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的青春──言語暴力對我的影響

文︱陳生慶
 

一九九二年,台灣已經解嚴,但我的青春仍在戒嚴。

在當時的國中校園,不只有髮禁、鞋禁、襪禁,很多書都不能看,很多話不能說,甚至,連有些字也不能寫。新生訓練第一天,老師就對全班宣告:「我會採取軍事化的教育,對你們殘忍,才是對你們好!」有一回,老師在課堂上問大家:「聯考寫到一半,原子筆沒水了怎麼辦?」我舉手回應:「那就咬破手指寫血書啊!」全班都笑開了,只有老師眉頭皺成一團,惡狠狠地瞪著我:「陳生慶你越來越皮了喔!上課竟然敢給我開玩笑!明天中午,罰鴨子走路二十趟!」

當下我愣住了,這個玩笑很嚴重嗎?還是老師其實在跟我「開玩笑」?隔天,我不但被罰學鴨子走路,而且還「加碼」──必須抱著一塊大石頭蹲著走。那個中午,過得很漫長,全校所有人都在午睡,寂靜的長廊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全世界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當要回想那幾年的生活時,電影【返校】的經典台詞,也是我對自己的疑問。

如果把國中的苦悶「量化」,一千零九十五個日子,每天都在聽老師罵人,如果一堂課只罵一句(這是非常保守的算法),三年下來,我們至少被罵了八千七百六十次;但,究竟聽過哪些、其中哪句話最傷人,其實想不太起來。言語暴力,通常不是特定的幾句話而已,而是一種「日常」,就像生活在言語暴力籠罩的暴風圈裡,偶爾運氣好,可以飄到颱風眼中稍微喘一口氣,但無法預期,哪一秒會再被捲進更強的風暴裡,像是傅科的全場域監控,讓人無時無刻都活得小心翼翼。

不過【神隱少女】有告訴我們:曾經發生的事不可能忘記,只是暫時想不起來而已。

這篇文章一直很難下筆,因為越努力回想,那些模糊泛黃的記憶就漸漸清晰了起來,我也才發現,我真的忘不掉。

當年的聯考,還有分為「北聯」跟「省聯」,一般而言,學校會安排成績頂尖的學生參加北聯,以為校爭光。我想考北聯,不是為了拼建中,而是我嚮往離家的生活。那天,老師當著全班的面,訕笑地說:「憑你也配考北聯喔?你只是當炮灰的啦!了不起考上成功,你留在桃園讀武陵就好!」

另一件事,也是發生在聯考前,當時老師以「會影響聯考」為由,禁止班上同學互相簽畢業紀念冊,當然,我們就在私底下偷偷地簽。被老師抓到的那天,全班的畢業紀念冊當場沒收撕毀,撕毀前他隨手翻了幾頁,看到其中一本我的署名是「東方不敗」,那是當年我和同學一起去看的電影,老師再次當著全班的面,輕蔑地說:「東方不敗,就是那個不男不女嘛!人妖嘛!陳生慶,你是變態!」然後,叫我上台,賞了我四個耳光。

回到座位,全班從四面八方不斷傳遞面紙給我,大家都低頭靜默著,沒有任何人發出一點聲音。

 

言語暴力如何影響了我

上述的三個例子,有幾項共同點:第一,都是「公開示眾」,如同古代行刑,必定選在市場、廣場等人多的地方,目的就是要讓所有人恐懼,殺雞才能儆猴;第二,都與「聯考」有關,升學主義一向是專制暴力與威權管理的好藉口,三者互為依存,彼此依賴;第三,言語暴力,通常是肢體暴力的前奏,肢體暴力的痛是建立在皮膚的感受之上,而話語如刀,是直接刺進我們的心裡。

聽到那些話的當下,有什麼感受?害怕,各種害怕,怕難堪、怕自己的不好被攤在大家面前、怕聽見其他人被罵時的無能為力、怕下一個就是我、怕不被認同、怕不被愛。許多大人吼完小孩之後,對於小孩的沉默,常會解讀為「他知道錯了」;事實上,小孩被吼之後安靜,往往並不是意識到自己錯了,而是內心感到害怕、恐懼,安靜只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害怕的情緒,總會隨著時間過去,但整整三年,始終有一份很深的孤單和無助,面對老師的喜怒無常,我在心底吶喊過無數次「怎麼沒有人來幫我」,無聲的吶喊。

更深遠的影響,是在上大學之後才意識到。每次跟大家去唱KTV,麥克風遞到我手中,我卻不敢開口,趕緊再傳給別人;直到有一次,拗不過朋友們的要求,我小小聲地、彆扭地獨自唱了一段,大家都拍手叫好:「你唱歌很好聽耶,以後多唱啊!」那一刻我突然驚覺,我小時候也曾經聽過這樣的稱讚,我小學時是很喜歡唱歌、很喜歡表演的──直到上了國中。從國中、高中,一直到大學,我都不敢開口歌唱,更精準地說,是不敢展現自己。

我怎麼知道,這是那些言語暴力的影響?人生沒有辦法重來,我也無從對比,但「國中」確實是我人生的分水嶺,在那之後,除了害怕展現自己,還包括不敢做選擇、不敢做決定,我越來越覺察到,我在大小事情上都很需要別人的指示,說不上來到底在怕什麼,但就是怕我的選擇和決定會是錯的。

 

如何反轉言語暴力的影響

還有一個後遺症,就是我常常做惡夢,夢裡的情境都是國中。畢業十年之後,有一回,我又夢見老師拿著籐條來家裡找我,那時我剛開始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工作,醒來之後,做了一個此生最勇敢的決定:打電話給我的國中導師,請他不要再打罵小孩了!這段故事,後來被記錄在公共電視的教改紀錄片【九命人】裡。

即使已經過了十年,即便電話兩端隔得那麼遠,撥這通電話時,我的手都還在發抖。電話接通後,老師的氣勢依然強硬:「你那一屆我已經沒有打人了!只是打打小手心而已那不叫打人喔!你自己有陰影你自己要去看醫生!別人都能走得出來為什麼只有你走不出來?何況我不認為我有造成你任何的陰影!」

儘管我沒有得到一句道歉,而是又一次的言語暴力,但打完這通電話,我的青春終於「解嚴」。在電話裡,已經長大的我終於有能力幫小孩說話,包括幫那個吶喊過無數次「怎麼沒有人來幫我」的、小時候的自己。

如果有類似的經驗,但不想面對「加害者」,怎麼辦?沒關係,我們至少可以在心裡對自己說一句,「其實那不是你的錯」;以及有覺察地,避免繼續複製這樣的文化。

再黑暗的牢籠,也總有一絲微光,回想國中,讓我也意外地想起了另一位老師──我的國文老師,李麗娟。當時所有的老師都會帶著籐條進教室,李老師卻永遠只抱著一疊書,她是唯一一位不打人、也幾乎不會罵人的老師。有一次翻開作文簿,我的作文竟然得到一百分,不只一百分,李老師還用好漂亮的字寫了一句評語:「你擁有非常高的領悟力!」我盯著這十個字好久好久,從那之後,我開始相信我能寫作,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志願都是成為一位作家。

我們的每一句話,都可能銘心刻骨地進入另一個人的生命,特別是,對尚在成長成熟中的孩子。正向的進入,可能撐起他的生命;而負向的進入,可以摧毀他的自尊。

願,所有的小孩都能免於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平凡而自由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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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生慶/人本親職講師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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