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教育基金會

森小風景

森小校園
整理︱王士誠  圖片提供︱森林小學

 

 

在研討會的第一場,開宗明義是理所當然。而既說這是理念教育的研討會,又說要從森小的辦學經驗談起,那麼有兩個「義」是必須得「明」的:
1. 什麼是理念教育?與目前喊得熱鬧滾滾的「實驗教育」有什麼不同?
2. 森小有什麼特殊性?它的經驗為何能做為談論理念教育的起點?
以下,做為本研討會第一場次的側記,這篇文章將環繞上述兩點來整理場中的重要發言與討論。

「實驗」的玄機

本場次主持人,人本董事長史英老師一上台就直指核心:「理念教育就是實驗教育原來應有的名稱。但修法時如果我們用理念教育,體制絕對不會同意,所以就委屈求全用了『實驗教育』的名稱。」這也說得是。體制外的辦學者宣稱他們辦的教育「有理念」,自然是要挑戰只知謹遵體制、不思考理念的現行教育系統;然而,體制怎可能大大方方地承認自己對理念未曾深思?但在民主化的當前社會,又不能像過去的戒嚴時期那樣禁止人民興學,於是,稱呼有理念者所辦的教育為「實驗」,便成了掌控體制者的一著妙棋--既能擺出「允許」人民興學的姿態,又能暗示體制內教育是無須實驗的「定理」。

在教育上,有沒有哪種作為或思想是定理?關於這點,我們不敢妄下結論,因而我們希望透過研討會,讓各界有心人來討論。就如史老師在研討會上說的:「我們談理念教育的種種概念,森小是做為證據、場景的,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進一步思考教改的方向。」那麼,就不得不問:森小身為台灣最早的理念學校,所持的理念是什麼?想改革的方向是什麼?

森小校長朱台翔在研討會上回想森小創校的初衷:「民國七十幾年,當時體罰很嚴重,我們成立基金會到處說不可以打小孩。很多人回應不打不行,不然你們來教,所以有了森小。我們要辦一所完全沒體罰,以人為本的學校。」一開始,是為了證明不打人也能教學生,或說,正是因為不打人才能把學生教好。然而,就連這麼簡單、正確的一個理念,也是備受打壓的。「從第一天起,我們就要承受來自體制的壓力,包括教育部說不停辦森小就要解散人本,包括北縣的拆除公文,說要拆除林口校區。」她進一步說:「民國八十三年,我因為違反私校法被起訴,最後無罪。法庭上,法官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妳辦森小,對社會有什麼影響?』我說不但可以影響教育,也可以讓人知道任何人都能不畏懼、堅持地去做對的事。」

辦理念教育,為了改革

朱朱說:「後來有人問:民間興學已經沒問題了,森小是不是已達成階段性任務?但興學要有理念。怎麼堅持理念?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的任務還沒完全達成。」由此,她把森小辦學的理念詮釋得更深一層:「為何辦森小?從某角度來說,就是教改和社運。」影響教育,於是能帶動教改;讓每個人都不怕做對的事,所以能推行社運。她舉例:

曾有一位森小的女孩,弟弟是典型的過動兒,常來參加森小的活動。因為過動,姊姊常常覺得他在森小惹了禍。森小除了照顧姊姊,也跟家長一起猜想弟弟各種行為背後的動機,一起想可以怎麼幫他的忙。一開始是先請家長不要打弟弟,後來跟家長談各種對待過動兒的方法,比如跟他說話要有條理、完整地說完。家長慢慢調整,甚至媽媽後來還辭了工作專心帶弟弟。

就這樣過了三年,弟弟五歲多時,變得很溫和。有一次,跟著媽媽去幫人本做體罰問卷,還問路上的小孩:「你媽媽會不會打你?」還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有家長打小孩,竟然過去請那個家長不要打;人家要他讓開,說小孩不乖就要打,他跟人家說:「不乖,你要好好跟他講啊。」

「森小小孩的家長、家人,都會變成教改和社運的力量。」順著這個例子,朱朱說:「森小最美的風景是人,不只是森小的小孩,還包括他們的家長、兄弟姊妹。甚至,曾經有一個孩子只唸了森小一個學期,就轉回原校原班上課,有一天他看到老師又要處罰一個同學,就跟老師小小聲地說:『你要不要問問他為什麼這樣做?』從此老師再也不體罰。每個森小的小孩都會以他當時的能力做對的事。」

