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願意聆聽?兒童性侵受害者向誰揭露

文︱徐思寧、陳潔晧      圖︱Bruno Nascimento-unsplash
誰願意聆聽?兒童性侵受害者向誰揭露

專欄/看見兒童性侵

兒童性侵長久存在於世界每一個角落。性侵受害者的傷痛已經持續太久,但只有少數人能理解。受害者的痛苦需要被看見,未來的傷害需要被阻止。我們尋找世界各地的光,照耀這個黑暗的角落。我們討論性侵害,讓這傷害不再是隱藏的傷痛。我們要讓受害者知道,我們在意,我們相信,我們願意改變。在這裡,我們一起努力開創一個沒有兒童性侵的未來。

—札記專欄【萬千視野照見兒童性侵】

對許多兒童性侵受害者而言,是否對外揭露性侵經歷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決定。

其中一個關鍵條件,是受害者需要找到可以傾訴的對象。不少兒童性侵受害者沒有對外揭露的原因,是他們沒有可以述說的對象。

愛爾蘭一項全國電話大型抽樣匿名訪談的研究,約五成的兒童性侵受害者在成年後也未曾向任何人說過自己遭受性侵的經歷。(註一)

不同年齡及在不同脈絡下生活的受害者,對揭露對象有不同的選擇傾向和衡量。

相對警察、司法單位或兒童保護機構,兒童性侵受害者更可能向他們信任的對象揭露。一般而言,年齡較小的孩子,多會選擇向父或母揭露。青少年較多向朋友揭露。成人的揭露對象則主要是伴侶或朋友。

兒童性侵受害者也不一定想向認識的對象揭露。

為了避免影響現在的生活與人際關係,或是因為無法預期他人聽到性侵經歷後的反應,部分受害者也可能向陌生或不熟悉的對象揭露。例如成年後的倖存者參與身心靈工作坊或講座後,跟講師分享自己的性侵經歷。

在童年時期揭露

「我會想告訴媽媽,因為她會聆聽我說的話。」一名兒童性侵受害者向媽媽揭露,是因為媽媽一直以來重視他的感受。年幼的性侵受害者多會選擇向父母揭露,尤其是向他們的母親說出自己的經歷。

「我告訴姨姨,因為她在我有需要時,都會陪著我。」幼兒的其他家庭成員,例如孩子的爺爺奶奶、阿姨等,也是重要的揭露對象。

兒童的生活簡單,可接觸的成人主要為父母及家人,所以孩子的家人自然成為年幼兒童主要的揭露對象。

隨孩子的年歲增長,他們在學校、教會、體育中心等機構的時間也漸漸增加。學校的教師、輔導主任、神父等師長也會成為孩子信賴的對象。在澳洲皇家調查報告中,38.3%的兒童性侵受害者曾在成年前向機構內某位權威人士揭露。

然而,較年幼的孩子很少視教師為揭露的對象。研究發現4至9歲的兒童在得知成人(父、母或陌生人)的錯誤行為後,比較不會選擇向教師告發該成人的行為。研究者估計因為較年幼的孩子對教師保護兒童的角色並不熟識,例如不知道教師是兒童虐待的責任通報人。(註二)

在青少年時期揭露

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及生活圈子的轉變,青少年判斷誰是傾訴對象時,明顯地跟兒童有不一樣的選擇。

在青少年階段揭露的性侵受害者,大多會找朋友、男朋友或女朋友揭露。而警察、社工、教師等專業人士,並不是青少年首次揭露性侵的主要對象。據估計,只有3%至13%遭受性虐待的青少年會向專業人士,例如社工、警察、教師、醫生、護士、或其他從事兒童和青少年工作的人員揭露。(註三)

青少年大多向成人隱瞞自己遭受性侵的經歷。

2003年一份關注瑞典4339名高中生是否曾經遇到性暴力的問卷調查顯示,約45%的受訪者曾經歷某形式的性虐待。81%的女受訪者和69%的男受訪者曾向他人揭露,42%的青少年只向同齡的朋友揭露,而且他們再也沒有跟其他人說過。(註四)

當孩子踏入青少年階段,他們與同齡夥伴的關係顯得越來越重要。青少年多會視朋友為生命中重要的知己,會跟朋友分享自己的想法、興趣與感受,並且是他們遇到困難時的重要支柱。

青少年的揭露,很多時候像「試水溫」的歷程。曾經跟朋友揭露的青少年,更有可能進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揭露。青少年可能會向自己感到相處舒服的對象先初步揭露,試探對方的反應和態度,再逐漸向能協助解決問題或權威人士進行更多的揭露。例如青少年會先向朋友說自己的經歷,一起討論,再去跟輔導老師說,期待老師能幫忙處理或報警。

