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教育基金會

誰的連儂牆?─校園裡公共空間的發聲與意義

文︱凃峻清  攝影︱廖家瑞
 

校園裡公開表達意見空間的存在,反映出一間學校中多元言論存在的可能,然而「言論表達牆」也可能展現出不同的社會意義,以及不同的可能性,並為不同人所用。

 

民主牆:抵抗者的發聲

透過展示性的空間,表達抵抗者的心聲,早在1978年解嚴前的增額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時即有前例,當年因「台大哲學系事件」遭到不續聘的哲學系教師陳鼓應與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參與選舉,挑戰統治當局的權威,並且在台大對面的新生南路人行道上設置「民主牆」,張貼許多在當時看來尺度非常的言論,引起許多人的關注,課本裡沒有的、校園裡不討論的,都聚集在這個空間,現場的肥皂箱與板凳,使得許多人駐足在現場。

在當時的傳播管道,包含電視廣播報紙,都受到黨國體制控制的情況下,透過民主牆突破言論的空間,使抵抗威權的聲音有了發展的可能,同時也展開社會對話,讓許多人理解民主的理念以及為何要透過的這樣方式宣傳。然而,1978年底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政府以此為由終止選舉,這樣的場面也就劃下句點。

 

愛國牆:當權者的反擊

與此同時,為了反擊黨外人士設立的民主牆,校內外的國民黨人士也在民主牆旁邊設置「愛國牆」,用以表達「愛國」,支持政府的聲音。而兩邊看起來形式類似,但內涵卻有很大的差異,民主牆用於傳播反抗的信念,並且與更多人進行社會溝通,然而愛國牆卻只是動員人們對於國家符號投射的意念,來維繫對國家統治的肯認,並且與隔壁的民主牆競爭。許多長年以來相信國家神話者,在面臨世界觀受到挑戰、有許多人出來破壞既有「秩序」時,得以有另一個可以安慰自己「世界沒有變,只是有人在作亂」的象徵物。

 

連儂牆:反叛者的圖像

連儂牆起自捷克布拉格的廣場上,1980年代許多人開始塗鴉,包含披頭四主唱約翰藍儂的頭像,表達對統治當局的各種不滿,同時各種塗鴉互相交疊,成為反抗的象徵,當地也曾發生學生與警察的大規模衝突。約翰藍儂的頭像,在西方世界的學生運動中,佔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並且持續地被生產出新的內涵,被運用在不同的運動中。

香港在長期的抗爭中,挪用了連儂牆的意義以及展演方式。從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開始,香港的抗爭者在政府大樓的外牆用便利貼貼滿整個牆面來表達心聲,包含對於未來的自我決定與對自由民主的渴望。這樣的行動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裡也被使用,除重建2014年曾有過的連儂牆外,更讓連儂牆「遍地開花」,在不同的社區、通道都可以見到連儂牆,香港人展現集體意志,不斷透過日常的操練來強化民主的意識以及對政府施以壓力。

 

連儂牆來到香港與台灣

台灣作為中國衝擊的第一線,與香港共同承擔時代的命運。香港的連儂牆展現港人高度的意志,聲援聲音不斷的台灣社會,也開始有人發起以連儂牆的形式展現對香港的支持,在校園、在地下道、在許多不同的角落。幾次以來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抗爭,台灣人都積極聲援,今年的反送中運動以來更是如此,從社會大眾、學生到公民團體與在台的港生、港人皆被捲入時代浪潮,參與其中。

七、八月暑假期間,聲援香港的連儂牆開始在台灣出現,這樣的抗議形式也從東歐到香港,再被挪移到台灣,成為歷史符號的再建構,打造出新的時代意義。除了公共場所的地下道,校園裡的連儂牆也遍地開花,校園裡的公共牆面與展示場所、交通通道如隧道,成為各具在地特色的連儂牆,在這個過程中,連儂牆的意義與多元樣貌也被擴大,並且透過實作與互動表達對香港的聲援、對台灣的決心,並進行社會溝通。

 

