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人權與教育專業──「管教權」這個鬼話是從哪裡來的?

文︱編輯部

十一月的空氣裡,總是充滿「兒童」的味道;於是,便要常常聽到這樣的話:「保障兒權?那大人咧?無限上綱,都不要管小孩好了!」

最近教育部修改「輔導管教辦法」,要保障兒童的下課的權利,反對聲浪馬上就來了:「那,老師的管教權呢?」;而一般家庭中,要顧到小孩的隱私權、表意權等等,很多事就不能照大人的習慣來跑,這樣,家長也不高興…

總之,大家就是放不下孩子、不願放著他們不管;不過,人們可能想不到,「不願放著孩子不管」的這份用心,正是兒童權利的首倡者Eglantyne Jebb的初衷。

兒權的起點:一個穿越時空的思考

Jebb曾任小學教師,無法假裝看不到貧困的學生。一戰時,物資短缺,而兒童往往比大人更容易陷入困境。一九一九年,她成立了救助兒童基金會,要確保兒童「享有健康、食物、教育的權利,保護他們免遭一切形式的虐待、忽視、暴力」。

換句話說,Jebb認為小孩需要大人的保護與教導;滿足兒童的這種需要,是成人社會的責任。放著兒童的需要「不管」,就叫做忽視,是兒童權利最大的敵人。

反過來說,兒童權利的核心思想,就是:兒童需要大人「管」,這個「管」不外乎保護與教導──保護他們不因身心未成熟而受不當對待,包括著免於被剝奪發聲權;教導他們發展為成熟的大人,包括著教導他們能夠追求公平與正義。

這個主張,在童工盛行的當年,超越了時代。

Jebb把這些想法和主張寫成《兒童權利宣言》。一九二四年,國際聯盟通過該宣言,於是,這個世界有了第一份跨國兒童人權文件。

兒權的發展:先確定具體的目標

然而,怎樣才能保護與教導兒童,一百個人可能會提出一百零一種設想。或許,比較務實的做法是,先定下「具體的目標」,再來研究「達成的手段」。

一九五九年,聯合國也發佈了《兒童權利宣言》。相較於三十五年前的國聯版「宣言」旨在揭示兒權精神,聯合國版更側重列舉權利項目。

但宣言並非條約,不能約束各國,也就無法直接影響法律與政策。一九七九年,波蘭首次提出為兒童制定國際公約的想法,再經十年討論與運作,聯合國於一九八九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該公約共五十四條,除包含前述「宣言」的內容外,還有更詳細且具體的延伸;比如,該公約明示兒童有這些權利:

    • 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
    • 獲取資訊的權利
    • 隱私權
    • 休息、休閒、參加文藝活動的權利
    • 不受暴力的權利

該公約也要求締約國應負起相關責任,例如:

    • 兒童誘拐、販運之預防
    • 兒童被害人之康復與重返社會
    • 少數民族及原住民兒童之保障
    • 對兒童濫用藥物之預防
    • 武裝衝突時兒童之保護

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標舉四大原則,以概括保障兒權的「具體目標」:

    • 禁止歧視兒童
    • 考慮兒童的最佳利益
    • 保障兒童生存和發展權
    • 保障兒童表達意見

公約的困境:當兒權遇到教育

眾所週知,宣言和公約,都只是抽象的語言;不過,只要國家願意動用公權力,傾一國之力,應該也沒有做不到的理由。

例如,誘拐或販運的禁止,暴力侵犯的免除,濫用藥物或流行疾病的預防…等等,凡涉及兒童的,在我國應該而且事實上也已經都做到了。不過, 一旦涉及精神、心理、人格、或思想層面,事情就有些麻煩。

例如,兒童的自由表達、資訊獲取、免於歧視,再加上隱私和休閒的權利等等,都會涉及教育領域,而教育是所謂「良心事業」,很難用法條規範,公權力的介入也不宜毫無限制:難道政府可以規定作文要怎麼寫,老師要怎麼教嗎?

本來是責成「國家」要去落實的,現在遇到國家力不能及,或不可以「讓它及」的時候,要怎麼辦呢?只要有人倡言兒童人權,就有人要說:小孩講都不聽,不然,你來教教看!

或者說得文雅一點:請你明白告訴我,管教和兒權的界線要劃在哪裡?

這麼一來,兒童權利這一議題,就面臨了一個先天上的,或說內建的困境:在教育領域裡,目標無法直接轉化為手段,也沒有誰可以告訴誰實際上該怎麼做。

教育的專業:必須納入某些紅線

關於這個困境,世界各國的解法都是一樣的:把它交給「教育專業」。換言之,不是由公權力來設定SOP,而是由教育學術、教育機構,或教師同儕一起合作,就教育實務上的各個層面,也不是做出規定,而是商討出各種可行的方案,供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參考,期待以其專業能力,在瞬息萬變的學生反應之中,做出明智的判斷。

這個過程,就像上面一段文字一樣,冗長而費解;然而,這正是教育之所以為教育,以及教育做為一門專業之所以「動人心弦」之處。

然而,這個「交給專業」的解法,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教育必須把「兒童人權」納入它的專業之中。在前Jebb時代,教育專業就是指「如何教小孩」;在後「兒權公約」時代,教育專業則變成「如何在兒權之下教小孩」――若非如此,「交給專業」不是給背棄兒權開了一條大路?

