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在1859年所發表的《物種起源》，就科學的實踐來說的確不需要顧及信仰世界的觀點。依照近代新科學的邏輯，一項「知識」可否被認定為真實，是採科學方法依實驗或是觀察蒐集證據來支持或推翻假說；一旦某個理論依科學方法建立起來，在尚未被同樣是依照科學方法的研究推翻前，即有著在該知識上的權威，被視為目前最佳版本的真實。近代科學這種可驗證、憑證據說話、不服膺於科學方法以外權威的特質，使得「科學」最終與「哲學」和「神學」徹底分家，並因其對萬象的解釋性與預測性超越所有過去人類嘗試的其他途徑，成為今日的知識權威。然而，對基督教徒（註1）而言，如何去接納演化論，不只是牽涉科學那麼簡單而已。 如果達爾文是對的，那「我是誰」？試想，假使一位篤信聖經故事為歷史真實的教徒，願意試著了解演化論，在第一次接觸演化論時先把聖經放在一旁，依著達爾文所採納的科學邏輯理解到他對物種的科學觀察及結論，似乎合理；然而，當這位教徒再拿起聖經時，不免困惑。如果上帝並非是聖經所描述的那般造物主、自己不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人類不是從亞當和夏娃離開伊甸園後繁衍後代而展開這一族的掙扎，那麼，自己是誰？《創世紀》不是為了指導人們有關物種的知識而寫，卻是要教導人認識人類是什麼的起點，依此認知，人再去回應上帝對自己的期許和指引。難道因為達爾文，這一切對自己的認識都要捨棄、與神的關係必須破滅、而信仰即將崩解？這一矛盾的心理處境，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反達爾文運動的論述中被激化。當時被視為是運動的領導人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三次挑戰總統大選失利後，決定從「選票的政治」轉而投身於「拯救靈魂的政治」。他在田納西州的史科普斯案中，協助檢察官對違反禁教令的老師定罪，於審判期間曾如此嘲諷：「一個老師怎麼可能在告訴學生他們是猴子的後代後，還可以期望學生不像猴子一樣地行事？」 （註2）在Bryan與其他持相同立場的宗教領袖對演化論的攻擊中，認定達爾文詆毀了人血液中的神聖性使得人甘於墮落，是萬惡的淵藪：倘若自然萬象本應要彰顯的是造物者的神聖特質，達爾文版本的自然使得宇宙的和諧與神的愛消失殆盡，取而代之是一種隨機而為、無道德目的、個體只求一己生存的殘酷。當時剛結束的世界大戰與戰後的人類困境，在反論述中，也被歸因是全世界相信演化論而背離神的後果。反達爾文運動，被領導者定位為是演化論與基督信仰間的殊死聖戰，一般的基督教徒皆不想背上異教徒的罪名，於是對演化論避之唯恐不及。面對科學新知的衝擊而不知道如何解讀《創世紀》的尷尬，演變為棘手的場面。

