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本長大
訪談喬蘭、麗芬、青蘭、淑美
人本教育基金會自1989年創立，至今已走過32個年頭，如果人本是一支紅酒，從這瓶酒的年份，就能嗅出它的風味主調是「自由」——通過知識與思想，使人獲得解放；每一個曾經與人本互動的人，無論你是老師、父母或孩子，大概都感受過頻率被擾動的經驗，衝擊既有的價值觀：「哇！原來可以這樣看待人，想事情！」
人本執行長馮喬蘭、數學想想國總監吳麗芬、森林小學校務主任林青蘭、人本副執行長暨森小生活主任謝淑美，這四位元老級的人本人，在時間的長河裡，帶領基金會與森小披荊斬棘，匯聚並影響了萬千生命，她們也曾有靈魂被撼動的時刻嗎？在人本長大，是什麼感覺？一路走來，她們憑藉的信念是什麼？不信什麼？
來人本從事社會運動，也開展了自己的啟蒙運動
多數人的歷程都是，從進大學之後開始真正「找自己」。青蘭回憶她的大學時期，1985年到1989年，完整經歷了1987年台灣解嚴，台灣社會也在找尋主體性的過程。「當時我問自己，能為那時候的台灣社會做什麼？」青蘭想了想：「教書好像是自己比較擅長的。」便進到一所高職教國文，結果，很挫敗，每天回家都在哭。
與人本初遇，是在她教書的第一年，不經意地在書店翻到《人本教育札記》第五期，談森林小學成立了。青蘭眼睛都亮了起來，決定參加森小師資培訓，第一堂課，史英講述「人的主體性」，人可以有行動的自由。青蘭說：「當時我很有感，從新竹來陌生的台北上課，不會坐公車，也不太敢坐計程車，那時候社會充斥著一種危險的氛圍，但第一堂史老師的課，讓我完全解惑，我想要更多的自由跟行動，不要被恐懼框住。」史英提供的觀點是：練習把事情想到底，最壞的狀況是什麼？你能不能接受那個最壞的情況？如果可以，為什麼那些會困住自己？
淑美第一次遇見人本，是在學校電梯裡看見師培海報，匆匆準備去考試，等考完再回到電梯時，海報卻不見了！幾經波折，決定乾脆直接過去人本辦公室報名。「參加師培時，從來沒想過要來工作，當時沒聽過森林小學，也不知道什麼叫社會運動，只是想要來整理自己。」
沒想到，這一整理就不得了，第一堂課的內容，淑美至今都還刻在心底。史英對學員們說：「人能夠對抗地心引力讓自己立起來，是非常了不起的，這麼久以來在地球上也只有人類能做到；這個好不容易立起來的脊椎，不要輕易彎下去！」淑美回憶，年輕的自己聽到這段話時，簡直無法安靜地坐在位子上！喬蘭立刻補充：「但說出這段話的同一人，卻能在台北縣議員來森小時，為小孩向議員彎腰鞠躬。」如同魯迅的那句話——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長大，就是不斷跳脫自我中心
有一年朱朱生日，為了給她「驚喜」，淑美出了一個主意：請麗芬假裝提離職。朱朱當下強作鎮定，當大家端著蛋糕蹦出來時，朱朱既想承接大家的心意，但又氣不過，就掉下了眼淚。淑美說：「朱朱那次真的很難過，事後很認真的告訴我，不要做操弄人情感的事。尤其，對方一定是我們很在乎的人才操弄得了，經過那一次，我就成熟了。」淑美笑著為年輕的自己小小辯解：「我也是相信吳麗芬比我明智，她沒有反對的事，應該就沒問題吧！」麗芬回應：「我是很有義氣配合演出好不好！」笑鬧之間，眼前的兩位「大人」彷彿又回到那一天的場景。
誰沒有過去呢，理直氣壯的年少荒唐，喬蘭也沒有少過。
有一回辦公室換窗簾，喬蘭堅持要放上一款「很青春」的式樣，青春到幾近幼稚，「其實那時我也不覺得好看，但朱朱說不要，我就更想捍衛，為什麼你說不要就可以不要！」委屈極了的喬蘭，甚至對朱朱說：「我覺得我們都把你寵壞了！」
為了小小一片窗簾，史英找喬蘭談了三次，希望幫助她了解其中的道理，「我那時候哪分得出來，朱朱不是以她個人的身份說不要，而是從基金會董事長的角度來考量，一間『對外』的辦公室不適合這樣的窗簾。」喬蘭說：「當時史老師一直設法讓我體會，如何跳脫自我中心去看待一件事，包括看待朱朱的決策、基金會的決策；『窗簾事件』是我的一個分水嶺，對我的影響跟幫助很大，從那之後我就不一樣了。」
