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生活

誤觸地雷的風險人生

文︱鄧湘漪

「故人深入戰亂地區,因尿急誤觸地雷身故,著實應證了故人此生災難不斷的形象和經歷。」

我的工作常往返於柬埔寨首都和鄉村之間,探訪那些參與機構發展計畫的村民們返鄉後的生活狀態。工作區域以首都金邊周圍的五個省份為計畫追蹤範圍,團隊在地柬籍工作者會依據參與者離開計畫的時間,接續安排一、三、六個月的追蹤輔導。因此每個月初,我會收到一張出勤班表,載明當月拜訪各村莊的時程和家戶。九〇年代後期,計畫擴及地區仍以南方為主,因為當時北方仍有紅高棉游擊式衝突,南方的執政黨在軍事上仍以殲滅赤柬民兵為目標,那時的柬埔寨北方仍舊是個高度危險區域。

儘管如此,南方依然有著工作上的風險――地雷。七〇年代柬埔寨內戰期間,交鋒雙方政治勢力為了防堵敵對陣營入侵,紛紛在敵我交界處埋下地雷。戰後眾多國際組織進入柬埔寨協助各項社會重建計畫,九〇年代的柬埔寨堪稱為全世界國際非政府組織駐紮密度最高的國家,而地雷分布的數量,至今也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地方。地雷帶來的危險困境在於――「看不見」,埋在土裡的爆破物,因為肉眼看不見,以至於讓人失去防備戒心。同時,埋雷之處多為鄉村地區居民栽植、採集各種農作物的田園,是許多農人日常生計勞動的場所,甚而孩童遊戲的路徑。除了退伍軍人在戰場上受傷外,多數的故事是到田裡耕作或在田間嬉鬧時,誤觸地雷而身亡或身體殘缺。「掃雷」一直是柬埔寨政府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艱難任務,即使戰後掃雷行動超過二十年之長,但目前仍有數百萬地雷遍佈在柬埔寨鄉村的土地上。而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間,下鄉時總也會經過立著紅色骷顱頭標誌的地雷區。

我與柬籍在地工作者驅車離開辦公室,繞過矗立於硬鋪面道路兩旁的水泥樓房,以及人車混雜但分辨得出雙向車流的擁擠街道,緩緩朝向鄰近省份下鄉追蹤拜訪。離開壅塞的首都圈,朝我們展開雙手的是廣闊視野,雨季時漫天水稻連綿至盡頭的遠山,乾季時龜裂黃土上散落著高挑的糖棕樹。離開公路轉進村莊,有時會穿過小鎮行政中心、村落市集,有時則是在公路上某個完全沒有標誌,僅能以山或樹作為方向判定,轉進田間黃土路,一路往前找尋沒有門牌號碼的家戶。當公務車出現在聚落時,可能是少有車輛出現;可能是我們一路喊著某某姓名,試圖透過村人指引找到計畫參與者;更可能是對村莊日日重複的安靜生活而言,外來者打破了日常的慣性,以一聚十地慢慢聚集人潮,好奇這陌生臉孔帶來了什麼樣的新鮮事。

往往我們拜訪家戶時,身邊總是圍滿了放下手邊工作湊熱鬧的村人,當我們與返鄉的計畫參與者說話時,村民們總是在旁癡癡地笑,有時忍不住加入我們的話題,那些關於家戶的生活經歷、親子關係、經濟收入、生計規劃、疾病醫療、就學就業就養等對話,圍觀的村民們總能鉅細靡遺地講述,彷彿是家戶的一份子,反而是名單列表中的受追蹤者因為害羞而話少。這樣的下鄉討論,總能發揮一些社會教育的功能,除了了解拜訪對象的生活狀態和想法安排之外,也可理解鄉村居民回應生活困境的方式。多數時候,村民們仰賴口耳相傳的說法,而工作者接收到錯誤謠言時,可以藉機傳遞正確的公共資訊。

