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為，台灣和日本的相似處極多。但人們這麼論斷時，恐怕都不會往黑暗面去想。比如校園性侵。

本次研討會，邀來兩位在日本校園第一線面對性侵案的工作者出席與談──共同社記者池谷孝司、NPO「防止校園性騷擾全國網路」創辦人龜井明子──當他們與台灣相關工作者的經驗兩相對照，我們就能明白台日的校園性侵狀況何等相近，而其間道理又何等類似，甚至連文化根源都可能相同……

研討會的第一場次，兩國與談人們針對校園性侵有眾多討論，歷時甚長。為求精簡且易於理解，以下將以幾個問題來整合與談人們的發言。

先進國日本竟然也大量隱匿校園性侵案件嗎？

日本通常被視為先進的已開發國家，在各方面都比台灣進步許多。但其實，在校園性侵方面，日本的嚴重程度或許不比台灣低。

「我不想讓他們擔心，大概會把這個祕密帶進棺材裡。」這是《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中，池谷孝司第一次接觸到的校園性侵事件被害人智子說的話。智子傾訴這段過去時，剛從大學畢業沒多久，還是社會新鮮人，而高二時的痛苦經驗嚴重影響她後續的人生。雖然她外表稚氣、楚楚可憐，內心卻始終波濤洶湧，她逼迫自己壓抑痛苦的情緒，繼續升學、進入職場，儘管已年過三十，卻未曾告訴父母這段過去。

「我以為這個秘密會跟著我進棺材。」研討會中陳昭如舉出的台灣案例，小學的受害者說了幾乎一模一樣的話。

可能有人會質疑池谷和陳昭如說的都「只是個案」。但龜井的經歷就絕非個案了，她不只一次遇到學生向她傾訴這類遭遇：「我原本是在大阪的公立國中擔任教師，負責教授保健體育，在授課過程中，我和學生中間沒有隔著書桌，而是會有肢體接觸與心靈交流，所以除了教育之外我也會跟他們有一些分享。上課時學生會跟我說：『老師，那個某某老師好討厭喔，他都會講一些黃色笑話或做些不入流行為。』我聽了學生的話之後，才發現有些老師會對學生做一些類似猥褻的行為，說一些下流的話語，讓學生很困擾。於是我就很想知道學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九九二年，我透過認識的老師針對一百所學校做調查。有回覆卻的只有幾所。而我們的教職員工會，還警告我不要隨便做些有的沒的事。明明這些所謂的教職員工組織，應該是站在守護老師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環境的立場，但從他們嘴裡卻講出對現狀一點都不理解的話。我發現這個事情的嚴重性，他們恐怕覺得這樣做是都可以的。我深深感覺到老師教的都是在每個家庭裡家長非常寵愛的學生，家長放心把學生交給我們，我們卻無法保證一個安全可受教育的環境。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這天，有兩三位二年級女生來找我諮詢，她們是橄欖球社的經理。社團的指導老師對他們做了些讓她們非常不愉快的肢體接觸。我為了要讓學生在學校能有個安心學習的環境我就去跟校長報告了。可是校長的反應就是模稜兩可，想把這事模糊帶過，什麼反應都沒。」

因為這段經歷，龜井後來提早退休，成立了NPO來處理校園性侵案。而從她、池谷與陳昭如舉的例子裡，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台日共通的現象：受害者的沉默、組織的隱匿。

為何受害者沉默不語？

張萍在研討會上回應了那件大家都覺得奇怪的事：為何受害學生都不求助？

「在孩子所處的環境裡，老師是一個有權力有地位的人，他們非常的崇敬跟相信老師。而他們也知道，整個社會的氛圍，包括自己的父母親，都是很相信跟尊敬老師的。發生事情的時候，大部分的孩子不知道可以怎麼辦。過去，性教育和相關的理解父權文化的教育，並沒有被落實在孩子的課程裡面，所以很多時候孩子不知道發生事情的時候可以怎麼辦。」張萍接著說出了令人難受的事實：「他會覺得，大家會選擇相信老師，而不會相信他。因為他是小孩、他只是個學生，當他覺得他的話不會有人相信的時候，他就不會求助。孩子常常不知道他要找誰，學校裡有很多很多老師，可是他不知道他可以相信哪個老師。」

學校該提供孩子支持，但學校卻往往讓孩子不知道哪位老師可信。張萍說了一個案例：「我們曾碰過一個案子，是台南的一所高職，有幾個學生來跟我們求助，他們都被導師性侵。透過警方追查，甚至找到十五年前的受害人，已經三十歲。而這個老師剛好進學校教書十五年。老師的電腦裡面有超過一千張裸照，但大部分的受害孩子都不敢求助。這群來找我們的學生，是因為學校來了一個新的輔導老師，其中一個孩子覺得這個老師是可以信任的，於是找了同學陪他一起去找這位輔導老師求助；講完之後，他的同學都說老師也對他們做同樣的事情。所以一次就是五個學生一起來找我們談。」藉此，可以知道孩子其實是孤立無援的。而孩子的心理負擔還不只這些。「有些小孩發生這種事情會覺得很羞恥，覺得自己很笨，才會被侵害；覺得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才會遇到這樣子的事情。當他們心裡面有這樣的認知，他們就不敢跟外面求助。再來，他們也會擔心被報復，萬一他說了對老師不利的事，會不會之後有很多可怕的後果？」

更令人心碎的，或許是張萍接下來說的：「我們也曾經碰過高職的孩子，沒有求助是因為她覺得第一次已經給老師了，所以必須當老師背後沒有聲音的女人。即便老師已經結婚，小孩都念大學了，即便老師在性侵她的時候，她都覺得很痛苦，可是她覺得她應該要忍受。因為她的貞操觀導致她覺得不能夠求助。」後來，當另一個學生舉發這個老師性侵時，老師帶著太太把這個孩子找出來，拜託她不要講出去，她也照辦。導致這個案子雖然性平成立、老師被解聘，在刑事訴訟過程，卻因為只有一個小孩出來說，後來不起訴。之後，這個老師就帶著不起訴處份書，要求回到學校任教。

在池谷的《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一書中提到數個案例，也和張萍的觀察非常雷同，序言中亦提及「遭到教師猥褻，是兒童在校園中最難以啟齒的秘密。」「學童無法啟齒的理由包括『對象是教師（信賴關係、影響推甄）』與『不知道對方會做出什麼事的恐懼』。」周遭的人也常會造成二次傷害，典型的例子是檢討受害者，導致受侵害者先檢討自己，找不到可信任的人來協助，甚或擔心會造成家人的負擔。

受害學生的沉默，印證了張萍說的：「性侵害的本質就是權力的控制跟展現。曾經我以為受害者可能都是，穿著比較暴露、行為比較不檢之類的，充滿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念。可是我在這十幾年來處理校園性侵的過程，我才發現：完全不是這樣。受害者共同的特質，在我來看就是文靜乖巧，很容易成為淫師的對象。」在權力之下，受害者就被消音了；甚至，有權的老師在下手時刻意選擇了容易消音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