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性侵事件:揭開學校的不安全文化因素

校園性侵事件:揭開學校的不安全文化因素
文︱徐思寧、陳潔晧  圖片來源︱Flickr 圖片作者︱Kate Ter Haar
校園性侵事件:揭開學校的不安全文化因素
 

學校生活是大部分兒童成長很重要的部分。兒童在學校渡過很多時光,學校更是兒童學習的重要環境。學校不但有責任保護兒童的安全,學校更必須提供安全及支持的學習環境,兒童才能展開有效的學習。然而,學校並不是我們想像及期待中那麼安全。

 

校園內的性侵危機

根據台灣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字,在2017年全國疑似校園性侵害通報件數高達1583件,即平均每天有4.3起校園性侵害的案件通報。(註一)

校園的安全議題並非台灣獨有,不同國家都在關注兒童在校園的安全問題。澳洲政府在二○一三年成立皇家調查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針對在學校、家外安置機構、宗教團體、體育訓練場所、青年感化院等機構發生的兒童性侵進行全國調查。

經歷五年調查、57場公聽會、8013場保密面談後,共有6875位倖存者敘述了受害經歷。 這次全國性的調查發現了超過一萬七千名童年性侵受害者。當中31.8%的性侵案件發生在學校,30.1%的加害者是學校的老師。

澳洲的調查報告更發現不少學校出現不只一位性侵加害者。例如新南威爾斯省(New South Wales)的一所學校在二十年間有十位教職員被定罪或被指控性侵兒童。(註二)

 

學校不安全環境的危險因素

怎麼樣的學校條件讓兒童性侵加害者有機可乘?

什麼條件讓兒童性侵加害者可以長年累月隱藏在校園而不被發現?

什麼環境阻礙了學生揭露性侵的經歷?

學生是否有求救或申訴的管道?

學校有沒有足夠保護學生免於性侵危機的措施?

學校是否適當回應及處理學生的求救?

為什麼有學校在發生兒童性侵害後,沒有保護孩子?

一環又一環的問題,顯示校園不安全的因素亟待我們深入理解。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嘗試找出答案,他們花了五年時間透過進行大量的個案調查、與童年性侵受害者面談、政策諮詢、以及委託學者進行研究。2017年發表的學校專題報告,指出了學校不經意地助長兒童性侵發生的11項危險因素:(註三)

  1. 素質不良的學校領導、有缺陷的實務管理以及傷害性的學校文化。
  2. 兒童的權利被減弱(disempowerment)。
  3. 學校缺乏告知性侵受害者的家屬及社區事件的發生。
  4. 缺乏對特別需求的兒童、障礙兒童、原住民、不同種族兒童的平等觀念及考量。
  5. 缺乏人力資源管理(包括職員聘請、職員不適當行為的管理、志工篩選等)。
  6. 缺乏兒童性侵處理政策及程序,或相關政策落實時效力不彰。
  7. 欠佳的申訴程序及無效的調查。
  8. 不足的文件紀錄及資料交流程序。
  9. 不足的教職員教育及訓練。
  10. 缺乏持續改進或定期檢討兒童性侵防治相關的政策及程序。
  11. 缺乏管理學校內物理環境及網路環境的危機。

澳洲的調查報告特別指出學校的領導、管理及文化,深深影響著學校如何預防、辨認及處理兒童性侵事件。本篇文章先探討學校的不安全文化因素。

 

保護學校聲譽為優先考量

澳洲的皇家調查發現,不少學校在處理兒童性侵事情時,把保護學校聲譽放在最優先考量。這是非常不健康的文化。在這價值下,學校會難以發現侵害的發生、甚至會在學生揭露性侵時挑戰學生、或是傾向不對外通報性侵事件。

這些學校校長或領導階層視兒童性侵事情為「醜聞」(scandal)或「威脅」(threat),他們會營造出一個排除或淡化兒童性侵指控的文化。學校會在學生揭露性侵後淡化事件及避免不利學校的法律訴訟(註四)。澳洲的案例更出現校長為了清除學生性侵的指控,發放誤導訊息給其他教職員,並故意留下拙劣的文書紀錄(註五)。

