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加害者如何使孩子保持沉默(中)──以恐懼作為操控的手段

文︱陳潔晧、徐思寧      圖︱Photo by Etienne Boulanger on Unsplash

專欄/看見兒童性侵

兒童性侵長久存在於世界每一個角落。性侵受害者的傷痛已經持續太久,但只有少數人能理解。受害者的痛苦需要被看見,未來的傷害需要被阻止。我們尋找世界各地的光,照耀這個黑暗的角落。我們討論性侵害,讓這傷害不再是隱藏的傷痛。我們要讓受害者知道,我們在意,我們相信,我們願意改變。在這裡,我們一起努力開創一個沒有兒童性侵的未來。

—札記專欄【萬千視野照見兒童性侵】

鮑伯(Bob)是一名兒童性侵加害者。根據他的估計,被他性虐待的兒童約80至100名。他的犯罪行為從觸碰孩子的生殖器,到插入性的侵犯。這些犯行均是他在托兒所工作或擔任保姆期間發生。鮑伯回溯自己控制孩子的片段:

「離開我的妹妹,離開我的妹妹!」我走去握著他的雙手,向他大喊,要他回到自己房間,否則他會是下一個。我記得他看著妹妹,妹妹看著他。他們眼神交流,沒有說話,但他們的眼神說明了一切:對不起我幫不了你。所以他回到了他的房間。我關上門,繼續虐待他的妹妹。

鮑伯說自己看到孩子露出放棄的眼神時,會感到非常興奮。他覺得自己贏了。(註一)

製造畏懼的操控手段

兒童性侵加害者善於運用多種策略,使孩子配合和保持沉默。加害者除了會透過與孩子建立友誼和表達關愛來誘騙目標兒童外(註二),有些加害者更會運用威脅及暴力的手段,操控孩子的情緒和行為,阻嚇受害兒童對外揭露。許多童年性侵受害者選擇延宕至成年後才揭露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害怕加害者的報復。

加害者威脅的手段多變,有些是明顯的暴力威脅,有些則是幽微的心理操控。當兒童受到威脅時,他們可能難以判斷加害者的威脅是否真實、是否可以執行。加害者的威脅和操控行為,會引起孩子的恐懼,使兒童難以揭露性虐待。這份加害者施加的恐懼,像一個無形的枷鎖,蔓延至受害孩子往後的成長。這種恐懼在性虐待停止後,仍會持續很長時間,往往可以持續到受害兒童長大成年。在某些情況下,加害者施加的壓力或威脅,更可能迫使受害兒童撤回或否認性虐待的指控。

威脅傷害孩子的家人

加害者善於利用兒童純真善良的本性進行威脅。加害者往往會利用孩子想要保護重要家人的強烈慾望,威脅傷害目標兒童希望保護的對象,從而控制孩子配合和保持沉默。不少受害兒童被威脅若他說出去,便會傷害他的父母或手足。

澳洲一名學生瑞尼(Renny)遭到學校的教師性侵害。這名教師威脅要在學校給他麻煩,使他留級,也威脅給他的父母帶來麻煩,還威脅傷害他的妹妹。「當時我還不理解他對我做的事,但我已足夠理解我不希望這事發生在妹妹身上。」(註三)由於加害者施加恐懼,許多受害者在當時沒有揭露。

除了明確說出威脅傷害孩子的家人,加害者的威脅可以透過暗示發揮作用。英國一名兒童性侵累犯這樣描述這種操控的手段:「不需要使用任何詞彙,便可以勒索。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手足會來找我…我從來不會進行威脅,我根本不需要這樣做…」(註四)

加害者利用兒童想保護家人或想保護的對象來進行威脅,或利用受害者無法保護手足的罪惡感與無力感使其保持沉默。受害兒童即使具有環境支持與保護的條件,仍有可能因家人會被傷害的恐懼感而無法求救。在這種情況下,加害者無需使用言語威脅,只要加害者存在於現場,受害者就可能陷入持續恐懼的創傷狀態中。在創傷狀態中,受害者有可能進入近乎癱瘓、僵化的狀態,而難以做出任何尋求保護的行為。

