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信馬拉松,替你送一封良心的信到受苦的人手中

文︱李昀修
圖片提供︱國際特赦組織

--本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390期

你有沒有看過這樣一群人?他們可能穿著黃黑配色的衣服,上頭有個帶刺鐵絲網纏繞著燃燒蠟燭的LOGO,帶著資料與文件現身各項人權活動。如果你願意在他們的攤位前稍作停留,他們可能便會問你,要不要為了遠方的某人寫一封信?

每年的冬季,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AI)都會舉辦「寫信馬拉松」,邀請全世界的人們一同為了人權的受迫害者、受囚禁的人權捍衛者們寫下一封封的信件。這起源於當年波蘭華沙的一群社運人士的奇想──他們舉辦了一場持續24小時的寫信馬拉松,日夜為權利受到損害的人們寫信。而從一九九一年那最初的2326封信開始,到2020年已有4500萬包含信件、推文、連署等各種形式的「信」從世界各地而來,支持著受苦的人們。

薄薄的信紙,能捎來厚厚的溫暖

提筆,寫下一封長短不拘的信,說來並不是太難的事情,卻會成為收件人心中的細細暖流。台灣的死刑犯邱和順,因為酷刑及不公平審判,於2012年成為AI年度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他在牢中便收到來自世界各地、各種語言寫成的信件。瑞典、挪威、德國、法國、韓國、愛爾蘭、西班牙、加拿大、義大利,信上的文字與異國小朋友的塗鴉即便語言不通,紙上乘載的溫情都跨過海洋,讓身陷冤獄的邱和順感到溫暖。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秘書長邱伊翎笑著形容邱和順是「台北看守所裡最國際化的死刑犯」:「一天到晚這麼多的國家不斷在寫信,他生日的時候也會寫信,耶誕節或什麼的也都會有信寄去。他其實感受到那個支持的力量。雖然你語言好像不通,可是當收到信還是會有一些激動或感動。因為有人是相信我的,也同樣認同審判過程是不公平的,而人不應該被任意關押在這邊。」

而就像國外寫信來聲援台灣的個案一樣,每年AI的台灣分會也會舉辦四場官方的寫信活動,來聲援其他國家的受壓迫者。如今年的台北場次,便於十一月二十號在松菸一號倉庫登場,而中南東部各場次也將陸續於十二月展開,從早上到傍晚,持續邀請人們前來寫信。

「但如果只有一直在寫信,現場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嚴肅,所以現場會有一些短講或是歌手樂團的演唱,當然還有個案的展示海報,來讓大家瞭解這些個案。讓大家在輕鬆、活潑的氣氛裡面,一邊聽歌,一邊寫信。」

除了如巴奈、林生祥等知名音樂人與劇團的演出之外,救援者、受難者的現場分享,也都更使參與者們能夠身歷其境般的走入彼此的生命。

薄薄的信紙,能擊穿厚厚的高牆

但是,薄薄的信封相較於這些被救援的案例所面對的困境似乎微不足道,能在室內聽著音樂喝著熱茶,與危險幾乎無緣的寫信行動,是否只是一種文青式的小滿足呢?

如果將眼光拉回AI於2021年選出的十個年度聲援個案上,有人因為於報導政府官員如何監禁獨立記者,以及騷擾Covid-19確診病患的家人而遭到中國關押。也有人參與為女性權益發聲的遊行後遭警察槍擊而險些喪命,卻始終無法向墨西哥政府討回公道。薄薄的信件,有可能擊穿厚厚的高牆嗎?

邱伊翎手上的茶杯冒著熱氣:「我們要去訴求的對象,例如國家或者是企業,的確都很難改變。但的確寫信看起來好像很微不足道,但這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方式。因為我們相信很多事情的改變其實來自於人民,那這個是國際特赦組織蠻重要的一個核心信仰跟價值。長年不斷的每人一封信的累積,仍然可以造成一些國際的壓力。」

如果點入寫信馬拉松的網頁,你會看見奈及利亞的酷刑受害者摩西斯(Moses Akatugba)在畫面中向你打招呼──他於十六歲時被誤控偷了三支手機而遭判處死刑,警察把他吊起來長達數小時,然後用鉗子拔他的腳指甲以及手指甲,之後他被迫在事先寫好的自白書上簽名。

