候選人發出請雞排的承諾,成為網路話題…

【看見兒童性侵】包庇還是疏失?〉從校園兒童性侵害思考制度性缺失

澳洲皇家調查在二〇一七年發表的機構兒童性侵調查報告,透過與受害者會面、舉辦多場公聽會及個案調查,理解受害者與家屬的經歷和觀點,發現了很多過去學校處理兒童性侵害事件時的盲點,例如環境因素、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及互動、通報系統的失靈等。這些因素在加害者或學校教職員的觀點中,常常會被刻意遺漏或忽略。

【特別企劃】近距離觀看兒童權利

人們的慣性,對兒童施暴的加害者當然應被課以重罰,然而除暴力外,對兒童的作為都儘可商量,沒什麼絕對不行的──不然,怎麼「管教」小孩呢?
這就是為何即使兒權里程碑已立,兒權風景仍然沒有大變。以管教當神主牌,就能推倒兒權里程碑嗎?十一月二十日,是世界兒童人權日。近距離觀看兒權,看出其現況、困難,以及迷思。請您,一起來看。

【民主的滋味】監獄中的豬肝湯

若單純從物資分享來看,也許只會覺得柯旗化老師就是一個善良的好人罷了!但若同理政治犯置身於白色恐怖下,那種險惡環境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就會發現那一碗豬肝湯,乃至於各種營養品、食物與金錢的分享,都是難能可貴的人性光輝在作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