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庇還是疏失?從校園兒童性侵害思考制度性缺失

文︱徐思寧、陳潔晧

澳洲一所位於昆士蘭州(Queensland)的天主教小學,教師伯恩斯先生(Gerard Vincent Byrnes)在任職期間,性侵了十三名女學生。受害學生年齡介乎八至十歲,全都是伯恩斯先生班級的學生。伯恩斯先生在二○一○年被判犯下四十四項兒童性侵害罪,入獄十年。

伯恩斯先生的罪行涉及舔學生的陰道、指侵學生的陰道、把陰莖強迫插入學生的肛門、隔著校服或把手伸進校服內觸碰及撫摸女學生身體的不同部位。大部分的犯行均在課堂期間發生。伯恩斯先生會要求學生站在教師桌的旁邊、或坐在他的腿上,以教師桌作為掩飾進行侵犯。

學校的校長和多位教職員多次接收有關伯恩斯先生的申訴,但他們均沒有向警方報案,使伯恩斯先生有機會留在學校,侵犯更多學生。

學校無法保護兒童免受性侵害讓人憤怒和震驚,而當我們有機會慢慢釐清事情發生的經過,更會驚訝及困惑為何這些受聘照顧兒童的教師及校長,在兒童性侵的證據那麼明顯的狀況下,竟然無法辨認兒童性侵害,最終使更多學生受到傷害。

顯然把校園兒童性侵害歸咎為個人錯失,無法有效預防其發生。我們需要思考為何學校的制度容許那麼多人同時犯錯,使受害者的求救無效。

當威脅穿過系統的每一層防禦…

學者James Reason提出瑞士乳酪模型(Swiss cheese model),嘗試解釋系統中層層防禦如何有效預防錯誤的發生。這理論也可幫助我們理解系統中的「累積行為效應」(cumulative act effect)。學者假設,每個組織的重大錯誤,除了人為的直接起因,我們都可以找到系統性的潛在起因。

瑞士乳酪模型把保護機制比喻成多片乳酪,每片乳酪都有洞,代表每層防禦機制都有弱點。當它們並排在一起,藉由彼此不同的防禦層,可以降低威脅演變為真實危機的風險。

當威脅穿過層層防禦,造成組織運作上的重大錯誤時,代表並非只是個別人為疏失,而是系統性的崩壞。在這種狀況下,錯誤不僅是原因,也是必然的結果。兒童性侵的預防不能只追究為個別的人為因素,而需要找到系統性的根本原因,才能有效從系統層面減低兒童性侵害發生的可能。

下文將會以伯恩斯先生在學校的兒童性侵犯行,解釋一片片乳酪的洞連在一起時,性侵害如何在學校中發生而不被發現。

隱藏在學校裡的兒童性侵害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澳洲一名五年級學生向母親投訴,伯恩斯先生把手放在她的褲子上及摸她的胸部。第二天早上,這位母親去警局舉報女兒被伯恩斯先生猥褻。伯恩斯先生當天被警察逮捕。

這位母親的舉報,成功揭發伯恩斯先生在學校性侵多名學生的惡行。雖然性侵加害者已經被逮捕,然而眾多家長的心情並未因此得以平復。有家長在出席學校的說明會時,質疑校長(Mr. Terence Hayes)是否懷疑過伯恩斯先生的行為。

■ 第一次指控

其實早在二〇〇七年九月,校長便曾收到一名父親來電投訴伯恩斯先生把手伸進女兒的裙子撫摸她,讓她很不舒服。

校長隨後與助理校長史密斯女士(Ms. Judy Smith)對話。史密斯女士表示有一位教職員曾告訴她,看到有女學生坐在伯恩斯先生的腿上。

校長安排與這位父親和學生見面,共同出席會面的還有朗女士。朗女士(Ms. Catherine Long )是學校的教師,也是學校的「學生保護聯絡人」(student protect contact)。

「學生保護聯絡人」的職責,是協助校長確保學校依據學生保護政策和程序向警察舉報任何傷害兒童的行為,包括兒童性虐待。全校共兩位「學生保護聯絡人」,除了朗女士,另外一位便是受到指控的伯恩斯先生。

在與父親會面前,校長先與伯恩斯先生會面,向伯恩斯先生概述了該名父親來電申訴的內容,並指出這是很嚴肅的指控。

  • 沒有履行通報責任

父親的控訴內容,已符合學校當時兒童保護指引中兒童性虐待的定義,足以懷疑女學生曾受到伯恩斯先生的性虐待。校長沒有報警,代表他沒有履行通報責任。校長身為影響力重大的防禦系統一環,卻沒有在其崗位保護兒童。

  • 影響調查

校長事先警告性侵害嫌疑者伯恩斯先生,讓他有機會消滅證據、利用職權試圖掩蓋過去發生的罪行,甚至對受害學生做出威脅或報復行為,從而妨礙日後的調查工作及危害學生的安全。校長對行政職責如何避免逾越刑事調查的界線毫無概念,代表又一層防禦系統失去保護功能。