父母也是許多青少年揭露的對象,但青少年向父母揭露性侵的方式多會採取循序漸進的模式。父母能敏感覺察青少年的求救訊號,是及早發現青少年遇到性侵的關鍵。

不同脈絡下的兒童及青少年

兒童及青少年身處的生活脈絡與處境,也會影響他們向誰揭露的選擇。

■ 家外安置機構

孩子可能因為父母的虐待或不適當教養行為,而進入家外安置機構,所以當他們在機構內遇到性侵,他們可能沒有會保護他們的父親或母親可以求救。

即使家外安置的孩子有可信任的父親或母親,但礙於不容易跟父母有獨立的見面及溝通機會,向父母揭露依然有一定難度。

家外安置機構裡較年長的兒童,則傾向跟一起生活的同儕說出他們遇到的困境,包括被性侵的經歷。

澳洲皇家調查報告也指出,社工發現家外安置機構中的兒童被性侵的管道,有20%至25%是來自受害者朋友的陳述。在安置機構生活的青少年因為擔心朋友的狀況,所以主動向社工求助。

■ 青少年拘留所

生活在青少年拘留所跟家外安置機構的青年有相近的選擇,一起生活的同儕是他們信任及可依靠的對象。

在拘留所生活的青年大多不會視工作人員為可以依靠的對象,反之一起生活的夥伴才是遇到重要及重大問題時傾訴及一起解決問題的夥伴。

在拘留所生活的青少年,普遍不易信任在拘留所的工作人員或體制內的專業人士,而且大多認為工作人員是為了公務員的福利才在這裡工作。

澳洲皇家調查更發現拘留所生活的青少年在思考協助朋友的策略時,他們會積極避開醫療或精神科人員的幫助。

拘留所的青年表示,他們不容易找到可信任的成人傾訴,即使遇到一兩位可信任的工作人員,礙於拘留所內有禁忌話題,所以不會跟工作人員分享所有事情。

■ 身障及溝通障礙的兒童

身障及有特別溝通需求的兒童,在尋找可信任的對象時也相對困難。他們可能需要依賴父母、看護或教育工作者協助日常生活及溝通,不但生活的自主性受到一定的限制,這更會限制他們平常能接觸到的社交圈子及可與之交流的成人數量。

身障的孩子與看護人員關係複雜。他們不但與看護人員常有緊密的身體接觸,而且也常需要配合看護人員的指令。這使他們有時難以判斷什麼是適當的身體觸碰,什麼是不安全的互動。

一些居住在照顧機構中的身障及溝通障礙兒童,因為機構非主流的照顧及教育模式,會進一步限制孩子的社交網絡和可接觸的成年人數量,使他們尋找可傾訴的對象更為困難。

在成年後揭露

在兒童或青少年時期遇到性侵害後,延宕至成年後才初次揭露的狀況非常普遍。

綜合現有的研究估計,約30%至80%的兒童性侵受害者,不會在成年前有意識地揭露性虐待的經歷。(註五)

成年後才揭露的性侵倖存者,大多是向伴侶或朋友揭露。根據澳洲皇家調查報告,大部分在40至60歲期間進行第一次揭露的男性倖存者,會選擇向他們的伴侶說出自己童年時性侵的經歷。 (註六)

除了伴侶外,成年倖存者也會選擇與他們親近的對象說出性侵的經歷,包括父母、手足、成年的兒女及朋友。

隨著受害者的年齡增長,他們也開始選擇向諮詢師、醫生或精神病醫生等專業人士揭露。根據澳洲皇家調查報告,約18.4%的兒童性侵受害者,在成年後曾向治療師或諮商師揭露。

相對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揭露的受害者,成年後揭露的對象明顯較為多元,也有較多的資訊及資源可以尋找專業協助。即使諮商師及心理治療師是部分成年倖存者的揭露對象,但性侵受害者大多是跟身邊一位以上的對象揭露後,才會考慮找心理治療師或諮商師等專業服務。

警察及政府機關

兒童性侵害是一種刑事犯罪,但受害者向警察或司法系統報案的比率並不高。

愛爾蘭一項全國成人電話大型抽樣匿名訪談的研究,發現只有5.6%的男性兒童性侵受害者曾向跟警察報案,女性受害者則是9.7%。(註七)

這不是愛爾蘭獨有的狀況。

美國一項關注兒童性侵受害者會否向警方報案的研究,4008名成年受訪者中,約8.5%的受訪者在童年期間曾經歷強暴。當中只有11.9%的女性受害者曾向警方或政府單位報案。(註八)

跨國的研究均顯示,警察並不是兒童性侵受害者主要揭露的對象。澳洲的皇家調查報告亦顯示,不少受害者是成年後向伴侶、父母、諮商師、律師或多位對象揭露後,才向警方報案。

即使受害者向警方報案,大部分受害者也會在性侵害發生一段時間後,甚至多年後才報案。根據澳洲新南威爾士州(New South Wales)和南澳大利亞州(South Australia)在1992至2014年間的警察和法院資料,約10%的受害者在性侵害發生的20年後才向警方報案。(註九)

兒童性侵受害者是否選擇向警方揭露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受害者遇到性侵時的年齡越小、與加害者的關係越親密例如親屬、被性侵的次數越多次,越有可能延宕受害者向警方報案的時間。(註十)受害者是否向警方或政府單位的人士揭露,也很大程度取決於受害者是否信任警方、司法制度或兒童保護系統。