校園公共空間的意見表達

在校園裡的公共空間發聲如何可能?從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意方式,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來表達特定人群及其利益的聲音。然而,在追求空間使用合法性的過程中,也加強了空間被治理的程度。對校方或老師而言,佈告欄是一個可以輕易運用的宣傳管道,透過由上而下的「告知」,來達成資訊傳遞的效果。

然而,這樣的使用關係,對校內權力關係不對等的學生來說卻是難上加難的。學生要使用公共空間,需要校內的各種活動與場地申請,否則不但發聲內容可以被校方直接清除,還會被認為是「不照程序、不守秩序」;而照著學校的規範申請活動與場地時,必須在官方文件的諸多表格中,仔細填上各種資訊,並且在校方詢問之下,必須回應許多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行動被納入治理,而有許多可能性的空間則被規訓與馴化了。

如果這樣的行動聲援對象與校方並不直接相關,那麼校方有很大的裁量空間評判其屬於「政治」範疇與否,如果校方認為行動很「政治」,那麼活動可能會被用各種方式不許可。而如果校方勉予同意其活動,更常顯露出「恩捨」的態度,顯示出在得以利用校內空間表達意見的同時,就先失去批判的可能性,成為在一定規範下「被許可」的發聲。

而如果其表達的內容直接涉及校內事務與校方的既得利益,那校方更會用各種方式阻撓,然而也會注意手法,以彰顯自己是「開明」的校方。例如過去服儀自由的抗爭,如果要張貼相關宣傳,學校時常施壓要求撤下,或是在申請過程中以繁瑣的行政程序使其通過的成本與困難度變得極高。因此,也只能用不斷直接張貼,被撤除後再繼續張貼的方式抵抗,而非繼續在官僚的行政邏輯中證成校方治理權力維繫的正當性。

不同的議題表達,被校方以不同的權力技術回應,展現出被規訓與高度政治化的空間,在行動與抵抗的過程中,更是校方手上的籌碼,一旦非涉及校方利益,校方也經過政治評估認為「無害」後,可以透過許可來表達開明;而涉及校方治理或直接利益者,則不再同意校園裡的空間被用於挑戰校方自己的治理正當性。這樣的情況下,空間使用被校方的權力掌控,無法發聲者只能透過制度外的抵抗,來干擾並否定校方行政對於校園空間恣意武斷的管理。

 

公共領域的想像

理想型態校園空間中的意見表達,可以形成有利互動與溝通的公共領域:一方面,空間的使用不會被校方與學生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影響,導致只有特定議題與聲音較易表達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突破僅只單方面傳達立場的困境,而能真正的促進公共討論。

在這樣的空間,呈現議題的主張、張貼聲援的意見,甚至是貼上相左的想法並展開論爭,都是重要的功能。然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就是透過空間的公開性,將議題傳播到關注議題的傳統「同溫層」外,讓對於議題不了解者能夠在經過該空間的短暫時間對議題有印象,願意繼續了解,甚至停下來思考;而對於議題持不同想法者,也能夠在過程中理解其他立場者如何認識與想像這個議題並導致了相異的想法,而了解其他立場者的想法。如此,才有社會溝通與議題推進的功能。

最後,這樣公共表達的空間,對於社會支持的展現與累積也是重要的,這樣實體可見且動態、持續改變與生成的公共領域,可以展現出聲援者對議題的多樣看法,以及社會對於這樣議題的關切與目光的投注,議題才不會成為「少數人」關切的事,而能夠有更多的互動與力量。

 

非正式網絡抵抗的可能性

而弱者的抵抗,除了公共空間外,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也有許多可行的方案。弱者的力量在於非公共空間,透過私人網絡的串連與資訊傳播,加上校園裡物理空間聚集的特性,例如特定集會時,用耳語傳遞受到壓迫的資訊以及未來行動的訊息,來抵抗權力不對等下的權益喪失與行動困難,且校方難以透過正式網絡來回應這樣的語言,因為一旦回應就是對於權力不對等與壓迫的肯認,因此這樣的行動也可能有效的挑戰了校方的治理與控制。除了公共領域的制度性管道,非公開與非正式的管道也需要積極利用,才有打破校方霸權的可能。

 

凃峻清/國立台灣大學學生會會長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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