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如何引發暴力?--在疫情中思考

文︱王士誠   頁面首圖︱Chung Shao Tung(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內文插圖︱陳郁婷

 

 
「只是叫你戴口罩,幹什麼你!?」餐廳門口,服務人員對著阿凱大吼。
眾人盯著阿凱看,害怕、不解…阿凱眼見服務人員摀著手臂、滲血,這才意識到,自己抓著一把塑膠蛋糕刀,刀尖上沾的卻不是奶油,而是鮮血。
「怎麼會…不是我…不是我!」阿凱拔腿狂奔。
躲進暗巷,阿凱耳邊傳來警笛聲,昏沉的腦袋浮起記憶片段--業績被疫情拖成紅字、工作突然被辭退,想吃好料卻被擋在門外…

阿凱不知道自己怎麼了,但我們不能不知道--畢竟在疫情壓力鍋下,這不會是單一現象。

史蒂芬.波格斯(Stephen Porges),美國精神病學家,一九九四年提出了「多元迷走神經理論」(Polyvagal Theory):人下意識地時時在感受環境安危,這種能力被稱為「神經覺」(Neuroception),會左右自主神經系統而對環境產生三種不同層次的反應--社會連結(Social Engagement)、攻擊或逃離(Fight or Flight)、凍結及關閉(Freeze, Shut-down)。(註一)

調整大小神經系統梯子(繪圖/陳郁婷)

當神經覺感受到安全時,人就能處於社會連結狀態,與他人互動;而當神經覺感受到對生存有威脅的壓力,則壓力荷爾蒙的分泌會增加,使心跳加速、腎上腺素增多…以便反擊或逃離;對威脅的感受若更激烈,人會以驚呆、昏迷,甚至裝死等「凍結」方式來應對,有如許多低等生物。

阿凱顯然是處於「攻擊或逃離」的狀態,他的神經覺感到了危及生存的壓力。

「說失業危及生存也就罷了,戴口罩哪會!?」您會反問。而波格斯會回答:阿凱的神經覺出錯了,將毫無危險的事物誤判為威脅。這樣的思維,可以使我們更瞭解暴力的源頭。好比,說不定阿凱除了口罩、失業的事,還碰到--

警察走了,阿凱動身回家。如果那間沒人等他的頂加小套房還能稱為家的話。
在玄關,阿凱就瞥見桌上有紙條,嫩嫩的粉紅,小慧慣用的。「剛剛走得太急,沒把鑰匙還你…」小慧留言,也留下鑰匙。
打小來去於親戚間,阿凱是在遇見小慧後才有了家。
今天是兩人交往週年,他買了蛋糕回家,小慧卻要走;他失手砸了蛋糕,小慧縮了一下,顫聲:「我就怕哪天,你對我也失手。」
小慧轉身,每聲腳踏在阿凱聽來都是家的碎裂聲。

波格斯認為神經覺出錯的原因,主要有二:

  1. 長期的環境壓力。若人接連遭遇難以預期的壓力,其神經覺就可能把眼前的不順心都判斷成生存危機,不分輕重。
  2. 過去的負面經驗,尤其是童年經驗。比如,若人從小處在暴力、情緒虐待…等創傷環境,他的神經覺往往會把不危險的事都認定為重大威脅。