威脅傷害另一個孩子

兒童性侵加害者有時以傷害另一個孩子或受害者的同儕作為威脅。

英國一名家庭教師性侵害8名9至13歲的女學生超過11年。他讓受害者保持沉默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孩子進行勒索。他會告訴受害者:「我有一位與你同齡的孩子。如果你說些什麼,我的孩子會受苦。」加害者向研究者表示:「我非常有信心,孩子們不會說什麼,否則我就不會犯法。」(註五)

即使加害者威脅傷害的不是兒童的家人,兒童也可能因為有人會受到傷害而感到恐懼。加害者利用的是兒童對所有生命愛的天性作為威脅手段。在這種狀況下,即使加害者威脅傷害的人不是實際存在的對象,兒童也難以有足夠資訊判斷,使他們在求助時感到猶豫而恐懼。

傷害孩子的寵物

有部分兒童性侵加害者以兒童的寵物作為威脅傷害的對象,甚至會真實傷害兒童的寵物。

澳洲維多利亞州一名男孩多明尼克喬治(Dominic George)在一所孤兒院遭受到舍長的性侵害。當時他才四歲。後來喬治的母親接他回家中短住,媽媽發現他展現不符合其年齡的性化行為。她向孤兒院投訴並報警。當舍長發現他們找過警察後,他殺死了喬治的寵物兔作為警告。舍長更向他說:「如果你再說其他話…我將永遠不會忘記。兔子的身體還在牠原來的地方,但頭在我床上的枕頭下。」(註六)

對多數兒童而言,對家人的愛與家中寵物的愛是沒有差別的,有時候可能甚至更為親密。加害者透過傷害或殺害兒童寵物的行為,對年幼的兒童而言,就如同傷害其家人一樣恐怖。加害者利用兒童對動物以及對生命愛的聯繫需求,作為虐待及威脅的手段。

死亡威脅

澳洲一名男生遭受到校長性侵害。這名校長是天主教的教友。有一天,這名校長帶這名受害者及另外兩名男孩去停屍房。校長拉出一個鐵櫃,向男孩展示櫃中的屍體。然後校長說:「這個人是邪惡的。他死於癌症。邪惡的人會被困在永恆的地獄中腐爛。如果你不按照我所說的所有事情去做,這便會發生在你身上。」(註七)

少數職業上可以接觸到屍體的加害者,會濫用自身職權及受害者對死亡的恐懼,展示屍體,作為性虐待威脅的手段。有些加害者會透過展示動物的屍體或屍體的影像,同樣達到對兒童死亡威脅的效果。

威脅散佈裸照

近十年,不少兒童性侵加害者更會利用網路的社交媒體進行威脅,要求受害者噤聲。

澳洲一名籃球教練透過臉書的個人訊息,向一名16歲的籃球隊女隊員進行性誘騙。這名教練在她不知情的狀況下,從她的手機取得了她的裸照。他聲稱將照片張貼在網路上,試圖勒索該女孩。(註八)

取得兒童隱私照片或個人資料,並對未成年人進行性勒索的犯罪行為,近年來快速增長。這個現象與現代社會智能手機和網路普及有直接關聯。加害者不需熟識受害者,就可能取得受害者不想公開的資訊及人際網絡關係,並以此為性勒索的手段。即使受害者拒絕加害者的性勒索,加害者依然可以散佈受害者訊息及影像來傷害受害者。

在這種互動下,即使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沒有實際的身體接觸,受害者依然遭受到嚴重的性虐待傷害。這種非直接身體接觸的性虐待,常因為社會觀念上以為直接身體接觸的虐待比較嚴重,而忽略網路性勒索及個人隱私照片散佈對受害者的持續影響。

當網路作為加害兒童及青少年的手段時,擴及的層面可能會非常廣泛,同時也難以掌控對受害者未來的影響。加害者可能會將受害者的資訊與影像上傳到公開的網路平台上,使受害者無論如何向網路平台申訴或遠離自己本身的社群網絡,也無法脫離隱私遭受公開的傷害。

身體暴力

有些性侵加害者會對受害小孩同時施加身體暴力。暴力的形式很多,有些操控的行為非常陰險,使受害者難以描述或命名。

受害者巴斯(Bas)在澳洲一所天主教學校讀書。每當他在學校被師長盯上時,學校的修士麥卡錫(McCarthy),會強迫他選擇「皮帶」或是「性教育」。巴斯說他不想被打,總是選擇「性教育」。他說:「我仍然感到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因為我是一個會說『好的,我為你自慰,因為我不想被打』的人。」(註九)

