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後，當我站在講台上，準備對新學期的學生們說出第一句話，我想起我的祖母，黃玉女士。

那是1980年代初。近八十歲的黃玉女士，在他六名成年子嗣各自的家庭間旅行。每隔一段時間，黃玉女士，我的「阿媽」，會來到我家住下。阿媽間歇性出現的生活，從我有記憶之初延續到我大學二年級的1997年。

記憶的最初，阿媽是我的照顧者。我爬行在阿媽的歌謠裡，終於直立起來想要搆著盤旋的音韻。後來我在飯桌上聽阿媽和媽媽、爸爸的對話。再過一些時間，我會走到客廳，在阿媽身邊坐下，充當他的電視機遙控器節度使。楊麗花飾演少年紈褲以後幡然悔悟的大將軍年羹堯。台視年羹堯廣告退場，阿媽指揮我轉台。中視、華視各自有黃香蓮、葉青歌仔戲。以後，我甚至會在電影【失落的地平線】中認出陪著阿媽看過的歌仔戲。

阿媽是入戲而多話的觀眾。歌仔戲裡的阿媽，比飯桌上的他多出了哀戚、不捨、疼惜和咒罵。

但歌仔戲終會結束。我這遙控器節度使也變成閒差。雖然當年只有三台，但是歌仔戲的配額一旦告終，電視裡的人就不再受遙控器節度，說起阿媽聽不懂的語言。我開始看溫布敦網球賽。一邊看，一邊向阿媽解釋網球規則。綜藝節目、電影，就不及為阿媽翻譯。以至於阿媽和我一起看到【失落的地平線】時，並無法認出已經看過的歌仔戲。

這時阿媽沉默地坐在客廳，專屬於他的那張沙發上。佝僂的身軀陷落進椅墊之中。每當電視、客廳裡的聲音強勢地轉換為阿媽並不理解的語言，那張大過阿媽的沙發就會愈發神似一個籠子。交錯的華語聲線織成不斷潰縮的網眼，禁錮起八十幾歲的黃玉女士。1997年，黃玉女士決然脫離他在六名成年子嗣各自的家庭間旅行的路線，不曾再到我家住下。專屬阿媽因而空蕩下來的沙發，不時竟然會讓望著它的我感覺釋放。因為我不必再目睹阿媽別無選擇卻又吃力地坐進令他噤聲的牢籠裡。

當我站在講台上，準備對新學期的學生們說出第一句話，我這樣想起我的阿媽。那是大學的講台。臺灣語文學系「台灣民間文學選讀」的課程。我準備對新學期的學生們說出的第一句話，再自然不過，幾乎就是天經地義地，必須是台語。我的阿媽黃玉女士聽得懂的語言。而且不是在阿媽困坐的客廳。是在國立大學的講壇。公開而正大的場合。

台語，從我家客廳到國立大學講壇，自然有國內政治環境及文化政策變遷的因素。高等教育現場設立台灣文學系所，諸如歌仔冊、說唱藝人影音紀錄等台灣民間文學文本得以作為大學課程教材，都顯現台灣文化典範由一家之言轉向多元並蓄。然而台灣作為多語言國家的環境，各種語言仍然有弱勢、強勢的區別。具體的證據，即是作為（準）台語母語者的我，從客廳遙控器節度使到全台語授課者的路程。

我這一個（準）台語母語者，打從生命與記憶的最初，就和我的阿媽說台語，也在旁人的對話中聽台語。然而我也在進入學校社會化的最初，就感受到台語並不被「鼓勵」。我的父母從來不用台語對話，也從來不用台語同我對話。我在小學中經歷過「說台語等於說『髒話』」這種汙名教育的最後階段。在華語強勢的環境中，我運用華語的熟練度及表達能力，很快地超越我的台語能力。除此之外，我也發現自己所能取得的語言、文字資源全部是華語。基於達意的效率要求，童年的我不假思索地選擇華語作為我最主要的語言。台語被排斥到家中客廳。而當黃玉女士決然離開他的旅行路線不再出現，由於母親、父親並不使用台語和我對話，台語就更進一步退到我的阿媽坐困的沙發。阿媽既已遠颺，那張沙發禁錮的對象就變成台語本身。而我成為一個不說台語的人。

我的經驗並不特殊。留學美國期間，我見證了台灣移民家庭中的語言情境與消長。無論第一代台灣移民家長如何有意識地堅持和他們的孩子說華語（或台語），做為第二代台灣移民那些孩子一旦進入學校的英語環境，當英語表達的效率和精準度超過他們的母語，母語就被放棄。

我的經驗對於當前牙牙學語的台灣孩子也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完全一致。有心營造母語家庭的母親、父親，盡心為他們的孩子創造台語環境（或者客語、原住民語、東南亞諸語言）。孩子終於也要進入華語全面強勢的學校。孩子終於也要發現自己的華語表達能力超越母語。孩子終於也要基於達意的效率，做出他的語言選擇。依據當前台灣國內的語言環境中的競合關係，雀屏中選的顯然不會是台語、原住民語或東南亞諸語言。

然而我的經驗有一個應許。作為黃玉女士遙控器節度使學會的語言，我真正的母語能力，一旦配備，我從來沒有忘記。

即便我曾經成為一個不說台語的人。即便我曾經只能夠運用華語雄辯滔滔。禁錮著、蟄伏著的台語，只欠一個覺醒，只欠一個解放。我的覺醒和解放，來自素樸的台灣人民族主義。當前的孩子們，覺醒和解放的契機，勢必和我不同。但無論何種覺醒何種解放，結果都是停止重蹈「基於達意的效率來選擇語言」這種語言環境中的競合機制，而從親緣、從文化認同、從公民社會的考量去面臨語言的取捨。而覺醒和解放，若沒有撒種，不會無端發生。

我的種子，是爬行過我阿媽的歌謠，是在客廳裡我阿媽身邊坐下來，張開耳朵和嘴巴。當前孩子預約覺醒和解放的種子，會是他們有意識地對孩子說母語，為他們尋找、準備語言資源的母親、父親。也會是親職者一旦為孩子將母語裝備起來就不會忘記的信念。

覺醒和解放以後呢？覺醒和解放真正的意義，其實正是從捨本逐末的問題及迷思中解放出來。

當我站在大學講台上，準備對新學期的學生們說出第一句話，我確知他們並不懷疑「台語有沒有字」、「憑什麼『閩南語』能叫做『台語』」，或「羅馬字算不算字」這類問題。他們既已知道問題不在「台語有沒有字」，而在漢字文化圈共用的那些方塊符號「有沒有台語音？」而他們知道有。他們既已知道問題不在「憑什麼『閩南語』能叫做『台語』」，而在「有沒有另外一個語言叫做『台語』而有混淆之虞？」而他們知道沒有。他們既已知道問題不在「羅馬字算不算字」，而在於「它是不是各式表記台語的符號系統之一？」而他們知道是。

當我站在大學講台上，準備對新學期的學生們說出第一句話，我想起我的阿媽，黃玉女士。他交給我現在拿來教學的語言。他把解放的契機預先安放在我的靈魂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