但即使森小的人都能夠成為改革的力量、都能夠做對的事,面對體制,還是免不了一時使不上力。森小主任林青蘭當場就說:

二○○六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明定國家應保障學生不受任何體罰,「校園零體罰」正式上路!我興奮地拿起麥克風,向全校廣播這個大好消息。長長的走廊那一頭,一個三年級孩子飛奔過來,一面跑一面大喊:「太好了,我可以轉回一般學校了!」我心裡想:「傻孩子,立法是一回事,校園裡,恐怕是另一回事。」等他跑到眼前,我問:「你真的這樣想哦?」他說:「對啊,我要趕快跟我爸爸媽媽說…」急著打電話去了。

後來這孩子沒有轉走,在森小讀到畢業。

「森小從創辦至今,五十八個學期以來一直在跟體制抗爭拉扯。包括有形的,以及無形的。」青蘭說。看了看台下聽眾,她又說了另一個例子:

有一學期,一位三年級新生,怎麼樣都不肯進教室,但,上課時間也不跑到其它地方玩,就站在三年級教室外,背向教室,面向校園。

問他:「怎麼不進教室?」
他回應:「反正不進教室,又不會被怎樣!」
再問他:「以前不進教室,會被怎樣嗎?」
他回:「那當然!」
一個月後,他才決定,再進入課堂。

「三年級,才八、九歲。我很心疼他,在前面八、九年的歷程裡,不知發生了什麼,讓他對進教室有這麼大的不願意。」青蘭說。有形的抗爭,比如建立不體罰的教育典範;而無形的拉扯,往往發生在孩子的心靈戰場上。「我們相信人是想求知的,人對自己的無知是焦慮的。」青蘭表示:「所以我們在意我們的老師能不能在課堂上吸引小孩的注意力。我們從來不會不做課堂討論,或拿舊材料來上課就好。」從教學下功夫,讓孩子體會學習能帶來的樂趣、知識能帶來的解放,才能在與體制的戰爭中,把孩子的心靈拉回來。森小的努力,效果如何?青蘭說了一件事:

二○一六年森小旅遊教學到彰化,認識音樂創作者「農村武裝青年」的阿達,是課程之一。晚上就在農舍前的小小廣場,聽阿達和樂團朋友們的小小演唱會,關於濁水溪的故事、白海豚之歌。

旅遊教學後,收到阿達傳給森小老師的訊息:「那天跟孩子互動過程雖然只有兩個多小時,卻讓我們學習跟省思很多事情,整個場面從頭到尾沒有一聲制止跟強迫的命令,每個人卻都能自如自在地把整個活動參與結束。我們很開心可以跟你們合作。」

在戶外上課,上的又是看似比國英數「輕鬆」的在地文史課程,孩子還不跑來跑去?然而事實是,不用制止、沒有命令,孩子也都能上完課程。這,應該算是拉回孩子的心了吧?而被拉過來的,也不只是孩子。「旅遊教學時,師生互動是透明攤在大家面前的,包括邀來參與課程的在地人們。我們認為這個過程也是在地互動的一部分,我們在台灣各地都有好朋友,他們跟我們合作後都很開心。我們認為這是改革的一部分,讓大人知道跟小孩互動可以這樣、教育可以這樣。」青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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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課沒意思,孩子為什麼要讓渡自由?

研討會進行至此,已超過本場次時間的一半。聽眾們透過電腦系統提出的問題,累積了不少,好些人特別針對青蘭在研討會手冊上寫的一件事提問,那是:

為了畢業演出,安排舞蹈特別課,老師又禾的第一堂課,先請孩子們練專注、靜心,調呼吸,孩子嘻嘻哈哈的;再請孩子拿出劇本,讀第一頁,反覆揣摩每句話的心情,和情緒表達。練了十五分鐘,孩子們還是不進入狀況。

又禾說,舞台上每個華麗的動作,都很困難,做的時候會非常緊張。怎麼辦呢?要練習最單純的呼吸、專注。表演時要非常專注。如果嘻嘻哈哈的,其實會無法入戲,也會影響別人。請孩子們重新做一次剛才的練習。

第二堂課,又禾跟孩子們談:要「快樂的上課」;還是,「嚴肅的上課」?

