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霸凌,發生了什麼事?

文︱王士誠           
圖︱Photo by Frank Busch on Unsplash

--本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293期(2013.11)

有個學生常常被同學們排擠,大家要分東西時常常不分給他,非得要他大聲叫喊,同學們才可能讓他拿到自己那份;如果你是這群孩子的老師,會怎麼處理?

「這是霸凌!」想必有很多人會這麼說:「要把霸凌人的學生找來,好好『開導』!」至於「開導」的方法,或是好言相勸、或是厲聲責罵,或是痛打一頓,在台灣校園裡,都是常見的。走「好言相勸」路線的老師,很可能還會回過頭來,想想被霸凌的學生為什麼總是受到這種待遇。

曾任教三十一年的退休校長王秀雲,就是這麼處理的,她說:「當時,我發現那個學生常常被欺負,老是拿不到東西,就想跟他談談。」一開始,王秀雲看到他長得瘦瘦小小,還有一種「了然」―恐怕是因為體型的關係,大家才欺負他吧?沒想到,深入一談,便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

「受害者」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我問他,知不知道為什麼被欺負?他不是回我『他們就是那種人!』,就是『我坐在他們旁邊那麼久了,就知道了!妳不用問!』語氣很衝,讓人聽了不高興。」後來,王秀雲又得知,這孩子從小就吃不高、吃不胖,偏偏哥哥又高又壯,爸媽便常對他說:「怎麼你都不像哥哥?」至於哥哥,也和同學們一樣,會欺負他。

這些情況搭在一起,事情就很清楚了:無論和家人或同學相處,這孩子都被壓制著;他想捍衛自尊的心思,就化為那讓人渾身不舒服的語氣。「他的語氣,連我聽了都覺得很『白目』,他的同學當然也是這樣,所以就欺負他,而他就更不平,形成了惡性循環。」王秀雲說。

瞭解到這點,王秀雲便與家長合作,請他們慢慢改變與孩子互動的模式;另一方面,她帶著孩子去想:該怎麼做,才能不讓別人再欺負他?「也就是說,要帶孩子去思考,有沒有更好的方法來和人互動?這不只是在解決霸凌的問題,也是在拓展孩子的人際關係。」王秀雲說。

關於帶孩子思考人際互動,新北市鷺江國小的周川凱老師講得更仔細:「在與孩子談的過程中,老師做好觀察者的角色就可以了,至於怎麼處理,要由小孩決定。」

周川凱班上曾有一個孩子撕掉另一個孩子的作業簿,當下看來,撕作業簿的孩子自然是「罪魁禍首」;但他與兩個孩子分別談過話後,便知道:被撕作業簿的孩子常常嘲笑、辱罵人,這次事件,就是被罵的人不甘受辱才引起的。周川凱把兩個孩子的感受告訴對方,並且問他們:「這件事,你們覺得怎麼處理比較好?」兩個孩子,一位承諾再也不亂罵人,一位承諾不會再撕作業簿,事情便這麼和平落幕了。「處理霸凌,重點是要不厭其煩的追蹤,理解事情發展的脈絡,並且照顧雙方的心情,然後將主動權交還給孩子。」周川凱說。

「小霸王」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然而,怎麼能要我們去照顧欺凌別人的「小霸王」呢?他們這麼「可惡」!「就我的經驗,霸凌者的行為,往往來自文化複製。」王秀雲說:「巴西教育家Paulo Freire說過,被壓迫的人如果有機會,就可能學壓迫者那樣地宰制他人,因為他只知道要這樣對待別人。霸凌也一樣,被霸凌者會想找不被霸凌的方法,就很容易有樣學樣,或依附霸凌者,也去霸凌別人。」

王秀雲曾長期追查一個學生的偷竊行為,發現他總把錢拿給校內的某個「大哥級」學生;除了偷竊,他也會勒索。「勒索來的錢,他一部份交給大哥,一部份自己留下來。他的行為,一方面是為了解決自己被霸凌的問題,一方面卻也是在學大哥的樣子。」王秀雲進一步說:「這種情況下,處罰,甚至體罰都無效,因為問題是一連串的,像粽子那樣一個個掛在他背後。我們雖然不可能處理這串肉粽上的每個人、每件事,但總是能夠先幫眼前的學生,讓他知道可以不用霸凌別人。」

當然,霸凌行為的成因百百種,文化複製不是唯一,但無論如何,要真正處理好霸凌事件,就得看清造成霸凌行為的那一連串問題。就像周川凱老師說的:「處理霸凌,一定要先回到事情本身,去看學生們在其中遇到的困難。」而,遇到困難的學生,包含了被霸凌者與霸凌者,他們都需要大人幫助。

充滿霸凌的校園,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我們一直希望小孩尊重別人、懂得互動,卻用過去那套來對待他們,沒看到他們的問題、沒給他們可以尊重人的土壤,他們怎麼辦得到?」王秀雲這麼說:「要處理霸凌,老師們必須經營一個相互尊重的環境,這樣學生才能學到怎麼尊重他人、與人交流。」

這麼說來,霸凌是否「猖獗」,和校園文化有極大的關係。可是,這些年來,校園文化不是已比威權年代進步了嗎?怎麼霸凌似乎越演越烈?就連王秀雲都說:「校園霸凌的情況很普遍,幾乎每個老師都會遇到。」頓了頓,她又開口:「其實老師自己就在霸凌學生,像體罰就是。」

「當然,過去的環境和受教經驗,會讓老師們覺得不體罰很難遏止學生犯錯,連我自己也體罰過學生。」王秀雲回顧自己的經歷:「但體罰會留下很多後遺症,我體罰學生的時候,都要配合輔導。後來我漸漸體認到,教育的環境已經不同,非體罰不可的想法也該改變;我會告訴我校內的老師們,你們覺得要體罰,是因為還找不到不用體罰的方法。我不會刻意責怪體罰的老師,但會鼓勵他們找方法往不體罰的方向走。」

當然,找不體罰的方法沒有那麼容易。不體罰就意味著要分析學生行為的成因,設法對症下藥―而且不可能是立即見效的藥―她說:「學生行為問題常和家庭有關,得請家長參與,可是有些家長不好互動,老師聽了就覺得累、沒有意願。所以,我常常私下找幾個有意願的老師一起工作,用小團體來處理學生問題,或推各種理念。」然而,校園文化豈是小團體能改變的?如此,所謂「尊重他人的土壤」怎會形成?

每當學校出現霸凌事件,就有人會攻擊教育部的零體罰政策,認定這是霸凌者「猖狂」的主因。但就王秀雲、周川凱兩位資深老師的經驗看來,體罰一不深究事件緣由,二不照顧孩子需求,並非斷絕霸凌的好方法;尤有甚者,體罰以其「長期、故意、權力不對等、對受害者造成傷害」的特點,與霸凌其實相去不遠!

過去,要是學生霸凌人,老師往往就用體罰來霸凌學生,學生間的霸凌問題因而得不到討論。如今,體罰少了,問題便突顯了,大家才更有機會關心霸凌,也才感覺霸凌變得普遍。從前,人們沒機會看到霸凌,不表示霸凌不存在。

霸凌學生的老師變少了,學生間霸凌的問題現形了,這是一種進步,或至少是進步的契機―只有先看見問題,才能改善問題,不是嗎?而改善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校園文化上;畢竟,不改變文化、不給予人際教育、不關懷學生情感,卻要消除校園霸凌,這怎麼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