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兒童的人,是誰?

文︱徐思寧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Alex Sansão
 

潔晧出版《不再沉默》後,很多人問我們有關加害者的問題。

性侵潔晧的人是誰?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兒童性侵加害者的存在讓人不安和焦慮。

特別是大部分兒童性侵案件的加害人,是兒童認識的成人,亦即熟人性侵。

兒童性侵除了可以依據加害人是否兒童認識的人來區分外,也可依據加害者與兒童的關係區分為家內性侵(intrafamilial sexual abuse)、家外性侵(extrafamilial sexual abuse)及機構性侵(institutional sexual abuse)。

家內性侵的加害者,是指性侵與他們有血緣關係或居住在一起的兒童,例如自己的孩子、「繼子女」(step-children)、同居人的孩子、或表弟妹。

家外性侵的加害者,是指性侵與他們沒有親屬或居住關係的兒童,例如鄰居、朋友的孩子、或透過網路認識的兒童。

機構性侵加害者,屬於家外性侵的子類別(sub-category),他們透過工作、志願服務、或其他緣由接觸到性侵的對象。這些機構通常是指為兒童、青少年或家庭提供服務的公立、私立、慈善及宗教團體。

當兒童身處的家、學校、安親班、社區中心、教會,也可以是性侵加害者隱身之所,這不僅讓人感到不安且難以防範。

我們可以「看」得出,誰是兒童性侵加害者嗎?

 

兒童性侵加害者的千面人形象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在2017年發表的全國機構兒童性侵調查報告,也嘗試回答這個疑問。澳洲皇家調查報告根據眾多受害者的陳述、專家研究報告、全國多場的公聽會資料,清晰的指出兒童性侵加害者並沒有典型的形象(typical profile)。

加害者有形形色色的特徵、行為及動機。他們來自各種不同的背景、性別、條件,第一次犯案的年紀也不盡相同。

基於兒童性侵加害者的多樣性,我們應該避免根據數據所歸納的預設,來預測一個人性侵兒童的可能。我們不能從一個人身份、外貌,「看」得出他有沒有性侵兒童的嫌疑。

加害者與一般人的差異,往往只有他們的犯罪行為。

雖然兒童性侵加害者沒有典型的形象,但我們若能增加理解兒童性侵加害者的多種形象,會有助我們提高保護兒童的敏感度,避免對加害者持有刻板印象,使我們能更有效回應兒童性侵事件。

 

男性加害者

根據澳洲的皇家調查,95.2%的成人加害者是男性。(註一)這發現呼應大部分關注兒童性侵的研究,不論是家內性侵、家外性侵或在機構發生的兒童性侵事件,加害者大多為成年的男性。(註二)不過,我們也應注意,雖然數據指出大部分兒童性侵加害者為成年男性,絕大部分成年男性是不會性侵兒童的。

男性加害者各色各樣。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年齡層和性傾向。有些男性加害者已婚、有些有穩定的伴侶,也有在單身狀態。他們運用廣泛的侵害策略,除了性誘騙外,也有同時對兒童施暴。澳洲一名男生,在育幼院居住期間被加害者毆打後腦至昏迷,他醒來時發現自己面朝下倒在地上,而加害者正騎在他身上性侵他。

 

女性加害者

澳洲的皇家調查中,7.4%的受害者表示他們被成年女性性侵。

女性加害者所犯下的兒童性侵案件可能遠高於實際通報數字。Proeve等研究者綜合整理多份關注機構兒童性侵的研究,推估在所有場域發生的兒童性侵案件,女性加害者佔約6至11%。(註三)

社會大眾普遍不認為女性也可以性侵兒童。這使某些兒童性侵案件難以被看見,受害者的申訴也難以得到相信。

澳洲一位被成年女性性侵的受害者Abby說:「大家都不覺得女性會性侵兒童。女人不但可以這樣做,她們會這樣做。她們可以像任何男性一樣邪惡。」 Abby的媽媽在得知孩子被女教師性侵後,表示自己從未想過女老師竟然是需要注意的危險來源。

大眾除了普遍不認為女性會性侵兒童外,不少人也誤以為女性比男性所帶來的傷害較小,甚至會覺得男孩被女性侵害是「好運氣」。

 

兒童性侵的共犯

兒童性侵加害者不一定單獨行動,他們可能有犯罪的搭檔。澳洲皇家調查中,3%的受害者表示他們同時被男性及女性加害者性侵。

研究指出女性加害者較常有共犯。她們可能與男性伴侶共同性侵兒童。(註四)部分女性加害者因為被男性伴侶控制或威脅,被迫性侵兒童。

也有一些女性忽視眼前目睹的兒童性侵。澳洲有一位女孩指出她曾被足球教練在多個地點性侵,而好幾次教練的太太雖在現場,但無視這位女孩被自己的丈夫性侵。

 

加害者的年齡

澳洲皇家調查報告指出性侵加害者開始犯案的年齡不一。他們有些在11至15歲期間,便開始性侵兒童。有些加害者則在他們二十多歲至三十歲出頭時第一次犯案。依據現在我們對加害者與加害行為的理解,我們無法就兒童性侵加害者開始犯案的平均年齡輕易作出定論。我們也難以把一個人的年齡,與他是否可能性侵兒童作任何連結或推論。