學校把保護學校聲譽作為最優先考量的處理態度,不但無法適當的處理校園性侵事件,更往往為受害學生及家屬帶來很大傷害。一位校園性侵受害者Ary,回溯自己揭露性侵時,校長的作為(註六):

這校長在霸凌學生。他是一個懦夫。他犧牲學生的安全與福祉來維護學校的聲譽。我現在回頭看,我理解到過去我及其他學生遇到性侵時,學生的福祉從來不在學校的考量。

學者Palmer探討學校文化如何影響學校處理兒童性侵事件,研究發現某些學校已經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到一個程度,把學校組織本身視為最終目的,而忽略了學校本來成立的初衷(註七)。這些學校的成員看待校園性侵事件為影響學校聲譽的威脅,故透過危機管控(risk management)來減低性侵事件對學校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學校成員把自己與學校的身分(identities)融合在一起,他們視任何對學校的威脅如同對自己的威脅,並把保護學校的聲譽,視為學校「生存」(survival)的最重要考量。

在保護學校名譽優先的學校管理文化下,校長和性侵加害者變成利益一致的共犯結構。學生的安全與福祉,成為學校利益的犧牲品。

 

學校的經濟利益比學生安全重要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同時發現,性侵事件對學校、校友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的經濟影響,是校長處理校園性侵事件時背後的主要考量。在校園發生性侵事件後,很多學校(特別是私立學校)為了維護學校形象及避免經濟受損,會以「危機管理」的方式來處理校園性侵事件。他們傾向提供金錢和解事件,並致力減少外界注意到兒童性侵事件,而不是關注學生的安全和福祉。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發現一所非公立國小,均以附帶保密條款的和解金,處理校內老師性侵多位國小學生的案件。2000年時,六位被該校同一位國小老師侵犯的受害學生,向學校提出民事訴訟,學校就此向受害者提出澳幣二十二萬五千元和解金(約台幣四百六十三萬元)(註八),並附帶保密條款,要求受害者不可對外公開性侵事件和和解內容。受害者覺得這調解的方式,只是學校為了讓他們閉嘴的封口費(註九)。學校為了掩耳盜鈴,不但讓加害逍遙法外,更把校內其他學生置於被性侵的危機。

在某些狀況下,學校會聘請律師來協助處理校園性侵事件的申訴。然而這些法律資源往往是為了保護學校經濟利益而出現,而不是站在受害學生的利益來爭取或辯護。

澳洲一名在1960年代被校長性侵的男學生,成年後在1990年代回去學校控訴就學期間曾被校長性侵,要求學校道歉。學校尋求法律建議後,決定對這位受害者保持沉默。學校明顯只站在學校自身的利益出發,不但不願意承擔學校疏於保護學生的責任,更忽視這位受害者的痛苦。學校的冷漠,再次傷害了性侵受害者(註十)。

對某些學校而言,學生的安全與福祉在經濟利益的考量下變得不重要。然而當這些私立學校只在意 「錢」時,澳洲的受害者發現只有對學校帶來金錢懲罰,才能讓學校負責或承認性侵事件的發生。2000年時,一位父親在知道孩子在學校遇到性侵後,決定向學校提吿,他覺得(註十一):

我們控告學校,因為我們憤怒了。這是我們可以取得學校些許承認發生在孩子身上事情的唯一方法。我們希望學校承擔責任,但好像學校唯一願意說話的方法,是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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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lickr 圖片作者︱Kate Ter Haar

保護學校教職員的文化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進一步發現,有一類型學校文化是領導階層及教職員之間有非常綿密的人際關係及凝聚力,讓教職員即使懷疑,甚至目睹兒童性侵害的發生,但他們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或採取不足的行動去處理兒童性侵害的指控。教職員的行動並不是思考如何保護小孩子,而是如何保護同事。

