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儀。這個名字的背後是：婦女參政網絡主席、天安門母親運動成員、木鐸行動委員，曾經亦是支聯會常委及人權陣線發言人等等一長串頭銜。這位身經百戰的香港社運工作者穿著印上「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的黑色T恤走進台北的咖啡廳，不像我想像中剛從烽火裡歸來的戰士模樣，倒像是剛從你老家附近走過來聊天的小個子大姊。她一面笑著說自己剛剛差點找不到路，一面把自己點的麵包切成兩半：「你吃了沒啊？幫我吃一半吧。」

這不是一個悲憤或悲壯的開場，只是或許日子本來就是這樣的，我們注定經歷這個時代的某些大悲苦，也同時經歷某些平淡而日常的風和日麗。就像劉家儀，以及與她同一時代的香港人一樣。她們在中學的年歲見證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九七年的回歸，到近幾年的雨傘運動、魚蛋革命、反送中。香港人在中國唯一可以自由紀念六四的土地上抵抗著遺忘。

六四的彈孔

「六四那段時間我讀中學，那時香港發生的示威遊行我們都有參加，就像現在反送中一樣。你看到從九月二號罷課到今天，很多都是中學生，我相信他們在暑假期間都有參與在這裏面，因為有些被抓的是十三四歲的年輕人。八九（註）的時候我也是中學生。過了一年後我有去過北京旅行，那時天安門還是很嚴謹，看得到子彈打過的彈孔，北京人還會偷偷地跟我們講：『欸，就在這裡，就在這裡。』現在應該都補好了吧？」

彈孔早已模糊，在此地，歷史並非永恆的保證。劉家儀說自己到今天都還記得香港剛回歸的那段日子，曾感到香港或許無望：「其實我不太害怕對手或者政府太霸道，但是我比較擔心人民無感。剛好九七回歸，主權移交之後。有一次我在街頭發傳單，經過的人好像行屍走肉，好像沒靈魂了，然後妳拿麥克風講話，都不會有人回頭去看一下。」

在她的描述中，當時香港人都在沉默的觀察著。許多人的爺爺與爸爸輩是從四九年以及文革時逃難到香港來的，他們記得中國共產黨的模樣：「幸好這段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九八年立法會選舉看到大家還是很踴躍出來投票，而且投票的時候民主派的人都大勝。然後是二○○三年七一遊行，那時候是香港第一次五十萬人上街，我覺得香港人很多的東西慢慢都回來了。」

回來的東西是什麼，俗濫一點的說，或許是香港人對於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追求，以及歷史記憶的傳承。

「如果看六四的集會人數，本來一直在跌，到九七升了一點，九七之後就跌。後來二十周年又回到好像二十萬人，還滿飆升了。我在現場的時候很多人來跟我打招呼，都是中學生，因為我們換了一個方法去跟中學生溝通，比如說在學校跟他們聊天、開很多工作坊給中學生。因為的確對中學生來講，八九年他可能都還沒出生。他就說關我什麼事？大家有一個關我什麼事的心態，但是我覺得不管你認不認同中國、認不認同統一或者獨立。我們講的就是人權、良知跟自由等等普世價值。他們又回到這裡來，就證明我們播種是有效的。播六四的種不只是為了紀念六四，是為了民主運動怎樣繼續下去。」

只是從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到現在二○一九的反送中，三十年的時間過去，種子確實有播下了，今日的香港卻似乎越來越深陷於民主崩壞的危機之中。或許沒有誰相信有一天，催淚彈與布袋彈會降臨在香港市民的頭上，但它確實發生了。三十年來的抵抗是否只是徒勞？終將被龐大的暴力給掩埋？

「說真的，我們應該是沒有打贏過仗。」劉家儀承認，但她說自己跟人聊天時常問一個問題：「什麼是結果？」

失望與無力感確實偶有存在，但她仍然認為抗爭是重要的，不會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八十年代香港開始爭取民主，現在二○一九都還沒有，但如果沒有做的話。我覺得香港會往後退更快。我覺得反正不做就是零，做了，就肯定不是零吧？」

「作為一個長期抗爭者來講，我覺得我們是沒有悲觀的權利。我不能說沒有這種情緒，但很快就會自我調適。雨傘的時候有句話香港人也常講，就是說不是因為看到希望而做。而是因為做了才會有希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