在人本，很多事都在點點滴滴中累積、學會。另一件讓淑美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工作會議。工作人員與志工一起圍坐在大廳，會議開始前，史英先處理位子——請志工都退到第二圈，工作人員進來坐在內圈。淑美回想：「當時我們都覺得，還好吧，坐在第二圈也聽得到啊！但史英覺得很有關係，寧可工作會議不開都要把這件事談清楚，為了這點他就開講了一小時，談『分寸』。」
在三十年前的時空，社會上甚至有一種「要特別照顧義工」的氛圍，才足以表示對義工的尊重；但史英主張既然是「工作會議」，就要以工作人員為主，義工則是旁聽，拿捏分寸與界線，很重要。
當時也在現場的青蘭補充：「從傳統的觀點來看，『堅持分寸』是讓人想打破的，因為好像有階級分化的概念，我們本來覺得，應該要把義工捧在前面才對。那是震撼的一課，從那時就漸漸體會到，人本在追求的價值，其實很嚴謹，一點也不像外界以為的鬆散。」
是思考價值的抉擇，而不是事情的對錯
麗芬的震撼教育，是她來人本工作後參與的第一場群眾運動：1988年倡議大學改革的遊行。
「在那之前我一直深信，上街頭的都是暴民！當時心裡覺得好矛盾，也好掙扎，甚至不敢跟我媽說我要去遊行。」麗芬說：「我走在路上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當時也無從問起，我必須自己去解決——為什麼上街的都是暴民，而我們不是暴民要上街？街上這些人看起來也都不像暴民，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台灣社會剛經過「520農民運動」的洗禮，麗芬想到每次經過台北車站，只要遇到抗議遊行就覺得很煩，害自己上學都快遲到了，看到他們丟青菜砸雞蛋，更覺得好浪費！此刻，身處遊行現場，看著一排教授站在學生前面擋警察，她心裡更疑惑了：「都當到大學教授了，不可能不知道遊行會妨礙交通吧？如果明知道會妨礙交通還要來遊行，一定有一個比交通還重要的理由或價值，才會這麼做吧？」麗芬頓了一下：「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思考價值的抉擇。」
麗芬接著說：「受教育以來，我們很少去思考價值的問題，每件事情都只有對跟錯，反正老師說對就是對，大人說錯就是錯，不需要做任何價值上的思考、判斷與抉擇。」當時大學法的遊行還有一項訴求——要求教官全面退出校園，這是麗芬的另一道難題：「我念高職時，我們的導師就是教官，他人很好，如果叫他退出校園，那他未來要幹嘛？」當私人的人情跟大是大非混在一起，人就更想不明白了。
這是面對凡事都很堅定、都能找到著力點的麗芬，在人本的第一堂思想衝擊體驗課。
教育改革永遠在進行中
這樣一群人，在人本長大、成熟，成為基金會的脊椎，對抗各種沈淪的引力，將台灣的教育改革「立起來」；放眼未來，下一個十年，人本該做什麼？將做什麼？
青蘭說：「我們內部曾經討論過，森小還要繼續嗎？前三十年，我們花很大的力氣在去除障礙——小孩的、爸媽、老師自身的；接下來，可以更使力在創新，尋找更多教育的可能性，現在已經走在這樣的路上了，這個還很無窮無盡，所以很肯定，森小要繼續！」談到這，青蘭鼻子一酸，聲音顫抖著說：「有一年愛智之旅到巴塞隆納，聖家堂矗立在眼前，建築師高第預設要募款一百年把它蓋起來，他做不完的，讓以後的人繼續做；當時朱朱突然很有感的說：『我覺得森小也可以！』」
人本心理學家佛洛姆說：「信念，不是對未來的預斷，是對尚未證明的事物之信心；它是對於不確定者之確定。」
人本人的信念是什麼呢？
這群傻瓜說，教育改革沒有終點，永遠在進行中；目標不是教育正常化、國家正常化，「正常」只是一個卑微的想望，而是要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新國家——那不僅是台灣「邁向未來、走向世界」的充分條件，更是必要條件！
主體性之必要——
訪 森林小學校務主任林青蘭
◎陳生慶
回想求學時期，青蘭說，國中時能力分班，好班壞班間隔著，老師還會告誡他們：不要跟隔壁壞班的同學相處！看到老師面對所謂的好學生是一種表情，面對另一群學生就換成另一張臉，敏感的她總是很不忍，也因此，她小時候一點也不想當老師。