孩子們問:「什麼是快樂上課?」

又禾說:「就是老師快樂,小孩也快樂。表演時也就那樣。」

孩子們又問:「那,什麼是嚴肅的上課?」

又禾說:「就是老師會比較嚴,孩子需要比較認真。」

孩子們想一想,選擇嚴肅的上課。

問他們,為什麼做這個選擇?

他們說:「反正朱朱來了,還不是要嚴肅的上課。」

顯然,朱朱不會威逼孩子們上課;那麼,孩子的反應代表了什麼?聽眾們相當好奇。「這是六年級孩子對朱朱的瞭解。」青蘭解釋:「教學要研討、教案要設計,這是一個學校成立最基本的要求。我們的老師每週三下午校務會議會討論,有一起讀書,也有針對孩子的討論。」而孩子們對朱朱那種「非得嚴肅上課不可」的感覺,就是由此而來。「嚴肅,不是說上課要坐得很好,但是在課堂上,大家很認真地討論問題。」青蘭說:「我們基本上對話式教學比較多。我們的老師都很愛講,但我們知道,要有自覺地踩煞車。因為你講得再厲害,可能都不是孩子身上有的。」老師再怎麼熟習一項知識,孩子也未必能接收,這就是上課時務必得認真討論的理由。「我們要提問,讓孩子發現道理、原理是通過他自己而領略到的,而不是因為老師厲害,我才收獲多。」

本場次另一位主持人喬蘭接口:「所謂嚴肅上課,也是老師不能放過自己,不能把學習的事完全放手交給小孩。小孩說什麼你就上什麼,這種課程安排的理由也太好用了吧?我們覺得理念教育就該這樣,要認真嚴肅徹底地辦學。」就因為老師不放手,才能設法引發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也才有認真嚴肅的課程;而只有當學習的動力被激起,學生們才會覺得上課有意思。

「課堂上如果不是有什麼很有意思的事在發生,我會問,孩子為什麼要讓渡他的自由?」青蘭說:「課堂上其實不自由,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啊!甚至,在體制內學校,孩子要讓渡的是人身安全,被打被罵!森小老師要備很好的課,不然我問小孩為什麼不上課,他說某某老師無聊死了,我會說我去問那個老師。」

理念教育不是避世桃花源

聽眾們另有個提問,指出了重大議題:森小曾考慮或預計做中學教育嗎?

「沒有。」喬蘭回答得十分堅決:「本來我們辦學就不是為了要有一個體制外的體系,或一個桃花源,所有不適應的人都到這裡來。如同史老師說的,我們是要衝撞體制。」如同史老師開場就指出的,體制絕不會同意「理念教育」四字,因為那正顯示體制教育的不顧理念。

關於這點,青蘭補充:「原本在官方法令裡,森小不是正式學校,而是『籌設森林小學期前教學研究計畫』;我們認為這如實地呈現了森小的狀態,因為法令不允許我們立校。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三年前教育局來商量是不是可以遷就一下?我們想,教育局多年來幫了森小很大的忙,就說好。從此我們改名為『新北市籌設森林小學期前教學實驗機構』,然後每年要去教育局報告、要被審核。但我們對『實驗』兩字很不願意,我們不是找小孩來圈地為王做實驗啊!」無論你多有理念、你的理念多麼正確,總之你只是「實驗機構」。而被視為實驗機構之後「透過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法令,只要我們寫好計劃,就不用被限制師資、校長等等任用資格。六年審一遍。」喬蘭說。從過去校長被起訴,到現在校長資格不受一般教育人員任用限制,邁進了一大步,聽起來很好,不是嗎?「但很奇怪,你們體制內那麼多所學校,發生各種打人、狗屁倒灶的事,為什麼不用六年被審一遍?」喬蘭質疑。

喬蘭順帶提起一事:「在現任政府上任前,我和史老師一起去拜訪將上任的林全院長。當時他看到史老師就說,上任後一定會保證儘量推實驗教育。史老師回他:『人民希望你們政府做事,不是要你們去處理教育,你有這麼多體制的問題,怎麼可以用推教育就避掉體制內該有的變革呢?』」

