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錯的人,也是受傷的人——從《創傷的智慧》紀錄片談起

座談會整理︱陳稚宜、江思妤
圖︱Photo by Eric Ward on Unsplash

--本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387期

人本教育基金會與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在八月十二日,合辦「犯錯的人,也是受傷的人—從《創傷的智慧》紀錄片談起」線上座談會(註1)。《創傷的智慧》訪談加拿大麥特醫師(註2),講述創傷和各議題—如:成癮行為—之間的關係,涵蓋創傷的生理、心理、社會、支持與服務系統。今年六月、七月,紀錄片在網路上公開放映短短數天,卻引起許多討論與迴響。

紀錄片中提到童年逆境(註3)對孩子大腦的影響:衝動、激躁、不安、出現攻擊行為;至少六成監獄受刑人在兒時經歷六件以上的逆境。麥特醫師在影片中指出,我們常說「向毒品宣戰」,受到肅清的對象,多數是童年受到忽略與壓迫的族群,我們用監獄懲罰的對象,是有過創傷的人們。

八月十二日座談會當天,一百多位參與者裡,有少年調查保護官、心理諮商師、社工、職能治療師、現職教師、家長…。大家為了犯錯的人而來,為受傷的人相聚。座談會中一位社工說,原來我之前認為成癮的人,背後有很多可以探討的,不是只把他歸類在成癮這件事上。

看到人們犯的錯也看到他受的傷,就能看到改變的機會。

創傷知情的智慧

播映《創傷的智慧》預告片後,主持人馮喬蘭開場並點出主題:今天談犯錯的人也是受傷的人,也就是,當我們提到犯錯的人,總會開始談矯治或是復健方案措施,但是,在矯治復健之前,我們必須先有一種眼光,去探問所謂犯錯的人的生命狀態。

影片中描述「創傷」指的是人與自我的連結斷裂,呼應到人本心理學很重要的核心價值—「人如何能夠找到真實的自己?」。人們成長的過程中,必然需要武裝自己來幫助生存,即便有些人看似安穩地在這個社會上生存,有個不錯的名聲或地位,不表示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沒有來自大人或者社會結構帶給他們的傷痕。這次的活動,透過紀錄片中看待創傷的眼光,我們重新接近自己、接納自己、與自己連結、也與別人連結。

諮商師留佩萱透過預錄影片與觀眾見面。(詳見本期特企文章—P.10)影片尾聲,主持人喬蘭與佩萱提到自己十多年前閱讀《暴力失樂園》(註4)後,終於明白,敢於傷害別人的所謂「非行」青少年,是先對自己的感受麻痹,從而對他人的感受麻痺。如同影片中提到的,孩子是先受到創傷,與自己的連結、感覺斷裂,然後才感受不到他人的痛。創傷知情的眼光,讓我們對犯錯的人有多一些的理解與關懷。

創傷與社會正義

播映佩萱影片時,後台臨時出了狀況,諮商師郝柏瑋順勢提供了檢視創傷知情的方式—「在耽誤時間的當下,我們心裡所浮現的是“What’s wrong with you?”(你有什麼毛病?)還是“What happened to you?”(你發生了什麼事?)」。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浮現在腦海,就足以讓我們檢視對人、對事物的同理;這並不是心理工作者才需要了解,是我們每個人都應擁有的關懷人的方式。

柏瑋諮商的服務對象是以政治、政權創傷為主(如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因此柏瑋對影片中的系統性創傷概念做了更為仔細地描述,當人在面對創傷/失落/痛苦時,思想/情緒/身體感受與自己產生了斷裂,也就是解離,這都是身體為了生存所發展出的機制。例如:遭受性侵的個案為了生存,與自己的身體解離;發生重大事件後,記憶喪失,導致解離性的失憶症;而藥物成癮者也是,他們所採取的方式是透過吃藥,調節、轉換此時此刻不願感受的感覺來舒緩自己。總總的解離,都是我們的身體正在因應生存的方法。

柏瑋引述紀錄片中主講者麥特醫師的一段話:「社會關錯人了,社會看見人們做錯的事,而沒有看見發生在人們身上的事。」當我們不以創傷知情的眼光看待犯錯的人時,我們只會看見犯錯的行為與問題,而非真正關心曾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藥物成癮的人、犯錯的人與我們都是人,為什麼我們面對創傷的因應策略卻不一樣?為什麼事件會重複發生在他身上,但卻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柏瑋說,這就攸關照顧者與孩子的關係,這個關係會影響未來孩子因應事物的策略。