聖經就是白紙黑字這樣寫，難道有其他的讀法？

其實，在演化論發表前稍早，對聖經該怎麼解讀，已開始有另類聲音，雖然一開始只是小眾。聖經歷史批判學（historical-biblical criticism）在十八世紀萌芽，最初在考察《創世紀》時發現，其文字其實是根基於更早期、不同的來源整合編撰而來，並不是如大家所認定，是由身為神和人之間的媒介先知摩西，受到上帝的啟示而寫下的原創作品（註3）；更有研究指出，可能並無摩西此人。這動搖了將《創世紀》的故事視為史實的讀法。接著，若考察耶穌，會發現，聖經裏所描繪的耶穌也只是一種可能的版本。研究基督宗教的學者，曾對耶穌是誰以及其教導有這般註解：「我們有的，除了詮釋、詮釋，還是詮釋」。耶穌出身於猶太族，早年以猶太教的基礎在猶太族群中講道，由於其對猶太神的詮釋與傳統迥異，被視為異端並因此喪命；耶穌離世後，追隨者發展出以他為核心的基督宗教。耶穌沒有留下任何的著作；他的講道，經常採取謎語或比喻，而當被問到他是誰時，他總是這樣回應：「你說我是誰？」這樣的教學法，或許是因為耶穌必須要在既存的猶太傳統中激盪猶太族人們跳出框架。起初幾個世紀，基督宗教的內涵是多元的，不同社群得以自由的闡述他們對耶穌的認識與他的教導所帶來的啟示。 （註4）今日基督宗教的聖經有兩部，舊約聖經（Old Testament）採納了耶穌之前就存在的猶太希伯來聖經塔納赫（Tanakh），內容是耶穌前發生的事，包括《創世紀》；新約聖經（New Testament） 則是耶穌離開人間後，集結了幾位使徒與關鍵追隨者的寫作與書信往來在四世紀編輯成書，這些作者提供了自己對於耶穌的生平與教導、還有西元第一百年間基督信仰世界重要事件的理解。在新約聖經成書之前，流傳在人間的福音書不只是最後納入新約聖經的那四本，為什麼最後神聖教本只採納了那四本成為正統而排除其他觀點？如果我們回顧正統的發展歷史，會發現正統的建立不單純與真理有關。被認定與耶穌生前最親近的使徒們，除了寫作，在基督宗教初始開始建立教會組織以及使徒繼承制度，逐漸地，發展出使徒與繼承者才是真正信仰發言人的態勢；到了二世紀，雖然與之不盡相同的詮釋仍普遍存在，但這些以使徒為中心的教會結構統整，並開始以Catholic自稱，表明自己是唯一真實的、代表全體基督信徒的、普遍要適用於全世界的基督信仰形式。而到了西元380年，羅馬帝國的君主領導權與使徒的宗教權威結合，政教合一成為一個穩固的權力結構：國王奉基督宗教為國教，教宗認可國王為神在人間的代理。誰是正統牽涉到誰可以當國王，當時對耶穌與基督信仰有不同詮釋的追隨者，之後便被認定為分裂或是異端而剷除。 （註5） 對批判學來說，所謂的「批判」，是不預設只有正統可以決定聖經和信仰的詮釋，因為正統的樹立有其歷史因緣際會，而正統只是詮釋的一種；除了聖經所說的外，我們還得知道那些「沒被說的」，而聖經的文字，不能預設是史實。這門學問並非為達爾文解套而生，但卻為基督宗教「自由化」或是「現代化」奠定關鍵基礎，為教徒接受演化論闢出一條生路。

基督宗教展開「現代化」，信仰與新時代接軌，重新找到上帝與自己

新教於十九世紀開始了基督自由主義（Liberal Christianity）運動。自由主義學者接納與聖經文字衝突但已被驗證的新知，包括演化論還有地質學的研究指出地球的年齡遠比依聖經事件及人物族譜所推出的6000年還大。與傳統神學不同的是，自由主義傾向將聖經故事視為是指引信仰的譬喻而不拘泥於文字的絕對，人必須透過自己的理性和經驗來體察文字下的教導，並將無法驗證的神蹟，排除在信仰核心之外。稍後，天主教內部也開始了類似的現代化運動（Modernism），強調經書的著作受限於其創作的年代，對其詮釋必須參酌時代的轉變與今日的應用。如此的轉變，在距今約一百多年前，成為基督神學主流，鮮少有公開的反對者。要走到這一步，十分不易，歐洲在中世紀（約西元500-1500年）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而結束後，劇烈地轉變著，包括近代國家形成的過程，政教合一的體制逐漸被推翻，人越來越有條件去探索信仰而非讓絕對的信仰權威定義自己。近代科學的實踐是如此，聖經批判學的發展也是如此。至此，我們看到了宗教得以與科學和解的道路。有趣的是，從耶穌最初傳道的記載，我們可以找到一種相似性，由於猶太族過往看待上帝律法字句斟酌並將惡事均連結至違反律法遭到上帝的懲罰與遺棄，耶穌要人們相信上帝從頭到尾都存在，重要的是人把注意力放在上帝教導的真髓而不是字句的細節；而這所謂的真髓，即是「love without limits」。 （註6）可惜，大和解尚未是故事的結尾。反對自由主義的原教旨主義（Christian fundamentalism；也稱基督教基本教義）的運動，卻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新教中於1920年代誕生了。信奉原教旨主義的新教徒，主張恢復被邊緣化的傳統；其在新教派內反動失敗後，從當時支持自由主義的主流新教出走，自立門戶，這就是美國百年以來反達爾文的主力。預告：在後續的文章中，我們繼續深入探討原教旨主義為什麼從歷史上像是毫無預警地冒出，反達爾文運動如何與美國憲法中明訂的立國精神進行拉鋸戰；以及，在運動與反運動的波動中，教育現場的危機與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