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教育基金會

可記憶之城與抵抗遺忘的世代─劉家儀記憶裡的一代港人

文︱李昀修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作者/Studio Incendo
 
編按: 本文採訪時間為九月中,彼時,港人面對的是催淚彈,最嚴重的傷是被橡膠彈打到永久失明。今日的港人面對的是實彈,以及「被自殺」。 走向瘋狂,僅只需要兩個月。 走回自由,卻需要多久?

劉家儀。這個名字的背後是:婦女參政網絡主席、天安門母親運動成員、木鐸行動委員,曾經亦是支聯會常委及人權陣線發言人等等一長串頭銜。這位身經百戰的香港社運工作者穿著印上「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的黑色T恤走進台北的咖啡廳,不像我想像中剛從烽火裡歸來的戰士模樣,倒像是剛從你老家附近走過來聊天的小個子大姊。她一面笑著說自己剛剛差點找不到路,一面把自己點的麵包切成兩半:「你吃了沒啊?幫我吃一半吧。」

這不是一個悲憤或悲壯的開場,只是或許日子本來就是這樣的,我們注定經歷這個時代的某些大悲苦,也同時經歷某些平淡而日常的風和日麗。就像劉家儀,以及與她同一時代的香港人一樣。她們在中學的年歲見證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九七年的回歸,到近幾年的雨傘運動、魚蛋革命、反送中。香港人在中國唯一可以自由紀念六四的土地上抵抗著遺忘。

 

六四的彈孔

「六四那段時間我讀中學,那時香港發生的示威遊行我們都有參加,就像現在反送中一樣。你看到從九月二號罷課到今天,很多都是中學生,我相信他們在暑假期間都有參與在這裏面,因為有些被抓的是十三四歲的年輕人。八九(註)的時候我也是中學生。過了一年後我有去過北京旅行,那時天安門還是很嚴謹,看得到子彈打過的彈孔,北京人還會偷偷地跟我們講:『欸,就在這裡,就在這裡。』現在應該都補好了吧?」

彈孔早已模糊,在此地,歷史並非永恆的保證。劉家儀說自己到今天都還記得香港剛回歸的那段日子,曾感到香港或許無望:「其實我不太害怕對手或者政府太霸道,但是我比較擔心人民無感。剛好九七回歸,主權移交之後。有一次我在街頭發傳單,經過的人好像行屍走肉,好像沒靈魂了,然後妳拿麥克風講話,都不會有人回頭去看一下。」

在她的描述中,當時香港人都在沉默的觀察著。許多人的爺爺與爸爸輩是從四九年以及文革時逃難到香港來的,他們記得中國共產黨的模樣:「幸好這段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九八年立法會選舉看到大家還是很踴躍出來投票,而且投票的時候民主派的人都大勝。然後是二○○三年七一遊行,那時候是香港第一次五十萬人上街,我覺得香港人很多的東西慢慢都回來了。」

回來的東西是什麼,俗濫一點的說,或許是香港人對於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追求,以及歷史記憶的傳承。

「如果看六四的集會人數,本來一直在跌,到九七升了一點,九七之後就跌。後來二十周年又回到好像二十萬人,還滿飆升了。我在現場的時候很多人來跟我打招呼,都是中學生,因為我們換了一個方法去跟中學生溝通,比如說在學校跟他們聊天、開很多工作坊給中學生。因為的確對中學生來講,八九年他可能都還沒出生。他就說關我什麼事?大家有一個關我什麼事的心態,但是我覺得不管你認不認同中國、認不認同統一或者獨立。我們講的就是人權、良知跟自由等等普世價值。他們又回到這裡來,就證明我們播種是有效的。播六四的種不只是為了紀念六四,是為了民主運動怎樣繼續下去。」

只是從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到現在二○一九的反送中,三十年的時間過去,種子確實有播下了,今日的香港卻似乎越來越深陷於民主崩壞的危機之中。或許沒有誰相信有一天,催淚彈與布袋彈會降臨在香港市民的頭上,但它確實發生了。三十年來的抵抗是否只是徒勞?終將被龐大的暴力給掩埋?

