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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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英
 
※ 編按:本文成於2011年。那一陣子,針對所謂「校園霸凌」,馬總統發出了16字箴言。而本會在當年舉辦「以霸制霸,伊於胡底」霸凌國際研討會,邀來多國專家,與他們交換霸凌相關政策的意見。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很不喜歡霸凌這個字眼,也不想跟著那些人起舞——他們突然發現有很多事情小孩都沒有講,就在那兒大驚小怪;但是,隨著媒體的炒作、政治的介入,到了吳部長在國中落荒而走(註一)、馬總統要在校園裡「配合偵辦」(註二)的時候,我們就想,好吧,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只好應戰!

應什麼戰?就是不能默許那種把小孩當罪犯、把自己當包青天的法西斯心態;以免整個社會、主要是老師和家長、都被帶著往那個方向走,特別是在這個復辟的時代。於是在完全沒有政府補助的情況下,我們勉為其難地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來自英國、加拿大、瑞典、蘇格蘭、日本等國家的學者和專家,用了兩整天的時間,在現場同步口譯中,以他們在本國主持反霸凌計劃或擬定相關政策的經驗、研究、理論和思考,和我國的關心人士交換意見;希望一些不同的聲音、雖然在國際上只是常識、能讓全國人聽到(註三)。

    在國際研討會的舞台左側,掛著馬英九的「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右側則掛著我們的主張:「反對以霸制霸,鼓勵理解關懷」;這個安排的架勢是很明白的:即使不能分庭抗禮,也要充份制衡。對此,在結束前的主持人總結中,我也做了說明:「如果有人問總統,你反對理解與關懷嗎?他當然會說那和偵辦同等重要;但是,要了解一個人的心思,不能只看他說了什麼,還要看他之前為什麼沒說」。我當時沒有說出來的是,一位總統對這麼重要的事情發言,不會只把話說一半,藏起另一半讓別人去揣摩;所以,當他只強調偵辦,而沒有一字提到關懷,這就只能証明:其人心中沒有小孩(註四)。

    所謂「心中要有小孩」,不能只有「一家都是小綠綠」的那種,也要把不喜歡學校、不配合升學、不當乖寶寶、甚至會霸凌同學的小孩,放在我們心裡;有道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畢竟,無論哪一種小孩,都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中,都要共同構築台灣的未來。但是,當馬的十六字箴言出沒在各種政府文件上,又以「處理霸凌四原則」的名號,高踞「教育部防制霸凌專區」的網頁入口,我們不能不懷疑,他們一天到晚高唱的「反霸凌」,到底是要「反」誰?

    事實是,有關霸凌的「業務」,從教育部到地方,一直是被歸在「軍訓處」的;對學校唯一的要求是「通報」,而通報的對象,竟然是縣市教育局的「軍訓室」。除了這「軍管」之荒謬以外,綜觀教育部對霸凌的政策,扣除唱歌跳舞貼紙等「宣傳活動」後,其實只剩下了一個所謂的「處理流程」;這處理流程中雖然也隱含著所謂「三級輔導」,但那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官樣文章,並非因應目前國家面臨霸凌危機、如果真有他們高唱的危機的話、的新方針。

    姑不論校園霸凌到底有多嚴重,從總統到教育部,加上熱烈響應的軍警,卻已經造成了教育的新危機。現在的情況是,被反霸凌口號「鎖定」的那些孩子,正在累積更進一步的怨氣,這些怨氣本質上是來自對他們毫不友善的校園,以及在那唯成績是問的校園中的洋洋自得者,也就是所謂的好學生,以及受到「一定要講出來」鼓動的「抓耙仔」們,尤其是當這些傢伙還齜牙裂嘴地喊著什麼反霸凌的時候。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老師開始告訴自己,一定要隨時「通報」,否則萬一有事可就要倒大霉了;這本來也沒有什麼不對,但不善思考與自省的人,很容易陷入一種錯誤的邏輯:從「不通報會糟」出發,一不小心,就自行引伸出「有通報就好」。結果就是,老師一個個地變成校園觀察者,更沒有人願意花心思去幫助學生處理人際衝突了。

    最最令人失望的是,所有有關霸凌的言談,特別是教育部的所謂因應,竟沒有一個字涉及教師專業能力;針對校園霸凌,最重要的難道不是教小孩嗎?對多數老師而言,最苦惱的難道不是教不動嗎?連政大前教育學院院長都希望「人本」提供經驗,這不是表示,政府最該做的事從來都沒有做好嗎?現在面對霸凌,從總統到教育部,竟還想用政治語言和官樣文章蒙混過去!