回到森小辦學的問題上,喬蘭又說:「辦森小是要跟大家說可以不打不罵而且辦好教育。但這只是底線,我們還要愛、公義…;辦實驗教育是民間會做的事,政府不能說我要辦實驗教育,就以為自己是在改革。政府不能掛一個『實驗教育』的名稱,就讓學校裡做混齡、童軍…,不用追究各校實施的教育內容嗎?這之所以我們認為,實驗教育是混亂的名稱。我們覺得辦學的人要出來說清楚,你的理念是什麼。

不是說把整個教育分一半,這邊做實驗教育,那邊不是,這就是避掉體制該做的事。」

辦理念教育,不是要營造桃花源,而是要挑戰體制的種種不合理、無理念。以此來說,「森林中學」辦或不辦,其實不是重點;而正因為不辦森林中學,就更突顯不欲避世的決心。這不是在說現行理念學校的辦學者們都在迴避體制的問題,而是以森小為例,說明理念教育意在改變體制沉痾的本質,以及體制始終不願面對自身弊端、不願放棄權威的事實--我們相信,這是所有心懷理念的辦學者共同的體認!

本場次名為「森小風景」,實則是有意以森小為引,討論理念教育應該共有的風景。至於場中各種針對森小實務的片段,礙於篇幅,難以一一收錄,謹在文後摘錄朱朱校長的部分講稿,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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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講稿摘錄 

民國八十三年,旅遊教學到美濃。我在台北出庭(違反私校法,被起訴)的那一天,一個孩子掉到水裡,所幸及時救了起來。當時,老師和同學們都認為是因為他脫隊一路往前衝,才會那樣。但我的看法是,儘管孩子沒有遵守約定,但是他所付出的代價是受到無比的驚嚇,甚至可能喪失生命。

回到學校,我先向這個孩子的爸媽道歉。在父母班和其他家長道歉。我也很誠懇地說:「如果認為我們在安全上沒有照顧好,要把孩子帶回去,我們會退回全數的學費。」那時,離學期結束不到一個月,沒有任何一個家長帶回孩子。 

接著,生活會上,也跟所有的孩子致歉。

但是,道歉、道歉,還不夠。為避免這樣的事再度發生,真正能夠救孩子的,是要讓他們學習水上救生。

於是,森小規劃了水上救生的課程,孩子起碼都要學會漂浮。不僅親近水、更要適應水的特性,要在水中能夠獨立求生。

 

這些年來,如果有機會和孩子談偷東西的事,我都會說:「你先不要跟我說你有沒有拿,等一下,我才會問你,現在我要先說一段我小時候偷錢的故事給你聽…」

然後說:「你和這件事之間的關係只有三種,一是你沒有拿,二是你拿了不敢承認,這我很能接受,我當年就是不敢承認,三,可能是你拿了,而且承認。如果是這樣,不但沒有人會處罰你,還會覺得你很勇敢、很厲害,因為你有能力面對自己的錯。」

「現在,我暫時離開五分鐘,讓你想一下,你有沒有拿,到時候,不管你說什麼,我都相信。」

通常都是以這樣的方式處理孩子偷東西的問題,而且,真的相信每一個孩子所說的話。他說有,就是有,他說沒有,就是沒有。

可能有的人會問,要是孩子確實偷了,但就是不肯承認,那怎麼辦呢?

如果,真是這樣,反倒突顯了,他有更需要幫忙的地方。相對於他那更需要幫的忙,眼面前的還不能承認也就算不得什麼了。

學校嘛!本來就是提供教育的,又不是法官辦案!

 

有一回小懇親,老師說的最後一段話是轉述孩子說的話「我不想要有這樣的爸爸,不想要有這樣的媽媽」,等老師說完,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來森小也有一陣子了,你們為小孩做了什麼改變?」結果,媽媽反應很大,說了很多批評學校做法的話…。

事後,我自己心裡也難受,反省到自己沒處理好。開場話是事先準備好的,臨時聽到孩子有這樣的說法,我沒有即時反應。表面上,是媽媽有情緒,事實上,是我沒有站在爸媽的立場想事情。如果能體認到爸媽聽到孩子說那樣的話受到震撼的心情,說出口的話,就大不相同。後來,也當面正式地向爸爸媽媽道歉。

 

王士誠/《人本教育札記》主編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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