「說真的,我們應該是沒有打贏過仗。」劉家儀承認,但她說自己跟人聊天時常問一個問題:「什麼是結果?」

失望與無力感確實偶有存在,但她仍然認為抗爭是重要的,不會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八十年代香港開始爭取民主,現在二○一九都還沒有,但如果沒有做的話。我覺得香港會往後退更快。我覺得反正不做就是零,做了,就肯定不是零吧?」

「作為一個長期抗爭者來講,我覺得我們是沒有悲觀的權利。我不能說沒有這種情緒,但很快就會自我調適。雨傘的時候有句話香港人也常講,就是說不是因為看到希望而做。而是因為做了才會有希望嘛。」

在記憶上做鬥爭

在記憶上做鬥爭。用這句話或許可用來描述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島上與港人們數十年來的拉鋸撕扯。

「天星、皇后、利東街。」這三個地名從劉家儀口中毫無斷點的說出來,像某種密語:「皇后碼頭就是以前英國殖民地官員上岸的碼頭,滿有歷史意義的。那時要拆很多香港本土文化的建築。有些聽過八九的學生去參與跟香港本土意識有關的議題的抗爭活動。簡單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想把我們一段時間的記憶擦走。特別是殖民地那一代的記憶,他們認為我們常常覺得殖民地很好。」

記憶是能被洗去的,歷史與真相也是。劉家儀說:「大家也知道中國政府很會洗腦吧?不管是學校的教育,還是新聞報導還是教科書。如果我們很多事情不講話,我相信洗腦教育是很快的。今天很多人都覺得香港人很怪,為什麼堅持六四那晚上去點燭光?我們堅持了三十年,除了良心的問題以外,還有就是那默默播下了種子。讓我們每一代的年輕人看到:第一:我們現在面對一個怎麼樣的政權。第二:什麼叫是非黑白。第三:就是基本人權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我覺得肯定我們做了很多都不是零哪,大家都繼續在做的時候才會有希望繼續出來,才會有今天的雨傘、才會有今天的反送中或大家看起來好厲害的成果。」

在中國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土地上,香港人保存著日漸消失的記憶。劉家儀覺得即便中國有民主了,她們仍然會繼續紀念六四:「我們一直說對抗專制政權最好的手段就是不要忘記,就是把歷史傳承下去。德國的柏林圍牆,或者是東歐很多的共產黨國家怎麼會倒塌?其實八九也不是對世界沒有影響,八九後很多世界各國譴責中國共產黨。後來一些東歐,包括德國柏林圍牆倒下都是一連串影響的後果。

這又回到剛剛前面第一個問題,什麼叫結果?可能八九的時候我的確沒辦法有一個好的結果,或是那結果是很悲傷的就是有人死了。但是如果你往後推一點往外擴一點,其實那結果很大。起碼它直接影響到香港人。對我個人而言,起碼,我們對於一個政治政權有危機感。」說著,她尷尬地笑了一下:「其實我們覺得台灣的朋友、今天的年輕人對中國共產黨是缺乏危機感的,可能大概了解,但沒辦法體會到太多危險。可能這次反送中會好一點,大家看到我們拚死都要捍衛我們的自由……」

記憶的鬥爭還會持續下去,六四的坦克與今天的布袋彈,在往後都會成為彼此訴說與不願意讓人訴說的歷史。可記憶之城還能保有記憶多久?或許沒人知道,但劉家儀曾見過那最失望的時刻,而那時刻已經過去了,這一代的香港人仍在前進:「不做是零,做了肯定不是零。雨傘之後,年輕人也說不是因為看到希望去做,而是做了才會看到希望。說真的,你在中國政權、共產黨的政權底下,不可能有一個很確切的人權訴求能達成。比如說同婚好了,你覺得現在還是可以投票去改變立法會。但現在的中國大陸或香港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改變啊,雖然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改掉,希望有那一天。」

但願香港人們終能見到那一天。

結束訪談後正是中午,劉家儀說自己要趕往下一個訪談。

「妳不吃飯嗎?」我問

「剛剛那樣夠啦,而且,作運動的人要挨得起餓。」說著,她哈哈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跨上腳踏車,向前方遠遠地騎去了。

 

註:文中所提八九、六四,皆指發生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為保留受訪者原句,在此不特別變更。

 

李昀修/人本教育札記執行編輯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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