澳洲皇家調查報告發現一個值得關注的加害者犯案年齡觀察。兒童性侵加害者若在相對年輕時便開始性侵兒童,這些加害者有較高傾向在他們一生中持續性侵兒童。這些加害者可能有「戀童」(paedophilic)傾向,屬於「迷戀性慣犯者」(fixated, persistent perpetrators)。他們長期地對兒童感到性吸引,而且通常是累犯,有多次侵犯兒童的紀錄。如何避免這些年輕的兒童性侵加害者再犯,是需要深思的議題。

另外,不同年齡的加害者傾向運用不同的策略取得與兒童及身邊成人的信任。

年輕的性侵加害者,大多看起來平易近人、受人愛戴、善於與兒童建立關係。這些形象有助他們取得其他成人的信任,讓父母樂於把兒童交給他們照顧。

2009年一所位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的YMCA中心,一位23歲的兒童照顧男助理人員在任職期間性侵了數位六至十歲的男童。多位受害男孩的母親形容這位加害者為「年輕的男孩」、「喜愛小孩」、「關愛小孩」、「兒子十分喜歡他」、「花很多心思讓兒子開心」、「看起來很喜歡我的兒子」、「讓我感到放心」。這位針對年幼男童的性侵加害者,透過建立對兒童關愛及喜愛孩子的形象,瞞騙機構及受害兒童的父母,使侵害得以長期發生而不被發現。

針對青少年的年輕加害者則較常呈現另一種形象。他們的身份多是剛入職的教師、青少年服務工作者或是軍校的導師。受害者形容他們很酷、與學生打成一片、對學生非常友善、受學生及其他教師歡迎、不會裝出教師或長官的架子、會與青少年一起做一些越界的行為例如吸菸喝酒。

澳洲一名受害者Jem約13歲時,被學校的男教師性侵。Jem形容這位教師看起來很酷,受到很多學生的愛戴。這位教師不但在週末開放教室讓學生製作音樂和拍攝短片,還會給予學生大麻,與學生一起吸食。Jem在吸食大麻時,這位教師性侵了他。

年紀較大的加害者,基於他們的工作年資,大多在機構內擔任比較重要的職務,並得到機構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尊重與信任。他們多會運用他們的職權、聲望與威信來性侵兒童。受害者Aaron Michael被學校一名六十多歲的教師性侵。這位教師得到學校及教會的尊重。當Aaron Michael的成績退步時,這位教師主動提出為他補課,學校更向受害者的父母保證這位教師與他的兒子見面是課業輔導。這位教師補課的期間,性侵了Aaron Michael。

 

加害者的性傾向

加害者的性傾向,與他會否性侵兒童並沒有關係。加害者可以是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我們不能從一個人的性傾向來預測對方會否性侵兒童。

加害者的婚姻狀態、是否有伴侶,也不能預測對方會否性侵兒童。澳洲皇家調查報告中,不少案例是加害人已婚或有穩定的異性性伴侶。例如澳洲有教會的年輕已婚牧師性侵男孩的個案。加害者的婚姻或戀愛關係,有時反而成為加害者性侵兒童的掩飾,用以減低身邊成人對他們的懷疑。受害者在揭露時,很容易被忽略或很難得到相信,因為很多人誤以為有家庭的成人不會性侵兒童。

加害者的性傾向與受害者的性別也沒有關係。有研究指出加害者性侵特定性別的兒童,可能與他們能取得與這些孩子相處的機會有關。加害者性侵同性別的兒童,不一定是同性戀,也不一定是因為覺得孩子有性吸引力。不少案例是加害者為異性戀,已婚,而性侵同性別的兒童。

 

加害者對兒童性別及年齡的傾向

性侵0-5歲幼兒的加害者,很大可能同時會性侵小男生及小女生。以青少年為性侵對象的加害者,較少同時性侵男生及女生的案例。(註五)

有研究指出女性加害者傾向性侵與自己年齡相近的青少年。不少這類型的加害者,不認為自己性侵「兒童」,並覺得自己「只是愛上年輕人」而已。這類型的加害者可能會以「戀愛關係」來包裝與青少年的性互動,讓青少年覺得自己「同意」這些性關係。很多受害者多年後才能意識到這是兒童性侵害。

雖然不少研究指出國小甚少出現女性的兒童性侵加害者,但根據澳洲皇家調查報告,在校園被女性性侵的受害者,接近50%年齡介乎5-9歲,34%年齡介乎10-14歲。這有別於過往研究呈現的女性甚少性侵國小學生的說法。

我們現時對女性加害者的認識依然有限。加害者的性別可能增加了受害者揭露的困難。受害者可能感到事情不會得到嚴肅處理,或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而不選擇揭露。澳洲一位男性受害者表示自己選擇不揭露性侵的經歷,因為他覺得沒有人會認為女老師及男學生的之間的性接觸是一種虐待行為。

 

