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生命體。」

如此形容反送中運動的鄭肇祺老師出生於香港回歸之前，曾經因為研究而來去各地的他，在二○一四年間恰巧碰上了香港的雨傘革命與三一八佔領行動，而在這次的反送中運動裡，已開始在台灣任教的他隔海回望故鄉，寫下〈今天，We are Hong Kong。來生，再做香港人。〉。人類學讓他學著反思自己是誰，而這，或許是他找到此刻自己位置後的一個回答。

「某個程度上，有參與的人都在找自己的位置。不管是不是很小，有人可能保護一些示威者回家，有人在宣傳與秩序層面貢獻。我在台灣能做的是在網路上傳播一些訊息或是在上課與日常中討論。台灣或世界各地對香港的狀況還是很難掌握得很精準，因為畢竟沒有那種生活經驗。比如香港要了解台灣的地方政治地方派系也很難。我有兩邊的經驗，就可以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香港這幾年打下運動的地基

「be water」，這句出自李小龍的武術哲學在反送中運動中被轉化，擁有了當代的意義。香港的示威者們在無大台的情況下，行動宛如潮水般連環起落，時而分為涓涓細流，時而合為滔滔江河。

「香港這幾年不是白白過的。」雨傘運動結束後的這幾年來，鄭肇祺老師依然持續觀察到人們在網路上若斷若續的討論著運動的路線，同時民間團體也仍透過不斷提出證據挑戰政策：「可以肯定香港研究是更活躍的，不只是為了我們拿到工作或是在大學裡升等，而是希望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過去五年會有很多不同的小人物在默默的做事，那當然不是說勢力很大，但是默默在做。在一個運動裡面，每個人都會漸漸找到自己的角色。」

各方的默默努力，從不同角度為香港打下了往後運動展開時的地基。然而，找到角色的過程中可能是痛苦的：「因為我也一直在找自己的角色。畢竟我不在現場，有時候會覺得很痛苦。因為我就不在啊，沒有很實際的幫助。但是在過程可能發現到我有特定身分地位，我可以講出一些話來釐清現實也好，釐清一個概念也好。」

然而在運動初期那樣晦暗未明的時刻，他的心境其實並不樂觀。

「六月初我覺得條例應該會過，因為當時的民意不足以推翻這一個決定。台北出來十萬人已經很強了，二十萬很多三十萬非常厲害，可是香港十萬人是不夠的。」

不打贏這場仗，會變成中國或新疆

香港政府的所作所為激發了前所未有的兩百萬人上街遊行。然而從六月九號開始，往後的日子裡不斷發生了嚴重的暴力事件。在雨傘運動時看到催淚彈已經是他以往無法想像的、太恐怖而本應不可能發生在香港的事情。但如今警察已經用上了布袋彈，有人因此懷疑被射瞎了眼睛。在持續三個月的抗爭後，送中法案也在九月初看似暫停了下來。然而，香港政府已經培養出了一整個經歷過催淚瓦斯的世代，在這個世代的記憶中，香港的街道已經從此不一樣了吧？那已是座記憶中有了催淚瓦斯與布袋彈的城市。

當催淚彈已成為了走上街頭的示威者們的最低消費，今天與明天的差別只在於是否會有布袋彈瞄著你的頭時，我們彷彿能感覺到香港政府的暴力已經越過了某一條看不見的線，而那似乎是難以挽回的，往著警察國家的道路上直奔而去：「我的角度是要把香港變成警察國家的時間延長。現在是win or die，我們不打贏這場仗，就會很快變成以前的韓國、以前的台灣，或是中國大陸或是新疆，現在是這種意志。這種想法會一直支撐著很多人的意志去繼續抗爭。｣

而這個win，難道只是一個延長嗎？鄭肇祺說：「從中國的脈絡裡這是很可能的，當然有人的論點是香港的國際地位不一樣，但地球上面很多角落不是受國際注目就很安全，還是會變成一個很亂的地方。現在很難講，過了六月後我覺得很幸運我是錯的，至少暫緩了。問題是說我覺得現在很難有一個人可以完全預測到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整場運動的變化很快，不只是策略上，而且每一個人的心態也都變化很大，目前是用一個信念支撐大家。就是剛剛說的，要不就贏，要不輸全部。」

抵抗的意義

但如果，抵抗其實只是延長了那一刻的到來。那麼抵抗還有意義嗎？鄭肇祺想了一想，說起香港的六七暴動：「現在我比較起來，那種才是暴動我們這種不算暴動，他們有炸彈什麼的…在這之後，香港的殖民政府比較去面對民生，因為他們覺得有沒有平定民生的話很快第二次就會來。為什麼香港有這麼多公共房屋建出來？還有公園啊讓你有空的時候可以去郊外就可以去散個步或爬山。精力抒發掉。某個程度也是管制的一部份，就是我讓你覺得我是願意改善你生活的，你就追求的經濟上面的滿足就好。不要追求政治上的滿足。」｣

而回歸之後，管制卻未曾消失。鄭肇祺在研究農業的過程中看到土地如何一塊塊的被買走、被拿去建設：「從一般人的眼中看起來就是現在建房子真的很快，每個人都可以買房子。但實際上犧牲了很多人的生活習慣，還有犧牲了很多種生活的可能，才變成我們看到這種香港發展很厲害。換個頭來說，我們對生活的想像就變成很窄很窄的東西。我想所以所謂社會運動在香港一直以來都很困難、很艱難的一件事情，是有很多人都不願意被影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另外，從事社會抗爭的人總很難獲得一種穩定生活的想像。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繁榮理想中模糊的另一種人。所以我寫的碩士論文中一個講法是，從事有機農夫或社會運動的人，某程度是想要有另一種生活方式。」

拒絕想像被收窄、消失而單一化，那或許是人們即便知道前路難行但依然起身抗爭的原因之一。透過抗爭，我們去否定掉唯一的可能，嘗試重新去開啟本來有的更多的可能性。即便每個人可能都懷抱某種程度的絕望。鄭肇祺說自己不能為前線的人說話：「因為我不是前線，但我感覺如果那絕望感是需要消失、需要被改變的話，我希望對方退讓或回應我們某些訴求。現在是說如果我站不出來或我在這場仗裡面輸掉，我可能就永遠不能再發聲了。我現在發聲，最少我對得起我自己。」

他觀察到即便不在前線，有些人依然會在警察走進社區要搜捕抗爭者時下來做一個低度的抗爭－－拒絕警察進入社區搜捕：「我不能代表說香港人或支持運動的香港人，但我覺得說，這次為什麼運動會這麼零散，但零散中有一種力量？是大家覺得我們不能一次把所有現實的問題都改變，但最少我有出來過，這想法。這都回答我一開始講的東西：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角色在，即便這角色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