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著要好好寫這個教案，很久了。有些情感牽絆著想法，在心頭起起落落了一年有餘，依舊模糊不清，不如就試著直說看看。時常有人問我：「森小國語課會把台灣文學列入教材嗎？」我琢磨體會這個問題背後的情感，那麼強烈的渴求，和無奈。我也是。

從小到大我們閱讀了無數「中國文學」，不論是文言文、白話文，有滿高的比例都是「中國味」的作品。那台灣呢？森小難道不應該在這片難得的「淨土」上，多研讀一點台灣文學、培養「台灣意識」嗎？在這個問題上，我好像始終「昧著良心」，沒有這麼做。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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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自己在大學中文系時，和一群同學自動自發起了一個「台灣文學讀書會」。那是二十幾年前，大學裡還沒有台灣文學研究所，我們只好在下課後自己研讀楊逵、鍾理和、吳濁流、龍瑛宗…的作品。某次聚會，文青們還特別邀請一位教授來接受「拷問」：為什麼中文系都不開台灣文學課呢？

我永遠記得，教授用一種激動又內斂的情感，曖昧隱晦的言詞訴說著台灣戒嚴時代的過往，他完全講不出「被當局打壓」這幾個字，只說：「像我這樣的人永遠是屬於『非主流』的」。年輕人們聽不太懂，只能模糊體會哪些教授才是「主流」，解散後也就是唏噓一片，感慨系上的人事鬥爭而已。中文系並不教導「批判思考」，即使像我那麼認真的閱讀台灣小說，還是想不通，為什麼這些作品都如此憂鬱、隱晦、低沉？它們到底想說什麼？

到森小後，隨著每學期為期五天的旅遊教學，大人小孩一起踏查台灣各地的大小課題，我重新跟著孩子們一起學，慢慢理解了台灣的過去，也更能想像台灣人長期在高壓的政治戒嚴控管下，感情扭曲壓抑，思想界空白的狀態。

越明白了思想普遍貧乏的實況，我的態度越發謹慎了。

孩子們是該擁有台灣意識。問題是，什麼樣的台灣意識？我厭惡過往大中華意識形態單一強勢灌輸的方式，而今在森小，如果我單純提供孩子們另一端意識形態，眼光只鎖定台灣，他們的思想會「豐富」起來嗎？他們會有能力「批判思考」嗎？還是單純的嫌惡中國，陷入另一種「簡單」、「扁平」、「僵化」？不知不覺中我選擇了放慢步調，一點一滴地經營。時常我們在課堂上討論，深入思考中華文化，品味世界各國文學，然後回頭想一想台灣。我發現，孩子們做好「思想準備」後，眼界開闊，更有真正「作主的能力」了。

就像那個學期，聽說旅遊教學要去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我逐篇翻閱鍾理和的小說、散文、手札，選擇了教科書不選的《山火》這篇小說，來認識真正的鍾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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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我問家住美濃的孩子，對鍾理和的印象是什麼？

「大概是鄉土文學作家吧！」孩子說。再追問「鄉土文學」是什麼？孩子就說不清楚了。教科書裡介紹鍾理和，說他的作品：「內容充滿濃厚的鄉土氣息，處處流露悲天憫人的情懷。因為長期在艱困中煎熬與錘鍊，作品展現溫厚、堅韌的精神。」課文的意思跟孩子一樣，語焉不詳。莫非文章裡只要有「鄉土氣息」，就是「鄉土文學」？