公權力對兒童是抽象的概念。兒童會難以想像自己的生活會如何受到不認識的社工、警察、法官所改變。受害者若對警方或司法阻止兒童性侵害的態度及流程不理解,也會降低受害者向警察揭露的意願。是否希望經歷司法審訊的程序,也是部分性侵受害者是否向警方揭露的考量。

兒童是否有信任的對象及得到足夠、透明的資訊是影響他們是否向警方揭露的主要考量因素。

揭露對象的特質

兒童性侵受害者在尋找可傾訴和討論的對象時,會有意識的篩選誰可信任。

兒童對身邊成人的情緒和反應非常敏感,而且通常有能力準確預測父母可能的反應。兒童會預測成人的行為和反應,從而調整自己跟成人互動和溝通的策略。聆聽者的特質以及他們如何回應,是支持兒童揭露的重要條件。

首先,孩子會預測家人、手足、朋友、老師的回應,判斷他們會否相信和支持自己。若孩子預計自己父母不會相信或支持自己,他們比較不會向父母發放自己曾受虐待的暗示。

其次,兒童會考量傾聽的對象是否支持孩子討論性侵害。若孩子感知父母不願意談性、身體、親密關係和性侵害等議題,或孩子預計父母會責罵自己,孩子也會傾向不揭露性侵。

另外,兒童也會思考對方是否有能力阻止性侵繼續發生。受害孩子會期待有人保護自己,可以做到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包括停止性侵害的發生。例如孩子被爸爸性侵,但當爸爸也會暴力傷害媽媽時,孩子可能預計媽媽無力阻止爸爸,所以跟媽媽說的機會將會大減。

從兒童的觀點理解性侵揭露

兒童性侵的揭露是受害者表達與聆聽者回應的持續互動歷程。性侵受害者必須在人與人的關係中,透過持續互動和溝通,才能一步步與聆聽者共同展開揭露的對話。

兒童會在一個他們可預期的關係脈絡下,透過不同的訊號、表達、情感、暗示,嘗試透露他們被虐待的經歷。孩子會持續評估身邊成人的反應,然後再思考和調整是否揭露更多訊息,或是隱藏自己的經歷。因此,揭露是兒童與成人之間持續互動的對話歷程,而非兒童單向表達的陳述。

在兒童透露求救訊號,然後成人回應,兒童再發放更多訊息的來回往返下,兒童才有機會展開自己被性侵的對話。成人要透過對話,增加兒童對自己的信任度,建構一個兒童感到安全的空間,讓兒童感到安心可以說。

我們必須從兒童的角度、立場與邏輯來理解性侵揭露的歷程,這樣才能更有效的覺察身邊兒童發放的求救訊號,為兒童提供更好的支持與保護。


【註解】

註一:McGee, H., Garavan, R., de Barra, M., Byrne, J., & Conroy, R. (2002).  The SAVI report: Sexual abuse and violence in Ireland. Dublin: Liffey Press. p.122.

註二:Lyon, T. D., Ahern, E. C., Malloy, L. C., & Quas, J. A. (2010). Children’s reasoning about disclosing adult transgressions: Effects of maltreatment, child age, and adult identity. Child Development, 81, 1714–1728.

註三:Priebe, G. & Svedin, C. G. (2008). Child sexual abuse is largely hidden from the adult society: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adolescents’ disclosures. Child Abuse & Neglect, 32(12), 1096.

註四:Priebe, G. & Svedin, C. G. (2008). Child sexual abuse is largely hidden from the adult society: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adolescents’ disclosures. Child Abuse & Neglect, 32(12), 1095-1108.

註五: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25.

註六:Quadara, A., Stathopoulos, M. & Carson, R. (2016).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sclosure of institutional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p. 10.

註七:McGee, H., Garavan, R., de Barra, M., Byrne, J., & Conroy, R. (2002).  The SAVI report: Sexual abuse and violence in Ireland. Dublin: Liffey Press. p. 128.

註八:Hanson, R.F., Resnick, H.S., Saunders, B.E., Kilpatrick, D.G. and Best, C.L. (1999). Factors related to the reporting of childhood rape. Child Abuse & Neglect, 23, 559–569.

註九:Cashmore, J., Taylor, A., Shackel, R. & Parkinson, P. (2016).  The impact of delayed reporting on the prosecution and outcom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ase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pp. 73, 146.

註十:Ungar, M., Barter, K., McConnell, S. M., Tutty, L. M.  & Fairholm, J. (2009). Patterns of abuse disclosure among youth.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8(3), p. 343.

【參考文獻】

Katz, I., Jones, A., Newton, B. J.  & Reimer, E. (2017). Life journeys of victim/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s: An analysis of Royal Commission private sessions.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Malloy, L. C., Brubacher, S. P., Lamb, M. E. (2013). “Because she’s one who listens”: Children discuss disclosure recipients in forensic interviews. Child Maltreatment, 18(4): 245-251.

Reitsema, A. M., & Grietens, H. (2016). Is anybody listen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dialogical process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reviewed.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7(3), 330–340.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