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是個歧視性名稱嗎？

文︱沈榮欽

日前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發起連署，呼籲廢除「武漢肺炎」的稱謂，改稱「新冠肺炎」。他在受訪中表示，既然病毒已經不侷限在中國武漢，就不應該以武漢肺炎稱之，並且認為「部分媒體和當局至今仍不改變武漢肺炎，是以防疫包裝歧視」，要求「台灣應該正視對兩岸四地的責任」。

歧視自然不對，但是對於聲明中將武漢肺炎一刀切為歧視，不僅忽略了某些事實，也簡化了名稱發展的脈絡。原因在於最早使用武漢肺炎者並非台灣人，乃是中國民眾與中共官員，甚至在習近平最早發表談話時，中國官方媒體也以武漢肺炎稱之。由於疫情源自中國，在媒體大幅報導下，自然會採用中國官方與民間共同使用的名稱，這是命名imprinting 效果的由來。可惜的是，聲明中對此隻字未提，反而暗示台灣歧視而刻意使用該名稱，未能呈現事實原貌。

而聲明中不僅忽略中國最初命名經過，也忽略了WHO等國際權威機構的命名歷史。事實上WHO一開始也與中國同步使用「武漢肺炎」，後來隨著中國態度改變，WHO先是將導致肺炎的病原病毒命名為拗口的2019-nCoV（2019新型冠狀病毒），同時把武漢肺炎疾病改稱為複雜又識別力不佳的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2019年冠狀病毒急性呼吸道疾病）。

這時國際機構出現命名權力之爭，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認為該病毒在分類上應該與SARS同一類，所以稱為SARS-CoV-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但是WHO則又迎合中國淡化疾病的嚴重性，將疾病正式命名為COVID-19，並堅持應該採用他們的命名，而非參考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的學名來命名疾病。這種命名的快速變遷，自然難以為多數不熟悉英語的台灣人所熟記。

在中國官方改稱為「新冠肺炎」之後，聲明也要求台灣立即要改以同樣的稱謂，否則就是歧視，也忽略台灣的現實。台灣衛福部早在疾病發生之初，遠在WHO命名之前，就已經將之命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既非新冠肺炎，也不是武漢肺炎，不過為了防疫需要，便於與民眾溝通起見，仍然在口語上使用武漢肺炎與新冠肺炎。儘管如此，在正式法案上，依舊使用國家公定的名稱，例如因此通過的法案叫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如同Google Trends所顯示（見下圖），由於最早來自中國命名的影響，台灣一般民眾仍然多使用武漢肺炎，對於新冠肺炎較為陌生。為了達到防疫效果，武漢肺炎是最能夠與多數人溝通的名詞，所以台灣的媒體、防疫單位與政治人物，都曾經交互以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事實上台灣從未禁止使用新冠肺炎的名稱，自總統以降，都曾使用新冠肺炎，而聲明中似有意誤導為台灣官員刻意使用武漢肺炎，而排斥新冠肺炎，也與事實有誤。

歸根究底而言，何謂污名化？污名化乃是在權力使用時的標籤、刻板印象、區分、降低地位與歧視。其關鍵在於權力使用，換句話說，過去具有優勢地位與壓迫歷史的白人稱呼黑人為nigger就是污名化，但是黑人彼此之間互稱，則不屬之。關鍵在於兩岸之間，台灣顯然是受到壓迫的一方，忽略了這個權力脈絡談污名化，都是緣木求魚。

台灣在中國壓力下，被排於WHO門外，不僅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人權受到漠視，更可能成為國際防疫的缺口，將疫情政治化者，豈不正是宣稱口徑與其不一就是歧視的中國政府與WHO總幹事譚德賽？當譚德賽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的授權，卻遲遲不肯宣布武漢肺炎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根據中國官方說法表示武漢肺炎不具有人傳人性質等荒腔走板行為，造成世界無數生靈塗炭之際，中國為了避免隱瞞疫情之責，正以大外宣宣揚中國防疫足為世界楷模，將病毒起源地賴給美國，台灣既對大外宣無能為力，官方也從未使用武漢肺炎於正式法案，權力弱勢者使用武漢肺炎，反而更像是民間避免配合大外宣洗清歷史記憶，而為保留真相的小小努力。同時中國迄今仍使用非洲豬瘟，又何曾考慮污名化非洲？

同樣的，在聲明發起之時，中國政府表示疫情完全受到控制，並無新的案例增加，而台灣當時的案例仍快速增加中，為何在聲明中呼籲「台灣應該正視對兩岸四地的責任」，而不是「中國應該正視對兩岸四地的責任」？這種專要求弱勢者承擔責任的舉動，恐怕難脫偽善之譏。

而這正是許多人對於聲明憂心之處，儘管洋洋灑灑，但是聲明中除了反覆抨擊台灣民粹、歧視等之外，絕口不提任何中共的責任，即使今日世界已經因為疫情而全球蒙災，聲明絲毫未曾提及中國，彷彿所有的過失盡在台灣人的歧視、民粹與反中，如此避重就輕，恐怕失之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