加害者的身份及工作特色

兒童性侵加害者擁有不一樣的身份、職業與地位。大部分在學校、教會、育幼院等機構經歷性侵的受害者,認識性侵他們的加害人,亦即熟人性侵。

澳洲皇家調查委報告指出,很多加害者擔任機構的領導階層,擁有權力和權威。加害者往往濫用職權,製造性侵兒童的機會。超過一半加害者的職業為神職人員(32.2%)和教師(30.1%)。其次是安置機構的保育員(13.7%)、寄養父母(11.3%)、寄宿學校舍監(6.1%)。加害者的身份中不乏我們賴以信任的專業人士,例如醫護人員(3.8%)、社工(0.3%),甚至社會賦予公權力的監所人員(5.9%)及警察(0.7%)。

受害者常描述這些男性加害者如何利用他們的身份、權力、家長投放給予他們的信任,取得與兒童相處的機會,並利用這些機會進行性侵。當回溯性侵事件的歷程時,外人都覺得加害者做的事情比工作本身的要求為多,例如免費接送小孩,或積極參與學生的教育活動,例如主動提供免費的課後輔導。然而,很多受害者描述加害者在沒有其他人看見時,會變得有攻擊性,會以體型的優勢壓制他們。也有不少受害者形容加害者愛支配及充滿控制慾。

相對其他場域的性侵加害者,機構性侵的加害者普遍有較高的學歷和智商、年齡較大、較少自陳的童年創傷經驗、較少在酒精影響之下犯案。(註六)

我們需要敏感的並不是加害者的職業,而是這些身份賦予他們與兒童互動的工作性質,以及他們可以操控兒童的權限。

根據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的研究,在機構裡發生的兒童性侵事件,性侵加害者往往與受害兒童有以下的互動關係:

    • 可以與兒童單對單相處,並且不受監管,例如與兒童單獨外遊。
    • 為兒童提供親密接觸的照顧,例如照顧身障兒童;或與兒童的互動會牽涉一定程度的身體接觸,例如體育教練。
    • 擁有權力影響或控制兒童的生活,例如有權力決定兒童的學業成績。
    • 處於可以控制兒童的權威位置,例如寄宿學校的舍監。
    • 在靈性或道德層面上,具有凌駕兒童的權威,例如教會的神職人員。
    • 擁有聲望與信譽,得到信任,例如校長或資深教師。
    • 與兒童及他的家人建立親密關係。
    • 負責照顧幼兒,例如托兒所的保育人員。
    • 專科專業人員,例如某些專科的醫護人員或諮商師,以專業治療的名目來掩飾兒童性侵。

我們需要注意,上述描述的加害者形象並不是用作篩選某人是否潛在性侵加害者的工具。理解兒童性侵加害者的相關數據,是為了提高我們的敏感度,讓我們對兒童性侵議題有更多面向的認知。性侵加害者是千面人,出現在我們生活的各種領域。若持有對兒童性侵加害者的刻板印象,會蒙蔽了我們覺察眼前的危機。我們不能輕易因為對方的權威聲望而掉以輕心,但也不宜過於緊張,把身邊的人都看待為危險人物。


註一:6875人出席了皇家調查委員會的私密會談,當中67.3%的受害者向皇家調查委員會說出有關加害者年齡的資訊。其中83.8%的加害者是成人。約24.2%的性侵受害者,被18歲以下的兒童或青少年傷害。

註二:研究中關於加害者性別的數據,是根據有紀錄加害者性別的案件而整理。北領地 (Northern Territory)的兒童性侵案件中指控的加害者,有84%為男性;西澳大利亞州 (Western Australia)則為98% 。詳細資訊請參閱:Bromfield, L., Hirte, C., Octoman, O., & Katz, I. (2017). Child sexual abuse in Australia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2008–13: Findings from administrative data.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p. 15.

註三:Proeve. M., Malvaso. C., & DelFabbro. P. (2016). Evidence and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erpetrators of institutional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pp. 18–19.

註四: Stathopoulos, M. (2014). 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Female sex offending and the gendered nature of sexual violence. Melbourn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註五:Proeve. M., Malvaso. C., & DelFabbro. P. (2016). Evidence and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erpetrators of institutional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p 35.

註六:Darling, A., & Antonopoulos, G. (2013). ‘Notes on a scandal’: Why do females engage in abuse of trust behaviou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2, 525–537.; Moulden, H. M., Firestone, P., & Wexler, A. F. (2007). Childcare providers who commit sexual offences a description of offender, offence, and victim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1(4). 384–406.

【參考文獻】

Kaufman, K., & Erooga, M. (2016). Risk profiles for institutional child sexual abuse: A literature review.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2, Nature and ca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4). Report of Case Study No 2: YMCA NSW’s response to the conduct of Jonathan Lord.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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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思寧/《蝴蝶朵朵》繪者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70期

e人本之友會訊第6期

我們向文化部申請紓困計畫跟數位出版補助了。經費有沒有被核可還不知道。能夠得到多少補助也還不知道,但整個過程一邊想著『已有的累積』,一邊規畫著『前進的未來』,就這樣『高興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