這些學校的領導階層及老師之間通常有很深厚的個人情誼、親屬連結,甚至是婚姻關係。他們互相認識很久,互相信任。這些老師傾向採取一個「我們與他們」(us and them)的態度,學校裡面的老師是「我們」,其他人是「他們」。他們對外人甚至有種自我道德上的優越感,傾向最小化外界對他們的攻擊,並把他們團體的利益最大化(註十二)。

澳洲有些私立學校更發現一種不鼓勵對外通報兒童性侵的文化。學校的教職員缺乏明確的責任界線。當學校遇到兒童性侵的申訴時,老師會面臨要在同事的信任,跟保護學生的責任之間掙扎。他們害怕要是舉報了一個他們的好朋友或是好同事的話,會影響同事的職業生涯以及珍重的情誼關係。這文化讓校園裡面的成人,感覺到指控他們認識的另一個成人的時候倍感困難,結果校內的成人都不願意或不情願去舉報自己的同事。

成人間綿密的人際關係,也讓學校的老師難以相信性侵害事件發生在他們認識的人之中。他們很容易會對認識情誼的同事出現「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註十三)。在這種狀況下,即使同事被指控兒童性侵害,他們會無條件支持他們認識的同事,甚至採取行動保護這位受指控的老師,盡量避免同事受外界攻擊。而當被指控性侵的老師跟學校負責人有親戚或婚姻關係時,學校負責人往往在嚴重的利益衝突狀況下,削弱了採取行動去保護小孩的能力。

部分學校校長在這種保護同事的氛圍下,嘗試找「其他處理的方法」(alternate approaches)來處理兒童性侵事件,而不是展開正式的調查。有些狀況是校長允許加害者受到指控時靜靜地離職,學校甚至會給予他們推薦信,讓他們有機會在其他學校繼續任教。(註十四)成人在保護同事的文化下,讓學校發生兒童性侵害事件時,難以被發現或好好處理。

澳洲研究顯示在一些小鄉鎮,人口相對比較穩定,特別是宗教學校中的教職員跟各自的家庭成員都互相認識很久時,這個保護老師的文化會更明顯(註十五)。在這種保護老師的文化下,加害者長期不需要對他做過的犯行負起任何責任,並長期在學校擔任重要的位置,使校內學生持續暴露在受害的環境中。

 

學校不重視兒童安全與福祉的文化

當學校沒有對小孩的福祉有清晰的承諾,或這承諾沒有得到全校所有教職員的理解與支持的話,這環境會讓性侵加害者有機可乘。研究者Erooga指出當一個學校沒有清晰的目標時,學校的有效運作會成為他們的主要考量,結果犧牲了學校裡面學生應有需求和利益(註十六)。

當一所學校營運的核心不是為了兒童的教育及福祉時,增加了校內兒童面臨性侵害的危機。因為在這些學校內,教職員容易覺得學生難搞或帶給他們麻煩。教職員的主要任務變成怎麼樣控制這些小孩的行為,不要為自己帶來管理上的麻煩。當老師看待照顧小孩「只是一項工作」時,他們比較不會花注意力或是努力在兒童的教育或福祉上。

要是學生因為經歷不適當對待,例如性侵之後,學生所呈現的創傷後行為及情緒表現,很容易會得到教職員更負向的回饋,變成一個負向循環。在這種環境之下,學生通常沒辦法跟校內的教職員建立正向或帶有保護性的關係。結果這些學生變得更容易被校內的性侵加害者有機會進行性誘騙(grooming),而且這些加害者的侵害行為更難以被校內其他成人發現,或是當小孩舉報的時候,學校裡面也沒有成人相信他們。

當學校的文化缺乏對學生有基本的尊重時,這學校通常會容許教職員對學生進行不同形式的侵犯性的行為,例如辱罵、羞辱、體罰、霸凌等,而他們不會因為傷害學生而感到罪惡感(註十七)。學校對兒童體罰及情緒虐待的文化,會「正常化」(normalise)所有其他對兒童的虐待行為,並使學生畏懼求救或反抗會帶來更可怕的後果。