加害者會利用兒童與青少年對傷害及價值尚未建立前,混淆性虐待與對錯之間的關係。他們利用兒童與青少年無論犯下大小的過錯,均以體罰及性虐待來解釋這是犯錯後的結果。無論受害者有沒有犯錯,很多加害者會在加害之後,告訴受害者這是他們自己做錯事的結果。

許多長期受虐的兒童,難以辨認加害者的錯誤資訊,誤認自己是做錯事而受到懲罰。加害者試圖將性虐待的責任歸咎受害者。受害者可能會認為自己應對性侵害經歷負責,這種心理控制使受害者很難對外揭露。

一個鼓勵體罰、剝奪兒童權利的社會,會滋養加害者的暴力行為,使受害者遭受性虐待時,更加難以求救。

擺脫不了的跟蹤

有些加害者會無預期的出現在受害者的生活中,即使受害者已經離開他本來生活的地方或就讀的學校,加害者卻如影隨形,持續出現。

澳洲一名受害者阿德琳(Adeline)在14歲時被學校的牧師性侵。這名牧師常拜訪阿德琳的家,更在她的家中性侵她。畢業後,阿德琳搬到另一個州生活,但這名牧師有一天卻站在她新家的門口。「我以為我可以離開他,但他跟隨著我…他總會找到我,然後敲門。」(註十)

在大部分狀況下,兒童與青少年要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與條件非常不容易。很多受害者難以迴避持續受到性虐待傷害,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無法脫離他們自身的生活環境。當受害者持續忍耐加害者的虐待,一直到環境條件自然改變,例如受害者從學校畢業,受害者可能會感到如釋重負。但加害者如影隨形的騷擾、跟蹤,會使受害者感覺難以擺脫過往的惡夢,並有可能持續感受到再次受到傷害的危險。

許多受害者在身邊毫無保護條件下,可能會試圖與加害人保持一定的關係。在這種狀況下,受害者試圖使用自己有限的資源,掌控環境穩定的安全感。加害者持續性虐待的惡意行為,對條件有限的受害者而言,就像惡劣的環境一樣,是無奈而必須適應的一部分。

在這種情形下,若周遭的人誤解受害者是意願或主動與加害者發生性關係的,會使兒童性侵受害者的生存條件更為嚴苛。

認識犯罪手法,為了更有效保護兒童

兒童性侵受害者要向外說出自己的受害經歷,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除了需要面對性侵帶來的創傷,受害者更可能面臨加害者的威脅與恐嚇。兒童性侵加害者所運用的威脅策略多樣,特別當加害者是擔任兒童教育或照顧的工作者,他們更會利用機構賦予的職權,操控孩子的行為及心理,使受害兒童難以求救。

我們必須更理解加害者的犯罪手法及如何讓受害者保持沉默的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保護兒童。有關加害者可能會以何種方式讓孩子感到恐懼的知識及討論,會使我們更能覺察受害兒童的求救訊號。我們也能透過理解加害者的犯罪手法,營造一個他們難以犯下罪行的兒童生活及學習空間。(未完待續)


註一:Sullivan, J., & Quayle, E. (2012). Manipulation styles of abusers who work with children. In M. Erooga (Ed.), Creating safer organisations: Practical steps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children by those working with them.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 P. 92.

註二:有關兒童性侵受害者如何以關愛作為控制手段,請詳閱《人本教育札記》2021年1月第379期,文章《加害者如何使孩子保持沉默(上):當關愛成為一種傷害的手段》,頁72-79。

註三: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128.

註四:Colton, M., Roberts, S., & Vanstone, M. (2010). Sexual abuse by men who work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9(3), 345-364.

註五:Colton, M., Roberts, S., & Vanstone, M. (2010). Sexual abuse by men who work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9(3), 345-364.

註六: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129.

註七: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129.

註八: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128.

註九:Exhibit 28-0006, Statement of BAS, Case Study 28, STAT.0570.001.0001_R at 0003:21, 0007:50. 

註十: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