但就在他面臨死亡之際,八十萬封支持他的信從全世界湧入,讓當局不得不去面對刑求的事實,赦免了他的罪名。

一步步地走來,有人獲釋,得以返家與家人團聚、有國家宣布廢止侵害人權的惡法(註),一封信件的力量雖小,集合起來卻足以撼動社會。

事實上,光是台灣,每年就可能寄出數十萬封的信件。邱伊翎環視了一下目前還看得見地板的辦公室後笑說每年十二月結束後,一直到隔年二、三月,AI的辦公室就會堆滿了一箱箱的信件,因為全台的信件都會寄回此地,再交由AI的夥伴們區分個案、打包寄出。

薄薄的信紙,能牽起厚厚的連結

而這麼多的信件除了來自台灣分會自己舉辦的寫信活動外,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國中、小的學生與老師們。

「其實每年有蠻多的國中小等學校的老師來響應寫信馬拉松的活動,因為現在課綱也會要求在課堂上要帶入一些人權的討論,不少老師還蠻喜歡用寫信馬拉松的個案故事來去跟小朋友談。即使在台灣很多人可能覺得沒有什麼人權問題,可是事實上,很多的人權侵害事件仍不斷在世界各地發生。譬如說伊朗可能會因為你選擇不要戴頭巾,就會被判刑抓起來。然後他們可能就會開始討論性別平等議題、女性權利的議題等等。」

除了寫信活動以外,每年的教師說明會除了邀請各地的教育工作者相聚一堂,提供AI自製的教師手冊,而來自不同校園不同領域的教育工作者們也能夠一同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與願意共同發想教學方法的好夥伴相遇。也因此有些人每年持續參加,來到現場與人權教育的夥伴們一同交流。

當人們開始為了遠方的某人寫信時,這個人從此就不再是毫不相關的他人,而是活生生的另一個苦難生命。尤其對小孩子而言,寫信的記憶會成為特殊的一頁埋藏於心中。邱伊翎提到,確實有不少人在寫了信之後,會再來關懷之前寫信的對象現況如何:「他可能會記得很清楚說我在某年的十二月寫了一封信給沙烏地阿拉伯的女律師聲援她。那封信到底有沒有到她手上或是有沒有被釋放?就變成大家會關心的事情。」

薄薄的信紙,能為黑暗燃起燭光

透過信所串起來的連結說來奇妙,但邱伊翎卻是親眼見證過的。

她說起2020年的台南場次,當時邀請了鄭竹梅來分享,鄭竹梅便談起了當年父親鄭南榕自焚後,新聞不斷想將鄭南榕描述成畏罪自殺。而當時除了母親小心翼翼的保護,希望不要讓孩子的成長受到影響之外,她其實也收到許多人的來信。

「她那時候很小,其實也不知道這些大人為什麼要寫信給自己,只覺得這些信好像是來鼓勵自己的。」邱伊翎回憶著當時鄭竹梅的話:「其實包括在學校裡面,可能有人也是會議論她的父親,但因為媽媽的教育方式,讓她相信爸爸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所以她可以很自在、很坦然的長大,而那時候有一些大學生有寫信給她這個小朋友,也讓她印象很深刻。」

在母親的呵護與信件的鼓勵中長大,鄭竹梅於寫信馬拉松台南場分享著這些回憶的時候,台下坐著的成員中,恰好就有當年寫信給鄭竹梅的大學生之一。三十多年過去,如今的鄭竹梅已長到了父親的年歲,而昔年的大學生也早已年過半百,但不變的是寫信牽起的緣分,讓她們多年後得以感動相認。

遠在AI於台灣設立分部之前,台灣已有許多小組分布各地與總部聯繫,進行著寫信救援的行動。而在戒嚴時期,AI的總部也透過這些人權運動路上的前輩們了解台灣關押政治犯的狀況,並且進行聲援活動。

無論是昔年的美麗島大審、白色恐怖中的政治迫害,抑或是流亡海外的台灣政治犯,許多台灣民主化的艱困路上總能看見AI的身影。台灣分會成立後的第一屆理事長柏楊,便是過去曾因大力水手案而被入罪的被救援者。邱伊翎回想著這些過往,說著若非如此,台灣恐怕沒有民主化的今天。她提起:「過去其他國家的人們是用這些方式在救援我們的政治犯,不管是寫信也好,或是幫忙安置也好。那現在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去協助國外正在受到迫害的政治犯呢?」

「與其詛咒黑暗, 不如點亮蠟燭」──國際特赦組織創始人彼得.班納森(Peter Benenson)的這句話依然高懸於AI的官網上,而一封封送往被壓迫者手中的信,就是這黑暗世界裡,全球人們一根根親手點上的蠟燭。


文︱李昀修

圖片提供︱國際特赦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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