    有的人會說,你們也太關心霸凌者了吧?對於那些不服管教的傢伙,不是就應該「明快處置」一下嗎?然而,我們念茲在茲的理解與關懷,期待教育能提供的「化解衝突」的能力,以及「珍視差異」的人生態度等等,主要一大部份,卻是為了霸凌的受害者,和出於恐懼的旁觀者或逃避者。事實上,我們這整個社會,從來都沒有學過如何面對不利的環境,如何抵抗強者的壓迫;從路邊的車子擦撞事件,到職場的惡性拚鬥與排擠傾軋,乃至於家庭裡夫妻婆媳姑嫂之間的「關係霸凌」,我們的反應模式基本上只有兩種,要不就忍氣吞聲,要不就和人比大聲,很少能夠自主地、尊嚴地、既保護自己又善待對方地、合理處理問題。

    有的人會說,善待對方還能保護自己?這不是天方夜譚嗎?確實的,我們無法相信人間還有這種可能;在這種以「告老師(也就是通報啦)」為唯一出路的教育之中,我們早已喪失了對人的想像力,無法想像人可以和異己和平相處。事實上,我們從小被教導的,就是訴諸既有的權威,以致於許多小孩不得不參加到霸凌者的那一方;從來沒有人鼓勵我們,可以認真相信自己,以便通過自己的思考與學習,克服別人設下的難關與挑戰。這之所以遇到中國對台灣的「霸凌」的時候,人們只想要靠大國;當大國不可靠的時候,人們就準備投降,或和不肯投降的人保持距離。

    順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就可以明白,校園霸凌雖然是孩子成長之必經,但更是極為重要的教育議題;事實上,這個教育議題應該被提升到這樣一種層次,在這個層次上我們將和小孩一起思考如何面對「橫逆之來」,做為他們一生中遭逢「無理者」的預習:畢竟,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人不可能只遇見對自己和善的人;當我們等不到包青天,又沒有人來「主動發掘」的時候,最終的依靠豈不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智慧?如果教育真能有益於人生(而不是升學)的話,還有什麼比我們現在談論的這種教育更重要?

    我們應該把「甘地主義——理解與關懷的具體實踐」列為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做為師生共學的一個必修課題(因為沒有老師學過這個,也沒有老師的老師可以教他們)。之所以還要加上破折號後的註文,倒不是為了配合前面的論述;而是因為我們所主張的,並不止是「非暴力抗爭」那種政治上的意涵,還要更強調其背後的「人本主義」哲學:若不是認定人和人之間可以相互理解,彼此關懷,「又要抗爭,又反暴力」就會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思想;反之,如果不促成彼此理解,不體現主動關懷,手牽手靜坐一排的非暴力,怎麼可能抵抗槍砲與子彈?

    那麼,我們該如何想像這種建立在「理解與關懷」上的「甘地主義」?它在校園中具體呈現出來的,將會是怎樣的面貌?我們要鼓勵被霸凌的小孩「不合作」嗎?誰來保護他們的安全?所有這些問題,都應該透過腳踏實地的研究與思考來回答,當然就不是本文能夠承擔的了;已有的一些初步的想法,我們理當盡可能發表,以供各界參考。

    最後,我們還願意鄭重指出,思考霸凌的結果,會走到這個方向上來,當然和台灣這些年來的處境有關:反省教育,關心小孩,總不能脫離我們共同的未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真的能把「甘地主義——理解與關懷的具體實踐」當做教育的主要課題,而我們的孩子也都能學有所獲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止是為台灣的前途尋到了保障,恐怕也能對世界和平,做出某一種貢獻:這樣,我們這一代人,生而為人類的一份子,或者也可以感到安慰了。
  • 註一:八德國中霸凌事件上報後,時任教育部長吳清基親自上陣,跑去對學生演講,卻在學生鼓躁聲中草草結束。
  • 註二:八德事件後,馬英九針對校園霸凌提出「主動發掘,明快處理,配合偵辦,對外說明」;有趣的是,隔年發生食品塑化劑事件,他的指示還是這十六字箴言,一個字也沒有改。(早在2006年台北市長任內他就說過同樣的話,不過當時是針對政風人員)
  • 註三教育部只派了軍訓處的一位科長出席,在現場還想為馬英九辯白;所幸我們安排國際學者和五都首長會談的計劃,還能部份實現:胡志強和陳菊 (因病由副市長代理) 都和國際學者做了很好的交流。
  • 註四:使在某個場合,他也許說過偵辦是指涉及刑責的情況,一般還須有賴教育云云,但這種被記者追逼出來的辯解,既不能澄清其思想,也無助於扭轉教育部的政策。
 

史英/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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