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台灣已經解嚴，但我的青春仍在戒嚴。

在當時的國中校園，不只有髮禁、鞋禁、襪禁，很多書都不能看，很多話不能說，甚至，連有些字也不能寫。新生訓練第一天，老師就對全班宣告：「我會採取軍事化的教育，對你們殘忍，才是對你們好！」有一回，老師在課堂上問大家：「聯考寫到一半，原子筆沒水了怎麼辦？」我舉手回應：「那就咬破手指寫血書啊！」全班都笑開了，只有老師眉頭皺成一團，惡狠狠地瞪著我：「陳生慶你越來越皮了喔！上課竟然敢給我開玩笑！明天中午，罰鴨子走路二十趟！」

當下我愣住了，這個玩笑很嚴重嗎？還是老師其實在跟我「開玩笑」？隔天，我不但被罰學鴨子走路，而且還「加碼」──必須抱著一塊大石頭蹲著走。那個中午，過得很漫長，全校所有人都在午睡，寂靜的長廊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全世界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當要回想那幾年的生活時，電影【返校】的經典台詞，也是我對自己的疑問。

如果把國中的苦悶「量化」，一千零九十五個日子，每天都在聽老師罵人，如果一堂課只罵一句（這是非常保守的算法），三年下來，我們至少被罵了八千七百六十次；但，究竟聽過哪些、其中哪句話最傷人，其實想不太起來。言語暴力，通常不是特定的幾句話而已，而是一種「日常」，就像生活在言語暴力籠罩的暴風圈裡，偶爾運氣好，可以飄到颱風眼中稍微喘一口氣，但無法預期，哪一秒會再被捲進更強的風暴裡，像是傅科的全場域監控，讓人無時無刻都活得小心翼翼。

不過【神隱少女】有告訴我們：曾經發生的事不可能忘記，只是暫時想不起來而已。

這篇文章一直很難下筆，因為越努力回想，那些模糊泛黃的記憶就漸漸清晰了起來，我也才發現，我真的忘不掉。

當年的聯考，還有分為「北聯」跟「省聯」，一般而言，學校會安排成績頂尖的學生參加北聯，以為校爭光。我想考北聯，不是為了拼建中，而是我嚮往離家的生活。那天，老師當著全班的面，訕笑地說：「憑你也配考北聯喔？你只是當炮灰的啦！了不起考上成功，你留在桃園讀武陵就好！」

另一件事，也是發生在聯考前，當時老師以「會影響聯考」為由，禁止班上同學互相簽畢業紀念冊，當然，我們就在私底下偷偷地簽。被老師抓到的那天，全班的畢業紀念冊當場沒收撕毀，撕毀前他隨手翻了幾頁，看到其中一本我的署名是「東方不敗」，那是當年我和同學一起去看的電影，老師再次當著全班的面，輕蔑地說：「東方不敗，就是那個不男不女嘛！人妖嘛！陳生慶，你是變態！」然後，叫我上台，賞了我四個耳光。

回到座位，全班從四面八方不斷傳遞面紙給我，大家都低頭靜默著，沒有任何人發出一點聲音。

言語暴力如何影響了我

上述的三個例子，有幾項共同點：第一，都是「公開示眾」，如同古代行刑，必定選在市場、廣場等人多的地方，目的就是要讓所有人恐懼，殺雞才能儆猴；第二，都與「聯考」有關，升學主義一向是專制暴力與威權管理的好藉口，三者互為依存，彼此依賴；第三，言語暴力，通常是肢體暴力的前奏，肢體暴力的痛是建立在皮膚的感受之上，而話語如刀，是直接刺進我們的心裡。

聽到那些話的當下，有什麼感受？害怕，各種害怕，怕難堪、怕自己的不好被攤在大家面前、怕聽見其他人被罵時的無能為力、怕下一個就是我、怕不被認同、怕不被愛。許多大人吼完小孩之後，對於小孩的沉默，常會解讀為「他知道錯了」；事實上，小孩被吼之後安靜，往往並不是意識到自己錯了，而是內心感到害怕、恐懼，安靜只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害怕的情緒，總會隨著時間過去，但整整三年，始終有一份很深的孤單和無助，面對老師的喜怒無常，我在心底吶喊過無數次「怎麼沒有人來幫我」，無聲的吶喊。

更深遠的影響，是在上大學之後才意識到。每次跟大家去唱KTV，麥克風遞到我手中，我卻不敢開口，趕緊再傳給別人；直到有一次，拗不過朋友們的要求，我小小聲地、彆扭地獨自唱了一段，大家都拍手叫好：「你唱歌很好聽耶，以後多唱啊！」那一刻我突然驚覺，我小時候也曾經聽過這樣的稱讚，我小學時是很喜歡唱歌、很喜歡表演的──直到上了國中。從國中、高中，一直到大學，我都不敢開口歌唱，更精準地說，是不敢展現自己。

我怎麼知道，這是那些言語暴力的影響？人生沒有辦法重來，我也無從對比，但「國中」確實是我人生的分水嶺，在那之後，除了害怕展現自己，還包括不敢做選擇、不敢做決定，我越來越覺察到，我在大小事情上都很需要別人的指示，說不上來到底在怕什麼，但就是怕我的選擇和決定會是錯的。

如何反轉言語暴力的影響

還有一個後遺症，就是我常常做惡夢，夢裡的情境都是國中。畢業十年之後，有一回，我又夢見老師拿著籐條來家裡找我，那時我剛開始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工作，醒來之後，做了一個此生最勇敢的決定：打電話給我的國中導師，請他不要再打罵小孩了！這段故事，後來被記錄在公共電視的教改紀錄片【九命人】裡。

即使已經過了十年，即便電話兩端隔得那麼遠，撥這通電話時，我的手都還在發抖。電話接通後，老師的氣勢依然強硬：「你那一屆我已經沒有打人了！只是打打小手心而已那不叫打人喔！你自己有陰影你自己要去看醫生！別人都能走得出來為什麼只有你走不出來？何況我不認為我有造成你任何的陰影！」

儘管我沒有得到一句道歉，而是又一次的言語暴力，但打完這通電話，我的青春終於「解嚴」。在電話裡，已經長大的我終於有能力幫小孩說話，包括幫那個吶喊過無數次「怎麼沒有人來幫我」的、小時候的自己。

如果有類似的經驗，但不想面對「加害者」，怎麼辦？沒關係，我們至少可以在心裡對自己說一句，「其實那不是你的錯」；以及有覺察地，避免繼續複製這樣的文化。

再黑暗的牢籠，也總有一絲微光，回想國中，讓我也意外地想起了另一位老師──我的國文老師，李麗娟。當時所有的老師都會帶著籐條進教室，李老師卻永遠只抱著一疊書，她是唯一一位不打人、也幾乎不會罵人的老師。有一次翻開作文簿，我的作文竟然得到一百分，不只一百分，李老師還用好漂亮的字寫了一句評語：「你擁有非常高的領悟力！」我盯著這十個字好久好久，從那之後，我開始相信我能寫作，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志願都是成為一位作家。

我們的每一句話，都可能銘心刻骨地進入另一個人的生命，特別是，對尚在成長成熟中的孩子。正向的進入，可能撐起他的生命；而負向的進入，可以摧毀他的自尊。

願，所有的小孩都能免於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平凡而自由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