柏瑋舉例,當有陌生人想要觸碰孩子的身體,此時照顧者要面對的考驗是教育孩子設立界線,教導孩子判斷自己與陌生人之間的關係。照顧者說「不好意思,我的孩子不想被觸碰」這就為孩子示範了身體的界線,由自己決定能不能被觸碰,是人際界線,而決定自己的感受或接受與否的則是情緒界限。也就是說,孩子在年幼時需要透過與照顧者的互動關係中學習建立自己的界線。

所以相反的,照顧者在面對孩子哭鬧時態度不耐煩或者忽視時,會讓孩子以為:自己的情緒感受不重要。孩子成年後,無論在身體、人際、與情感界線中就會常選擇讓步。但,這並不是要檢討照顧者,而是要回過頭檢視,照顧者自己本身是否也曾在依附關係的互動中被如此對待?這一連串的傳承,會使孩子產生一種信念,直到有人開始覺察、才能開始改變。

結構性創傷

孩子在傳承了照顧者的信念之後,形成生存的反應策略。麥特醫師將它整理成五大信念:

信念一:我必須要堅強,我靠自己最好。

信念二:我不該生氣。

信念三:我必須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信念四:我沒有人愛。

信念五:唯有我病重,我才值得被照顧。

健康的信念,可以幫助我們生存的更獨立、更有韌性;但壞的信念在創傷者被觸動後,這個生存的反應機制,會呈現逃跑、咆哮、凍住或者討好等幾種樣態,當創傷者累積了無數的負向經驗後,就可能會形成犯罪或是非行行為。

社會或者司法系統對待犯罪者,傾向將他們關進監獄或者處以死刑,但其實真正要面對的是整體結構性的創傷,而非一個一個的創傷者。結構性創傷會源源不絕地製造創傷者或是因為性別、性傾向、種族、語言、宗教與階級而受擠壓的人們。柏瑋分享自己諮商的經驗,在2019年台灣同性婚姻通過之後,他的個案整個人都明朗了起來,他開始知道自己是被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所接納的人了,他不用再因為自己的差異而感受痛苦。

最後,柏瑋分享非洲部落的精神“Ubuntu”,意思是「我和他人緊緊相連,密不可分,我們都在同一種生活之中。」部落的人們相信,如果一個人犯罪,是因為他忘了他自己的好,我們有責任讓他想起他有多美好。呼應到紀錄片裡麥特醫師所說:「受創的人內心裡有個非常健康的人,只是那個非常健康的人,還沒有機會表達他真實的自己。」而這需要透過社群、透過身邊的人見證、呼喚「他」出來。

我們是否也能以Ubuntu這樣集體的眼光,來看待犯錯以及受傷的人呢?

成為有抉擇能力的人

主持人喬蘭呼應柏瑋談到的結構性問題與傷害,人類在面對歷史悲劇以來,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人們會極度的服從於權威?」就像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事件,即便現在我們不明白到底為什麼事件會發生、到底為什麼這麼多人會相信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的謬論?但事件終究發生了。

喬蘭經歷教育改革之路,仍不斷地在思量,12年國教是否對孩子有益?孩子在權威的系統中,對身心發展是有利還是不利?孩子能夠享有國民義務教育其實是好事,但是這麼多年的系統性威權教育,未來教出太多太乖順的孩子又該如何?

回到今天的紀錄片,創傷每個人都會遇到,也會造成影響,但是這也預示著:我們的能力與生存狀態,有很多矛盾的事情都取決於自己如何去理解、去接納、或做抉擇,我認為,身為人,保有做抉擇的餘裕,是生活在社會中或是個人裡,真正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透過理解創傷、創傷知情與覺察自我的感受,都是為了保有抉擇的能力與自由,讓我們成為一個保有抉擇能力的人。


註1:【廢死星期四】犯錯的人,也是受傷的人—從《創傷的智慧》紀錄片談起,活動於2021年8月12日線上舉行。

主持人:馮喬蘭 執行長

與談人:郝柏瑋(諮商心理師)、留佩萱(諮商心理師&出版作家)

註2:Gabor Maté 嘉伯.麥特,加拿大醫師,堅信身心不可二分,專長為創傷對於生理與精神狀態的影響。撰有多本探討注意力缺失症、壓力、發展心理學、成癮的著作,作品翻譯超過二十五種語言。台灣目前有二本他的著作:《當身體說不的時候》《癮,駛往地獄的列車,該如何跳下?》

註3:童年逆境,來自1998年文森·費利帝(Vincent Felitti )等人所發表的研究,主要探討童年受虐及家庭關係失衡等童年逆境經驗(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對於多項成人死因的關聯性。ACE中文量表

註4:《暴力失樂園》,時報出版, James Gilligan(1997),李芬芳譯。


 
座談會整理︱陳稚宜、江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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