這樣的討論多發生在以糖棕樹葉和木板建造而成的家屋周邊,村莊裡散落著將乾燥樹葉編織成片作為屋瓦和牆面的高腳屋,大部分的家戶沒有廁所,即使有,也是在高腳屋後方挖個坑,上頭放個板子的茅坑。村民有時會在簡易廁所四周搭起遮蔽的隔板,但由於過於隨意,所以遮蔽的效果顯得十分敷衍。基於這樣的環境條件,我出差遠行時總是害怕喝水,但東南亞天氣濕熱,也很難為了降低如廁的頻率而斷絕飲水。某回,我訪問完受追蹤村民,實在尿急,開口問了家戶有無廁所。在地工作者翻譯完我的需求後,受訪村民拉著我的手往屋子後方移動。走到稀落的木瓜林裡,沒發現任何看起來像廁所的設施,正疑惑之際,家戶長舉起了鋤頭,準備在木瓜林中挖一個小坑讓我方便。我當然敬謝不敏,驚異中放聲大笑,太常遇到這種「解決」之道,因此在工作狀態時,我學會將生理機制調整延後至用餐時間,小鎮上的餐廳或公家機關如村辦公室等,相對容易尋覓能讓自己放鬆的如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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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生就是無法一直照著自己的盤算前進,總也還是會遇到連挖一個坑都不可得的窘境。這時候,我會以唇形告訴在地工作者自己的動向,對方從我的眼神和唇語收到訊息後,也能有默契地迅速點頭,接著我便試著找機會,在聚集成群的人堆裡找到縫隙偷偷溜走。這麼安靜地找時機尿遁,是因為我得要在眾人不注意的時候,往人群的反方向走得再遠一點,找個遮蔽物後方解手。

這個看似簡單的舉動,實則包裹著重重困難。首先,在鄉村要找到可以上廁所的遮蔽物不是太容易。家屋周邊總是有人走動,矮叢植栽更是沿著家屋和主要道路生長。再遠一些便是稻香平原,雨季時稻穗漫漫,乾季時黃土裸現,農地上高於腰際的物件,只剩下柬埔寨的特色樹木――糖棕樹――樹身比人形寬幅更加纖細的樹種;再者,終究而言,即使我是黃皮膚、黑頭髮,曬得仿若柬埔寨人的亞洲人種,不若我那金髮碧眼的英國同事一眼便可看穿是個外國人,但整體形象、衣著、行為,甚至光是我不會以柬埔寨語訪談一事,就足以讓村子裡湊熱鬧地傳遞「來了個外國人」的新鮮訊息。因此,我身邊總是圍繞著人群,村人會盯著我看,當我說著他們聽不懂的語言時,村民們會發出串串間歇性笑聲,輔以鸚鵡般學習我說話發音的各種怪腔調,然後模仿者自己笑得更大聲,而婦女或小孩會趁亂摸一下我的手臂。以至於,當我想離開人叢時,「安靜」變得很困難,總會有定睛的眼神發現我想溜走,一旦我邁開步伐,身後也會跟著一條人流。那些跟在我屁股後面想要知道我去哪裡、急欲參與行動的孩子們,每每逼得我必須走得更遠、更遠。於是,無比掙扎的困難現身了:走得越遠、越深入蠻荒樹叢,人煙罕跡之處也就代表著地雷未爆的機率越高。

我內心的恐懼無法言說。我不是黛安娜王妃。一九九七年,黛安娜王妃親臨非洲安哥拉,關心地雷帶來的社會衝擊以及人身安全議題,受地雷威脅的村落和居民,不僅生活在高風險的物理環境之中,同時,這些地方通常都沒有妥善的醫療照護措施,無論是硬體設備或是軟體技術。儘管,國際非政府組織投入大量資源、提供物力、訓練人才清除地雷,但速度總是追不上那些因地雷傷害而身亡或殘疾的人數,更別提身故或身障後,家庭生活重建之困難。一直以來,脆弱的人之所以被命名,都起因於極度脆弱的環境,而造成環境脆弱的主因,往往是各種意義上權力傾軋下的結果。

但,我不是黛安娜王妃。我沒有防護衣,沒有現身地雷區,呼籲世人重視地雷危險性的社會使命與意義,同時,踏在一條無法確認地雷是否清除乾淨的鄉間泥路上,後頭跟著一票興奮過度、明顯營養不良的柬埔寨兒童。我揮舞著雙手,以極度破碎的柬語驅趕著小孩們離開,另一方面,則擔憂著每個步伐究竟該重該輕?我常常想,如果我誤踩地雷,那麼祈求上天千萬讓我無苦痛地離開,而掛念我的人們會如何在追思會上悼念我呢?墓誌銘該如何刻下關於自己的總結――「她因尿急誤觸地雷結束這一生」,追思會應該充滿了帶著苦境的串串笑聲,我想。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74期

 

《人本教育札記》試圖用一種較寬廣的視野和角度來解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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