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反」霸凌,有用嗎?

文︱馮喬蘭            圖︱photo by etienne boulanger on unsplash

--本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268期(2011.10)

在研討會(2011年本會舉辦「以霸制霸,伊於胡底」霸凌國際研討會)落幕後沒幾天,台灣學校就開學了。而開學第一週,延續上學期的政策,通稱為「友善校園週」,標舉「反毒、反黑、反霸凌」。至於為什麼三反就能構成友善校園?我們一直不能理解政府的信心來源。然而我們政府的政策思維模式,與國際,似乎有落差。

在研討會後的記者會上,來自瑞典的Antoinette Hetzler教授,對著在場媒體娓娓道來瑞典反霸凌歷程,其中提到在一九五八年瑞典政府立法禁止體制之後,現場教師一度反彈,甚至質疑禁止體罰將使學生「接管學校」(take over the school),而瑞典政府做的是提昇教師專業、調整教師素質、改變班級經營方法,花了十年,不僅「消弭反彈」,更整體提昇教育品質,落實了立法初衷—「維護兒童權益」、「反暴力」。更有趣的事情是,為了面對霸凌,他們徹底思考校園民主問題,在學校裡,他們設法擴大學生參與,還制定平等對待法。總之,得做很多「實質的事情」。

將霸凌犯罪化,卻又將反霸凌娛樂化

那麼,台灣的政策呢?我們在研討會的手冊中,整理了2010年開始的教育部「霸凌防制政策」,包括宣導反霸凌、穿粉紅衣貼反霸貼紙、要求通報(像SARS一樣)、動用警力、增加輔導人員(全國預計分兩階段增置602人)…而在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網頁上,更高掛著馬總統期勉的霸凌處理四原則―「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

九月初的友善校園週,各縣市使出各種花招,力求創新。包括改編歌曲、擊破霸凌箱或霸凌板(象徵破除霸凌)、或邊撃鼓邊喊霸凌我不怕…另外還有反霸凌行動劇(這我們將找機會專文處理)。

在這些儀式中,不會少的,就是長官致詞,以及長官「監誓」。只要是大場子,安排了長官來的反霸凌活動,發乎也都安排了學生一手舉起,宣讀反霸凌誓詞!而長官嘴巴裡能致的詞,其實也就是再度強反霸凌的意義,或是抬出品德教育、法律教育:而這些,對於與霸凌最相關的人際文化、權力結構問題、包括關懷、理解與同情,很難搭上關係。

在我們這次的研討會中,有學者提出,強迫學生閱讀反霸凌資料,或聽反霸凌演講,不只對於霸凌之預防無效,更會讓學生嘲笑「反霸凌事件的愚蠢」。我們就曾見識過幾個一年級的小孩,當中突然有人說:「我們來玩反霸凌吧!」一群小小孩就開始列隊遊行,一邊舉手高喊:「反霸凌!反霸凌!反霸凌!」有人還說:「好好玩喔,再玩一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反霸凌活動有其一定的效果,那就是宣傳口號的效果,我們不能否定,這也是一種效果,大大小小都知道有個反霸凌這件事,但也僅只於口號的效果,連治標都辦不到。

其實,口號多了,也是有其反效果的。一種狀況是使人麻痺,自動略過此事,因為一切不需當真,把喊口號當做盡責任;另一種狀況是,如果學生真打了部些反霸凌專線,卻發現一點幫助都沒有,那麼,他僅有的信任,將被摧毀殆盡。

來自蘇格蘭的Pamela Munn教授在記者會中,談到蘇格蘭的「反霸凌週」。他們是針對老師進行各項課程、討論、方案,也就是,提昇老師的能力。尤其是案例研究,Pamela Munn教授說這個對老師益最大可以了解孩子霸凌背後的原因,也能確切思考要著力的關鍵,而非一味壓制「孩童有權利,學校有責任」(child has

The right and school has the duty),是學校必須扛起教育責任,所以重點在大人能力的提升—就是得要來真的。

台灣霸凌防治的限制—缺乏了愛、同情與理解

更詭異的是,我國處理霸凌業務的單位是軍訓處。在國際研討會要翻譯這個我國獨創機構,還真不容易,學者很難體會,這是個什麼單位?研討會現場也有老師提問:「一直說要通報,但通報到軍訓處,很怪,而且,可以給我們什麼協助呢?」

好幾個縣市首長,在反霸凌議題上都不諱言要動用教官。台中市政府就曾經正式宣佈高中職教官認養國中小,全面防霸凌,彷佛是有個閒置人力可用,就用。但我們想還不止於此,有部分人是真心認為,要以強力壓制霸凌,讓他們「不敢造次」。說是維護校園安全,但卻忽略了最好的預防就是好的人際文化,而這絕對不是恐嚇得來的。

社會很容易將幾個上了媒體的暴力事件,想像成所有的霸凌事件,或是一提及霸凌,畫面就是「象腿幫」,一群人圍住一個人拳打腳踢…但這些是校園事件,並不是霸凌的全貌。而這些校園事件,動用軍警區域連防,也只能讓事件地下化,而無法軟化其心、使其改變。

研討會中,來目日本的滝充教授提到,曾經有一段時期,日本警方也介入校園,壓制了所謂外顯性霸凌,一陣子後,大家以為校園比較平靜了,殊不知,孩子間的風暴正用各種不的方式肆虐著,這也是日本特別強調的ljime(日式霸凌)。雖是這名稱,但實在不專屬於日本,在台灣的問卷調查裡,與ljime類似的排擠、言語霸凌的比例也是高於暴力。無論是哪一種,處理的方式都要從教育出發,無論是採取同儕支持方案、發展學生的社會技巧等,絕非以暴可以治暴。以暴,就只會讓孩子的心離開。

前幾日,滝充教授還特地來信,提及日本進行霸凌防制已經快要30年了,不敢說全盤成功,各國也差不多是這樣,台灣應該進行台灣在地的調查研究,但首先必須想對問題,看到本質。馬總統宣示霸凌議題的處理原則為「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這個宣示恰好反應了目前台灣處理霸凌防治的限制討―缺乏了愛、同情與理解。

與英格蘭的政策方向「每一個孩子都很重要」相比,台灣彷彿在宣示「犯罪防治」。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教育的發揮,太有限。所以,我們還是得回歸本質,認真研究看待,認識這是人際文化問題、權力文化問題、兒童人權議題,否則踩破再多氣球、貼上再多貼紙,都將無效。


 
馮喬蘭/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