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道事件後,臺灣準備好痛定思痛了嗎?

──專訪林佳和教授

文︱李昀修           
柔道事件後,臺灣準備好痛定思痛了嗎?──專訪林佳和教授

「他心裡一定覺得很嘔、覺得自己很倒楣:我摔一百個,九十九個都沒事啊。為什麼摔你一個就有事?這是令人遺憾的不幸,不能怪我,對不對?──這是可悲又可笑!」政大法學院林佳和副教授的語氣狀似嚴厲,但坐在對面進行訪談的我感受到的卻更多是一種龐大的無奈。

眼前侃侃而談的林佳和教授何許人也?如果你知道他除了身為法學博士,也有長年的運動選手經歷,曾擔任過田徑協會的訓練組副組長、目前也擔任手球協會的選訓委員會召集人,你便不會驚訝於他對台灣體育界的瞭若指掌。

四月二十一日,一名男童在練習柔道時由教練與學長重摔二十七次,陷入腦死,社會群起激憤。事實上,男童腦死事件並非僅是場不幸的意外。林佳和教授說:「我會把它當成是文化跟訓練知能不足,兩者的交互作用。」

他舉出一同樣發生在技擊運動的案例:「新北市有一個跆拳道的重點發展學校,他們的運動員都是全國冠軍等級。教練覺得『你那麼厲害,誰跟你踢都不會踢贏你,那就兩個踢一個。』選手的腿當場被踢斷。我不會認為教練跟他有仇啦,但這明顯是訓練知能不足。」

「文化就會發生在比如:懲戒。我曾經看過有小學球隊,練完以後小朋友站一排,教練一個一個打耳光。就你今天哪裡跑不好哪裡跑不對,錯最多的打很多,錯少的打比較少,但都打。我看了真的眼淚快掉下來,小朋友的臉都被打得紅通通的。」

回憶起二十多年前那些被耳光打到全身搖晃的孩子,林佳和教授還是捨不得,如今台灣的體育圈,明目張膽的體罰相對過去雖然已少了許多,然而在體育文化與訓練知能不足交互作用下,不只技擊運動,其他運動也可能出現過度訓練或處罰致傷。

林佳和教授曾在德國運動俱樂部擔任訓練員,無法認同這樣的體育文化,然而他也坦言,台灣的詭弔之處在於,這種教練常常都是關心孩子的好教練:「通常孩子遇上任何問題,這種教練都會熱心幫忙解決。那我們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我常在想,你只有傷害孩子的尊嚴才能夠做到為他好嗎?只有對他嚴苛到不近情理,他才會有好的表現,以後才可以順利升學、才有可能大學畢業、才有可能跟我一樣以後當老師嗎?我一直在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是,那我覺得台灣很可悲。」

異常的體育文化

台灣的體育文化是異常的。

林佳和教授以金字塔型比喻歐美等先進國家的體育結構,基層的運動人口很多,而一小群人擁有頂尖的水準:「但台灣是一根竹棒型,從小就直接抓出小眾,說你們這群人以後就靠這個維生,你就幾乎不必上課、不必重視學業,把它專門化、特殊化。」

而這樣的思維,其實是落後國家的象徵。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最明顯的,幼稚園階段就讓你往競技發展。他們有一個叫做骨齡的測驗,男生兩歲多就可以從你左手手腕的X光片預測出你的身高。比方說中國的NBA選手姚明,兩歲多就被預測未來會兩百二十八公分,所以就讓他去打籃球,因為那麼高的人不可能去做體操。你可以發現過度強調競技,然後小孩很早就分流從事強度過高訓練的,這思維的偏差,就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台灣基本上競技運動的觀念也發生蠻大的偏差,這偏差會影響到各式各樣的領域。」

觀念的偏差與訓練知能的不足,讓不科學的訓練方式得以長存,他舉例:「我要你步伐有力,有一些方法,但不是叫你拼命做一百次就會成功。教練教得好,孩子夠認真,十次、最多二十次就會了。但我們教練經常叫你做一百次,那就是過度。你累了或肌肉受傷,他就說你假仙、偷懶,我認為那是文化跟訓練不科學兩者交互作用。」

林佳和教授說在歐美各國,運動是人們生活裡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台灣叫做「運動即國力」,運動是國家力量的展示,二者基本價值的差距非常明顯。然而台灣未曾回頭檢討這樣的情況:「我往往認為,教育就是台灣社會的反映,台灣社會就是如此的庸俗,如此的低級,教育才會變這樣。運動自然不可能多好,會等而下之,我認為是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體育界流行一句話是:『會讀書你不要來。』」──林佳和教授苦笑:「表示你未來前途遠大,不要來這邊,我們這邊是要那些不會讀書或家裡窮,需要被照顧的。你就會看到老祖母或父母,老淚縱橫的把孩子交給教練,教練對他非常嚴厲,用打的,然後孩子未來就成器,台灣人就很感動掉眼淚…」