成為親戚間的人球、失戀、失業…這些危機都不是阿凱能預期的;之後,阿凱的神經覺把口罩事件誤判為生存威脅,以波格斯的觀點來看,可以理解。

「但無論如何,他選擇了暴力啊!?都怪給神經系統對嗎?」您會反駁。

確實,人的行動相當複雜,未必只能用神經系統來解釋。就像阿凱的經歷也可能比前面說的更複雜──

小阿凱拉拉衣襟,空氣從袖口竄入。「穿短袖這麼涼?」他不太習慣。以前爸媽只給他穿長衣褲:「你不乖才被打,黑青讓人看到很丟臉!」
乖與不乖,他不太會分。不好好煮飯打掃,媽媽會揍他,是因為不乖吧?但做完事,在牆角發呆忍著餓,爸爸會拿酒瓶砸他…靜靜坐著也是不乖嗎?不過,爸媽應該是不太乖,否則警察幹嘛連拉帶踹、拖走他們?
小阿凱於是被帶到阿姨家。阿姨不太跟他說話,但吃飯時會在他房門口留飯菜,還把表哥的制服給他。「阿姨覺得我很乖吧?」小阿凱這麼想。所以幾個月後,當阿姨把小阿凱載到舅舅家,他滿腦只想著:「一定是我哪裡不乖…」

美國犯罪學家蘇哲蘭(Edwin Sutherland)告訴我們:如果一個人的生長環境使他難以分辨行為違法與否,甚至使他學到「違法行為才是正常的」--就像阿凱小時的處境--那麼他未來就很可能犯罪。這就是犯罪學中的「差別接觸論」,是最能預測犯罪的理論。(註二)

無獨有偶,心理學大師班度拉(Albert Bandura)以實驗證明了:常見到他人使用暴力的兒童,會經觀察而學習,比其他兒童容易產生暴力行為。在此基礎上,班度拉發展出心理學上極重要的「社會學習論」。

阿凱成長的過程裡,沒人教他是非,又反覆看到爸媽施暴,那麼當他長大,壓力來襲,他會有類似的反應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不意外又如何呢?難道無辜者就只能接納「阿凱們」?難道所有的理論與學說,就是要幫他們開脫?

不。萬般設想,其實都是為了解決他們的問題。以阿凱為例,若我們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家,他便無從學習暴力;若我們打造一個引導孩子細思是非的教育文化,他便可望遠離對錯不分的漩渦。畢竟,疫情造成的壓力其實可能只是暴力的引爆點罷了;而在疫情壓力鍋中的許多施暴者,某個程度上都是阿凱的翻版。

當然,這些都需要長期的行動。難道沒有一般人日常能做的事嗎?

有的。美國精神科醫師布魯斯‧佩里(Bruce Perry)發展了三個步驟,試著幫助受到重大壓力的人:

  1. 調節(Regulate)

可以用平靜、和緩的步調接近、安撫他,使他感到安全。這是為了調節他的神經系統,不再只感到威脅。

  1. 同理(Relate)

隨後,展現對他的同理,讓他感受到有人會陪他面對各種困難,則他的神經系統便可能回到「社會連結」的狀態,開始能思考、與人互動。

  1. 說理(Reason)

接著,才有辦法與他討論眼前的困難該如何因應、下次發生類似的事可以如何處理。

佩里的工作與研究主要以兒童為對象,但就其理路而言,確實提供了人們一種看待施暴者的眼光--施暴者不是妖魔,而是可以被理解、被調節、被協助的人。

沒有人不害怕施暴者,但害怕只會帶來更深的害怕,而終於使我們只想以暴制暴或避談暴力--這也可說是一種「攻擊或逃離」反應,不只出現在個人神經系統上,也出現在人們的集體心理上、社會文化上,其結果是:人們基本上不討論暴力,也就難以因應暴力,於是更害怕暴力,陷入無窮循環…

疫情與壓力蔓延,一般人無從阻擋。然而,若認知到這樣的壓力往往只是暴力的最終導火線,則我們可以試著協助每個人,在野火延燒他的生活之前加以阻擋。回頭凝視暗處的「阿凱們」,暴力循環才可望被斬斷。

  • 註一:本文礙於篇幅,難以詳細說明波格斯教授的學說細節。若您有興趣,可點擊參閱他的網站
  • 註二:一九八五年,美國的Akers 與 Cochran教授以超過三千名中學生為目標群體,比較緊張理論、社會控制論、差別接觸論三大犯罪學理論的犯罪預測效果,以差別接觸論最佳。
 

王士誠/《人本教育札記》主編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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