鍾理和出生於一九一五年，卒於一九六○年。他經歷日治時代，和中華民國政府的二二八清鄉、白色恐怖時代，一輩子嚐盡思想和政治上的磨難，雖然他不曾被關進監牢。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鍾理和青春正盛，他和鍾台妹自由戀愛結為同姓夫妻，不見容於鄉里，只好出走中國，然後在中國遭遇排擠，寫下〈白薯的悲哀〉。從早期作品可以看出鍾理和是熱情敏感、勇於追求夢想，又經歷大時代動盪的人，竟然在二二八事件後，只書寫有「鄉土氣息」的作品，難道他當真不再關心時局，只在乎母雞和小雞？或是自己的書房嗎？（註）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鍾理和正在台大醫院養病，親眼目睹病患一個個送進急診室。他的兄弟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知悉兄弟被政府槍決之後，他默默離開台大醫院，返回故鄉美濃。忍不住想像，此後的文學家，內在情感是什麼光景？他要怎麼繼續寫下去呢？

帶著這些疑問，當我讀到《山火》、《阿煌叔》等篇章時，內心突然澎湃激盪起來。好像突然能夠穿越文字，看見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站在面前，不再是病懨懨的，而是活力充沛、慷慨激昂的鍾理和，看來溫文儒雅，內在充滿著熱烈的愛、憤怒與批判思想。

以上想法，上課時我先收在心裡，沒有「破梗」。像往常一樣，我直接發下文章，想讓孩子們從「文字」裡「認識」鍾理和。

走到有兩條小河匯合，河岸有著一排高聳入雲的竹叢的山嘴，眼前便現出了一個狹窄的山谷。山谷之北，有一渾圓小山，便在那山麓下，看得見幾間由半瓦半茅蓋成的房子。房子低矮古樸，南國豐富的太陽，燦爛地照著，在那上面牽起了若有若無的淡青色的煙靄。

家－－依舊是從前那個樣子。

可是就在它右邊，一個悽厲的怵目驚心的場面，令我怔住了。家裡的山林也未能例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為的劫火！

像這樣失去控制的瘋狂的山火的燒跡，一路上，我不知道已看見多少了。即使在殖民地時代，也該是很少能夠遇見的不平常的事情吧。

等孩子們看完第一段之後，我提問：故鄉發生什麼事？

「山火！」孩子們回答得簡單明瞭。

請孩子們仔細讀「即使在殖民地時代，也該是很少能夠遇見的不平常的事情吧」這句，猜想它的言外之意。

孩子們陷入沉思。

「在說殖民時代比較好！」阿翰說。「因為他用『即使』」，在講『就算』在殖民時代，也很少遇見。」

「那主角的時代，是什麼時代？」我繼續找麻煩。

「日本時代。」孩子猜。

「是嗎？」我露出孩子們俗稱的「詭異笑容」。

「國民政府時代！啊！他在說國民政府時代很爛！」另一個孩子驚醒。

對這類「覺者」的發言，我通常微笑擱置，得先照顧多數還摸不著頭緒的孩子們。

我提出一個「對比」句子。為什麼鍾理和不寫「在殖民地時代，也該是很少能夠遇見的不平常的事情吧」就好？他特別加上「即使」，是在說殖民時代是好的時代？還是不好的時代？孩子們一片靜默，思考著。

我試著舉兩個例子：

「即使是在綠島，楊逵還是保持跑步和勞動。」

「即使是在生氣，我媽也很少罵小孩。」

才說完，孩子們突然七嘴八舌：「即使在殖民政府那個很糟糕的時代」。

「那國民政府時代呢？」我繼續追問。

「爛透了！」「爛斃了！」孩子們信心十足的說，這時所有孩子們都成為「覺者」了！我點點頭進一步談，鍾理和可能擔心國民政府時期的「白色恐怖」，所以用一種很迂迴的方式在說心底的話。這篇小說處處藏著這個「筆法」，要細細地品味，才讀得出來。

這時才回頭請孩子們琢磨：為什麼故鄉會燒起山火？

「心裡不安！」「國民政府太壞了，整個大環境裡，人民平常就感到不安！」孩子們眼睛閃閃發亮，他們和我一樣，看見真正的鍾理和，而且絕對不是生病、溫文儒雅的那位。

✝註：中學教科書裡選的是《草坡上》、《我的書齋》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