「但這是不健康的啊!」他大喊:「那是社會扭曲,是台灣的貧富差距,要靠貧富差距的解方去處理,而不是靠把它收去運動團隊處理。我們台灣就是一個結構性的,環環相扣,才會造成運動界體育界的很多觀念偏差,這不會是個案,只是沒有這麼不幸而已。」

感人的淚水流過之後,社會大眾可以離開窺視孔,等待下一個感人故事誕生。然而,只要體育文化沒有被改變,暴力就會被狀似合理地施用在運動選手、甚至是僅僅來接觸、體驗運動的一般人身上。就像那位七歲的男童,一次、兩次的傷害沒有被停下,最後就是二十七次被重摔至傷。

從法律開始的文化重建之路

男童腦死事件發生後,臺灣有沒有可能為此做出補救甚至預防呢?林佳和教授提及一個既有的法律概念:選任與監督。

「並不是只有外國法才有,選任、監督是我們法律的基本原則。當我經營道館、當我是一個學校的校長,我找你來當教練訓練學校的球隊、訓練來道館的孩子們,我就有責任。」

「但台灣呢?都彷彿事不關己。曾發生過運動教練性侵國中女生的案例,許多都是外來教練,不曉得是誰莫名其妙找來的,學校都知道啊!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學校名義出去比賽,就讓這個教練帶去了,這都是可以避免的。但為什麼?因為該負責任的人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責任看清楚!」

他以計程車為例:「其他國家基本上不容許個人車行,只能有計程車公司,你旗下的司機敢犯案,公司就吃不了兜著走了,所以它會嚴格監督自己的司機。我們台灣各個領域都有這種問題,就是選任、監督的人不願意負起責任,好好的選任好好的監督,那下面的人就不至於四處為惡。例如道館,我相信道館負責人要負責,除非教練是第一天這樣做。但你怎麼可能讓沒有經驗的人教?我絕對不相信,道館一定對這個人有所了解,卻放縱他這樣做。」

在歐美,例如德國也曾出現施暴的教練,林佳和教授強調那不會是結構性的,因為這樣的教練必然會被解僱,但臺灣卻充斥著結構性問題:「我覺得暴力就是違法的,暴力沒有什麼合理訓練。但我必須承認很多人並不像我這樣想。我只能說,如果現在還有很高比例的老師支持體罰,我就很難相信體育界會接受我的講法,因為臺灣社會還停留在那個階段。臺灣比以前進步很多,但還沒有到尊重孩子的身體、自主性、跟人格完整性;不以羞辱、不以毆打,作為教育手段。」

「所以我只能用一個方法──用法律責任來壓它。你暴力,我就不讓你當教練。」林佳和教授說得斬釘截鐵。然而,「選任與監督」除了訴諸法律層面的責任外,同時也包含著改變文化的期望在內。認為事不關己的學校、道館或民間人士,無法再用各種理由卸責後,或許,大家會願意多了解何謂合理的訓練,進而逐步推進體育文化的正常化。

「如果不能自律,我只能用他律了,最強的他律就是法律。」林佳和教授談及在自律極強的歐美各國,國家基本上不需要去特別介入體育活動,體育圈內部就能在選任與監督下排除不適任的教練:「所以這兩者是一個辯證,他律多,自律被壓迫,慢慢自律就會自己建立起來,自律建立起來,他律就可以減少了。其他國家他律少,因為自律強。我們台灣自律弱,甚至沒有,他律就要很強。目前就是臺灣的他律也沒有,問題就出在這邊。」

台中市柔道委員會主委李成顯,在男童腦死事件後仍然脫口:「我們以前也是這樣學過來的啊!」並且不覺得這樣講有什麼不對,這是自律的欠缺;社會上究責的目光只停留在教練一人身上,不追究結構性的共犯,這是他律的匱乏。自律他律兩者皆無,「看似不幸的個案」將持續出現在各個角落,一直到那一天,人們終於領悟:這些根本不是個案的那一天。

而,得等到哪一天呢?

全面、結構性的改變需要時間,如果不踏出第一步、不開啟那些辯證,時間便永遠不會轉動起來。或許,就從這並不僅僅是起不幸意外的事件開始,痛定思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