  • 加害者可持續接觸學生

當校長收到有關伯恩斯先生涉嫌性虐待學生的指控時,校長危機處理失當。他不應該讓伯恩斯先生繼續擔任「學生保護聯絡人」,而且學校同時應該採取措施監管伯恩斯先生與學生接觸的機會,以減少學生繼續受到性虐待的機會。

  • 要求學生示範如何被侵犯

在校長與父親及學生見面的會議上,學生指出伯恩斯先生把手伸進她的裙子兩次,讓她很不舒服。伯恩斯先生會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撫摸她的胸部。她也曾目睹伯恩斯先生把手伸進另一名同學的裙子,當該名同學想求助時,伯恩斯先生便親這位同學的臉。

在描述伯恩斯先生的作為後,學生被要求假裝她的父親是伯恩斯先生,用她父親的手示範伯恩斯先生撫摸她的地方。

朗女士認為女學生的陳述,沒辦法讓她確定伯恩斯先生是否牽涉兒童性虐待或不適當觸碰,學生的示範有助幫她確認。而校長認為女學生示範如何被侵犯,能進一步證實學生的指控。朗女士因為女學生的示範與她的口述的控訴有出入,因此懷疑女學生的指控。

父親感到在這次會面中,校長和朗女士鼓勵他把事情以非正規的方法處理,因為這似乎會協助校長更容易在學校內部處理此事,會減少麻煩、文書工作和牽涉的調查工作。

  • 調查方式失當

校長及朗女士再次犯下嚴重錯誤,他們不應該要求受害者示範受害過程。學校的兒童保護指引,沒有要求教師要學生示範如何被侵犯。這不但違反兒童保護原則,更會對受害學生造成二次傷害。校長與朗女士也不應該依據學生的示範來判斷如何處理性侵害的控訴。

  • 不清楚法規要求

校長承認在他與父親及學生見面前,從沒逐字閱讀兒童保護指引。校長對法規要求理解模糊,使學校沒有依循法規及學校的兒童保護指引,保護兒童免於傷害。

  • 缺乏對兒童性侵的意識及敏感度

朗女士在跟校長討論伯恩斯先生的行為時,能指出該老師應該停止發糖果給女學生,以及不應該把巧克力放到一名七年級學生的桌上。朗女士雖然觀察到伯恩斯先生與學生過於親密的行為不適當,但沒有立即意識到這些是性誘騙(grooming)行為,而且跟兒童性侵害有關。

校長尋求上級的建議。校長在接到申訴後,並沒有依照兒童保護指引向警方報案。他認為學校收到有關兒童性侵害的指控後,應該首先向負責管理學校的文巴教區天主教教育辦公室(Catholic Education Office, TCEO) 報告。

所以校長致電該辦公室的職員,告知學校收到有關伯恩斯先生的指控。然而他在電話中並沒有提及有關伯恩斯先生最嚴重的指控。

該辦公室的職員,建議學校向伯恩斯先生發出紀律信。

就沒有向警方報案的決定,朗女士認為她在與家長和學生的會談中扮演的角色是「會議記錄人」。校長是負責人,不是她。她相信校長正在處理這些資訊。她解釋道:「是校長用你提供的資訊填寫這些表格,或校長陪同我們填寫表格。這絕對不是我們自己填寫表格,獨自完成的事情。」

朗女士也認為根據這位父親及學生提供的資訊,並不夠構成任何疑似的兒童性侵害。朗女士是建基於學生的示範、父親沒有報警、以及父親沒有向學校提出書面申訴,而得出這個結論。

  • 內部處理申訴

校長選擇以非正規的方法,內部處理兒童性侵害的控訴。教區辦公室也因為只收到片面訊息,建議校長以紀律信的方式處理,而沒有報警。在這一環的保護系統中,教區辦公室以內部諮詢的方式給予建議,除了取決於他們是否收到足夠的資訊以外,也關乎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專業與資源給予建議。其次,內部討論將受到組織內部現有關係的影響,教區內同事對嫌疑人的看法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判斷。

  • 迴避通報責任

校長認為他已經把性侵的控訴告知教區辦公室,通報是教區辦公室責任,以此為藉口來迴避他自身的通報責任。

同樣地,朗女士也始終沒有達成自己責任通報人的職務要求,她不認為自己是保護程序中的負責人,填寫表格也不是她獨自能完成的程序。她認為自己是事件中的旁觀者,而非保護兒童的關鍵人物。

  • 培訓不足

在公開聽證會中,校長表示自己是在出席相關培訓時,習得如何處理兒童性侵害的認知,但事實證明他並未具備足夠能力。朗女士則表示自己沒有接受過有關教師「不適當行為」的相關培訓,所以無法辨別兒童性侵害行為。校長及朗女士兩人在專業訓練及能力認知上有嚴重不足之處。