這個「教育納入兒權」的條件,並不難達成,就是事情的概觀而言;然而,「魔鬼藏在細節裡」:在「教小孩」的「某個角落」裡,某位師父「棒喝」弟子之餘,還說這是他的「佛法專業」,怎麼辦?

依照專業倫理,就是由同儕或機構和這位師父一起,進一步地「參禪」,看能不能找出「符合兒權」的教法,供他「參考」。然而,如果到處都是「角落」,而師父無所不在,棒喝此起彼落,不僅同儕,機構,連學術研究都一起為這佛法尋找理由,甚至扭曲皮亞傑的「他律說」做為依據…那怎麼辦?

其實沒有別的辦法,就只好再回到公權力,例如,各國幾乎都有幾種類似「禁止體罰」的法令,為教育專業劃下幾道紅線。換言之,教育專業除了必須「納入兒權」之外,還要隨時「更新」,即時把某些紅線納入。

教育的專業:必須掌握「發展」的觀點

前面講的種種,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發展過程」: 

兒童人權→遇到教育→交給教育專業→教育專業納入紅線

從這個角度看去, 可以看到我們所謂「紅線」, 有以下幾項特徵:

    1. 它是一種反面「排除」:不是由公權力決定教育該怎麼做,只是針對某特定項目,規定「不可以做」;
    2. 它是「教育專業」的補充:教育專業還是主體,但針對兒權保護,劃出特定的紅線;
    3. 它是對「實務運作」的被動回應:在「交給專業」運作相當時間之後,在實務中發現「不得不」立下某些禁令,但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
    4. 對「禁令」的解讀,還是回歸教育專業(例如罰抄寫算不算體罰等等)。

某些教師團體喜歡抱怨「教育部都不講清楚」,就是忽略了以上這些,及其這些是如何逐步發展過來的脈絡。

舉一個國外的個案來看:某小學解聘一位老師,只是因為她有一次「拒絕回答學生問題」;在我們來看,這未免太過份,因為這並不是該老師經常性的做為。仔細追究之下,校方之所以在聘任合約上列入這一條,其實有它的背景,和「發展的過程」,以致於成為該校一條特殊的「紅線」。

如果單純就「教育專業」來說,在某個情況下「不回答」,叫學生再多想想,不是當然的嗎?但所謂紅線就是, 你必須另外想辦法「叫學生多想想」,而不能「明白表示」不肯回答,或拒絕回答。

同樣的道理,「不能剝奪學生下課」也是一樣的:當然是因為「不准下課」已經蔚為風氣,嚴重違反兒童公約中所保障的「休息權」。

如果問:為什麼以前可以?答覆就是:教育專業已經因應「需要」做了更新;如果問: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實施」管教?答覆就是:這要由教育專業提出專業建議。

「管教權」是糊塗人講的糊塗話

以上,我們大致上釐清了「兒權 vs. 教育」的許多迷思;最後,還有一個「鬼話」需要拆穿,大家才能在實務上真正解決問題。

這個鬼話,就是所謂「管教權」。

讓我們用一個對比來說明。隨著人權意識的高漲,警察辦案的難度越來越高了;警察同仁因而有所抱怨,應該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有任何警察會說:這妨礙了我的「辦案權」嗎?

所有的警察都知道,辦案是他的工作、他的義務、他必須達成的任務,而不是他的「權利」。因為,對於小偷,他並無權利――他無權處份嫌犯的財產,他無權判定嫌犯的罪名,他更無權決定是否放了他;他唯一有的,只是逮補他歸案的「義務」!

只有在皇上的天下,抓人才是捕快的權利;只有在領主的轄下,獵殺才是鷹犬的權利;只有在極權體制之下,維穩才是公安的權利!

所以,教師團體動不動搬出「管教權」來抵制教育革新,實在令人嘆息!估計教團中少數人之所以「鬼話纏身」,應該是出自以下數項可能:

    1. 太過糊塗,不能覺查自己無意中已被威權時代的鷹犬心態所綁架;
    2. 不能體認自己是一個專業人士,誤把專業當成權利;
    3. 把學生當成敵人或對手,以為他既有兒權,我應該有管教權與之對抗!

他們應該知道兒童人權的核心概念就是,兒童需要大人「管」,包括「管」和「教」,但大人的管教必須合於教育專業,包括不能踰越專業中的紅線。

他們如果記得「管教」是教師的義務,而不是權利,就不會動不動說「那我不要管好了」;因為,權利可以放棄,但義務不能。

他們如果記得「管教」是教師的專業,而不是權利,就不會動不動說「這樣教我怎麼管教」;因為,這等於承認自己不具備這樣的專業,那憑什麼還在領薪水?

結語:保障小孩的人權,就是保障了每人的未來

兒童人權的先驅者柯札克(Janusz Korczak)曾說:「每個大人都曾是小孩,每個小孩都是未來的大人」;所以,當我們挺身保障小孩的權利,並努力把教育改得更好,也就是保障了未來的大人的權利,或者直接說,就是保障了每個人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