若學校同時有淡化兒童性侵害嚴重性的文化的話,就會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嚴峻。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曾出現一個案例,一位學校校長曾經發現校內不只一位教職員對兒童進行兒童性侵害行為,包括撫摸男生的性器官、要求男學生為他們口交、或是向學生展示色情物品,但是上述所有事件在校長知情後都未得到處理(註十八)。當時的校長甚至認為老師給予學生香菸及酒,比性猥褻學生來得更嚴重。這些教職員對學生的性侵行為,完全被最小化或忽視。當兒童性侵害的行為不被嚴肅看待,學校當然也不會嚴肅處理。這些被指控的教職員有時只是被調離現職,或是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持續多年在同一個工作崗位教導。

當學校不嚴肅對待兒童性侵害罪行的時候,學校校長就可能利用各種方法掩飾兒童性侵事件,或是在內部的調查報告裡對兒童性侵害行為委婉的輕輕帶過,例如描述為「不適當的接觸」、「不適當的性行為」或「不適當的擁抱」(註十九)。這種用詞的選擇,顯示出一種把性侵最小化的文化。要是學校理解學生被性侵是罪行時,取而代之以兒童性侵犯(child sex assault)、兒童性虐待(child sex abuse)或兒童性暴力(child sex violence)等詞彙來命名學生的經歷時,學校對這種性侵指控會有較強硬及堅定的回應。

 

不健康的學校文化

前述的各種文化因素,一層層腐蝕學校的環境,使學校毫無防備,陷於兒童性侵害危機之中。從不同的研究發現,校園間面對兒童性侵害的危機是類似的。澳洲皇家委員會報告提出的各種危機因素值得我們深入理解,並從澳洲的經驗學習,把他們的觀察及建議,帶回台灣教育現場。


註一:除了校園性侵害通報件數值得我們關注外,2017年的疑似校園性騷擾及性霸凌通報件數,也高達5327件。資料來源: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統計表404-13「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通報件數統計」。下載網頁: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0A95D1021CCA80AE

註二: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6). Report of Case Study No. 23. The response of Knox Grammar School and the Uniting Church in Australia to alleg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t Knox Grammar School in Wahroonga, New South Wale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註三: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135.

註四:Palmer, D. (2016). The role of organisational culture in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p. 63.

註五: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136.

註六: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136.

註七:Palmer, D. (2016). The role of organisational culture in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p.51.

註八:參考匯率:1澳元=20.61新台幣。

註九: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5). Report of case study No. 18: The response of the Australian Christian Churches and affiliated Pentecostal churches to alleg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p. 41.

註十: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5). Report of case study No 20: The response of The Hutchins School and the Anglican Diocese of Tasmania to alleg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t the school. Sydney. pp. 44-45.

註十一: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139.

註十二: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149.

註十三:Munro, E., & Fish, A. (2015). Hear no evil, see no evil: Understanding failure to identify and report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p.20.

註十四: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149-150.

註十五:Parkinson, P., & Cashmore, J. (2017). Assess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egrees of risk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s. Report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7/96. p. 65.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087000

註十六:Erooga, M. (2012).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ding to people who sexually abuse children whilst employed in positions of trust: An over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Part two: Organisations.” In M. Erooga (Ed.), Creating safer organisations: Practical steps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children by those working with them. West Sussex: Wiley. pp.27-43. 

註十七:Parkinson, P., & Cashmore, J. (2017). Assess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egrees of risk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s. Report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7/96. p. 6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087000

註十八: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6). Report of Case Study No. 23. The response of Knox Grammar School and the Uniting Church in Australia to alleg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t Knox Grammar School in Wahroonga, New South Wale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註十九:Parkinson, P., & Cashmore, J. (2017). Assess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egrees of risk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s. Report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7/96. p. 76.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087000

參考文獻:

Kaufman, K., & Erooga, M. (2016). Risk profiles for institutional child sexual abuse: A literature review.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Preface and executive summar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校園性侵事件:揭開學校的不安全文化因素徐思寧/《蝴蝶朵朵》繪者

校園性侵事件:揭開學校的不安全文化因素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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