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在追求什麼樣的「全球化」英語教學?

文︱ 黃涵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本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393期

近來政府在強化國家競爭力、增加就業優勢等考量下,宣示推行「雙語國家政策」,影響層面擴及各級學校英語教學、觀光、企業等。事實上「雙語國家政策」在大張旗鼓宣揚之前,各級學校早已推動包括雙語實驗學校、數位英語教學等相關計劃與業務,被選中的標竿大學更是砸下大筆經費,不分科系實施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全英語授課,蓄勢待發期望能在國際學生招生開出紅盤。沒錯,為了配合政策,即使是台文系、中文系也要開設全英語課程。

頗令人玩味的是,英(外)語文系所似乎自然而然地成為「雙語國家政策」的規劃者與推動者,或是大家習慣逆來順受,教授們承包各種預算規模龐大的相關計劃也已非新聞。然而,包括江文瑜、許慧如等主張台灣本土語言與歷史主體性的學者們,已對此政策忽視英語與殖民歷史經驗淵源、擠壓國家語言發展、「雙語國家」獨尊華語提出批判。

從筆者從事語文教育與人文學研究二十多年的經驗來說,暫且不談「雙語國家政策」如何衝擊本身就有諸多問題需要解決的國家語言發展政策,以及「雙語國家政策」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命名,在這個政策下的英語教學欠缺階段目標分明與銜接性的通盤考量,更根本的是,英語學習的本質與理想的樣態,在各種論辯中也還沒有被充分討論和得到充分理解。

在談論目標前,不能缺漏的思考

回顧整個台灣英語教育與教學政策實施的歷程,在雙語國家和全英語教學政策之前,早已有包括2001年開始的國小英語教育政策、2003年「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6開始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等等。這些政策雖有其個別的實施細則,但是都以培養國人英文溝通能力、提升國人國際觀、加速臺灣國際化、強化國家競爭力為共通目標,和雙語國家的政策目標大同小異。

現今台灣的英語教學需要檢視的面向頗為繁雜,涵蓋教科書與教學方法、使用英語的生活情境、城鄉差距等,非本文的篇幅能妥善處理。但筆者必須指出,諸多的英語教學政策與實務似乎都把「國際化」、「國際競爭力」與「全球化」當作無庸置疑的目標,甚至學校治理也都引以為圭臬,真的該這樣嗎?什麼是「全球化」?誰的全球化?有哪些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意識形態面向?全球化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對的嗎?長遠來說,如果英語教學不能引導學習者對這些問題有深刻的思考,而只是一味強調就業市場的競爭,將語言學習導向求職技能,學校是否因此淪為求職訓練所,是否間接鼓吹人文藝術學科或基礎理論無用論?到底什麼才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英語學習?

當我們說全球化,莫忘背後榮與哀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通常被用來描述在上個世紀後冷戰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現實,其含義隨觀察的角度而異。它可以描述更為頻繁與快速的連結與移動,時間、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各種疆界被跨越,也可以指類似蘋果電腦、麥當勞、星巴克、IKEA、TOYOTA等跨國企業。而英語延續先了前的殖民主義歷史,伴隨著全球化情境(特別是美國文化霸權),在人口佔約八億的七十五個國家享有官方或主要語言的地位,成為全球媒體、商業與教育最通用、最強勢的語言。英語不再只是英格蘭、美國、澳洲等國的國家語言,英語不再只是英語,而已變身為「全球語」(Globish)。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全球化」並非一個中性價值的詞彙,它所描繪的也不是普世繁榮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裡,勞動力必須具有生產效益,個體被要求不斷與時俱進自我增能,扮演起企業家的角色,以經營企業的方式讓自己的生命增值,包含語言能力、學歷、證照等等。用學術語言來說,個體成了企圖極大化獲利、依照現實理性不斷計算、回應環境變數來修正自己行為的「經濟人」,也是實質上和象徵層次上的「債人」,或疲於奔命的「窮忙族」。這些都是跨國企業榮景底下的隱藏版全球化。

為什麼我們應該捨「印地安人」而改用「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感恩節(Thanksgiving)傳統涉及什麼樣的種族偏見?《魯賓遜漂流記》隱含著什麼樣的白人中心主義?迪士尼動畫經常呈現什麼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更根本一點來提問,作為全球霸權語言的英語如何影響甚至決定我們的世界觀?乃至於我們在英語教學的過程中應該如何融入必要反思?

請再一次問自己,到底追求什麼

筆者希望讀者們不會覺得以上的提問太過高深或事不關己,我透過這些問題要強調的是學習英語(任何一種語言)都不只是背單字、懂句型和文法、精熟聽說讀寫技能。語言從來都無法自外於差異、衝突、排除和壓抑(我把這些統稱為「他者」),語言習得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去發掘、理解與表述語言中的他者,這樣的過程甚至可以說是公民社會和民主體制的核心,否則我們只是在訓練一批又一批的學舌者、語言機器人或「流利草包」(fluency dupe,泛指說個不停、好像很會說但內容空洞者)。

我無意、無能、也不認為任何人有資格給出英語教學的絕對標準,我只是強調反思或破除迷思的必要,包括量化或分數導向的英語學習,因此我極力反對以任何一套檢測系統來做為入學或畢業「唯一」的語言能力標準。一個積極深刻的語言學習應不斷朝向語言中的他者,開展無法量化、不應該量化、不見得讓人發大財或符合經濟效益的面向,包括對語言文字與情感的感受力、藝術與文化鑑賞力、公民意識、哲學反思等等。在我們走向雙語國家的新前景之際,我們是否已有妥善規劃、循序漸進,將這些面向融入各個階段的英語教學之中?要不然我們到底在追求什麼樣的「全球化」英語教學?

文︱ 黃涵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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