■ 第二次指控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宗教教育助理校長瓦格斯塔夫女士(Ms Megan Wagstaff)收到一位母親來電。這位母親的女兒就讀伯恩斯先生的班級,她表示女兒聽到兩位同學的對話,其中一位同學說伯恩斯先生把手放在她的褲子上。

通話結束後,瓦格斯塔夫女士立即聯絡朗女士,告知她與母親的對話。瓦格斯塔夫女士同時也知會了校長及教區辦公室。

瓦格斯塔夫女士不認為這位母親來電的訊息是性侵害的指控。她也沒有懷疑這是性虐待或認為她正在處理兒童性侵害。瓦格斯塔夫女士沒有依據兒童保護指引的規定,填寫相關的文件,她只是自己手寫記錄了相關資訊,並把手寫記錄交給朗女士。

朗女士表示她當時認為伯恩斯先生「必須接受調查,有一些不適當、不正確的事。」然而她並未記錄她的疑慮或採取任何其他行動,「因為我不是第一個收到該投訴的人。」

校長及朗女士都知道這次申訴提及的女學生,便是早前被伯恩斯先生先生親臉的同一名學生,而瓦格斯塔夫女士並不知道這個資訊。

  • 沒有履行通報責任

校長及朗女士連續收到不同人的投訴,但依然在不同的時間點,持續沒有進行通報。

  • 培訓不足

助理校長瓦格斯塔夫女士保護意識不足,無法辨別兒童性侵害行為,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處理兒童性侵害事件。

  • 伯恩斯先生先生退休後再次獲得聘任

二〇〇八年六月伯恩斯先生退休,然而一個月後他重新被聘任為學校的代課老師。校長即使知道有關伯恩斯先生的性侵指控,仍然遞交相關申請,並容許他再次任教。

伯恩斯先生在再次聘任至二〇〇八年十一月被逮捕期間,犯下了三起兒童性侵害罪行。

  • 職員聘請程序

校長之前不但消極處理學生對老師的性侵害指控,當加害老師退休後重回校園任職,校長更沒有進行任何風險評估,沒有篩選不適任者便向上級遞交聘任申請。

  •  資訊不流通

教區教育辦公室助理主任因下屬未曾告知有關伯恩斯先生的性侵指控,所以批准了伯恩斯先生的聘任。兒童性侵指控的消息如何在機構內流通,是保護兒童的重要關鍵。若重要工作人員缺乏資訊,將無法有效篩選有安全疑慮的求職者。

校園兒童性侵害保護示意圖(圖片提供/徐思寧)

防禦層的弱點相互作用

在這個澳洲校園性侵害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見所有防禦層的弱點相互作用,形成重大的系統缺失,使加害者可以隱藏在校園中持續傷害兒童。下圖呈現了案例中各防禦層的弱點:

    1. 對法規理解不足:行政團隊互相推拖,無人負起通報責任。
    2. 培訓不足:教職員無法辨認及意識到性侵害指控的嚴重性,缺乏知識與能力處理兒童性侵投訴。
    3. 申訴調查失當:使加害者有機會滅證,受害者面臨二次傷害和報復的危機。
    4. 缺乏危機管理:使嫌疑人可持續接觸學生。
    5. 職員聘請程序缺失:缺乏有效的安全篩選。
    6. 缺乏資訊流通,使性侵加害者過往的控訴得以隱藏。

每人都在預防兒童性侵害上有重要的位置

因為一位學生的母親報警,加害人伯恩斯先生才被警方逮補。這位母親在防禦系統中,成功發揮保護兒童的重要功能,使系統錯誤在此停下來。眾多家長無法平息的憤怒,是因為看見學校的保護系統癱瘓,使傷害持續發生。

澳洲皇家調查在二〇一七年發表的機構兒童性侵調查報告,透過與受害者會面、舉辦多場公聽會及個案調查,理解受害者與家屬的經歷和觀點,發現了很多過去學校處理兒童性侵害事件時的盲點,例如環境因素、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及互動、通報系統的失靈等。這些因素在加害者或學校教職員的觀點中,常常會被刻意遺漏或忽略。

我們需要關注整體文化及環境問題,以及這些保護兒童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性,而不僅僅只關注個別的保護因素。

每個人、每個不同的崗位、每項機制都是保護系統的一環。每層保護都是相互作用及依賴的,而且都有其不足之處。我們需要看見彼此的重要性,攜手維繫保護兒童的重大社會工程。

參考文獻:

Munro, E., & Fish, A. (2015). Hear no evil, see no evil: Understanding failure to identify and report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5). Report of Case Study No 6: The response of a primary school and the Toowoomba Catholic Education Office to the conduct of Gerard Byrnes.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