大學剛畢業，研究所沒考上，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迷惘又苦悶的青春年少，突然有機會到高職教國文，並且擔任導師。青蘭說，當老師的第一天，她就很清楚意識到，那個「好學生」的框架會限制和阻礙自己如實理解小孩，譬如，看到小孩衣服沒紮好，或升旗典禮，樂隊演奏的國歌竟然會走調，當時青蘭的心裡還是會浮現一些放不掉的評價。因為陪伴這群「後段」的孩子，青蘭說：「彷彿國中時從我身旁消失的同學通通都回來了！我很心疼這群小孩，但我不知道怎麼跟他們相處。」
高職教書的那兩年，雖然很受到學生的喜歡，但也累積了滿滿的挫敗感。「當我發現森林小學時，就覺得，天堂來了！」那時，青蘭每個星期來台北參加森小師培課程，心裡有個聲音不斷在召喚她：我想要更多的自由跟行動。
很難想像，帶完試讀梯，青蘭面試的結果，是森小老師備取第一名。
原因是，當時學校比較需要自然科老師以及男老師；另外，青蘭又軟又柔的聲音，也被質疑這樣會不會容易被小孩欺負（森小當時也有它的侷限）。後來，有位老師把機會讓出來，青蘭才終於進入森小。
有一回，有位家長來找校長朱朱，青蘭回憶：「在那棵大樹下，我一邊走一邊告訴家長，朱朱今天不在。」正當家長準備轉身離開，青蘭說：「我竟然回他，沒關係啊，朱朱不在，我就是校長！」
在基金會的工作，從森小教師，到基金會負責原住民教育專案，到編輯部主編，再回到森小當主任，一晃眼，也三十年了。回想大學老師的一段話，當時青蘭問老師，每年都要應對新鮮人，不會覺得重複而無趣嗎？老師說：「不會，反而很興奮，因為又有一批可以影響的人進來，可以把他們拉到一個高度，然後，就可以進行對話，能對話，就有意思了。」
教育的過程，就在不斷的「對話」中完成，這讓青蘭覺得在人本、森小三十年來的每一個工作，看起來重複，卻都是新鮮而有意思的，因為每一天在應對、承接的，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自己。 在森林小學，青蘭不只找回了她個人的主體性，也樹立了台灣主體性的教育。
無論如何都不要違背自己——
訪 人本副執行長暨森小生活主任謝淑美
◎陳生慶
大學讀法律系的淑美，很早就決定將來不去考律師或司法官高考，淑美說：「有一次，我已經到學校門口了，卻走不進去，人很煩躁，回家後看到我爸，我突然問他，『爸，你有希望我做什麼嗎？』」
當時，爸爸很認真的回應她：「爸爸是做鞋子的，我也只會做鞋，我只能幫你把鞋子做厚一點，讓你比較好走；但你要走哪一條路、會不會跌倒，那不是我可以決定的。」淑美還記得，當下她告訴爸爸，雖然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但她絕對不會違背自己，做自己討厭的事，成為自己不喜歡的大人。
當初怎麼會想來人本工作？淑美說：「我想來看看這個地方做的跟說的是不是一樣。」剽悍的個性，是爸爸從小養成的。
上完森小師培，加入秘書處工作，淑美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我就去問每一個人，你需要我幫忙嗎？『接電話』是我快速上手的方式，因為對方問的每一件事，我都不知道，我到處問人這件事該怎麼處理？大概一個禮拜，我就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弄清楚了。」
在基金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淑美除了處理校園申訴案，也擔任史英和朱朱的秘書。「有一次因為我不小心把行程排得太緊，時間變得非常趕，害朱朱出了車禍，但朱朱回來之後沒有任何一句責怪的話，她只對我說：『姑娘～時間不能這樣排，下次要留意。』」
淑美說：「從那之後，我對『秘書』有完全不同的視角——秘書要作判斷，而不是只當傳聲筒。對外，我期許自己要有史、朱的高度，站在我是負責人的立場去考量，設法想像他們在面對的情境是什麼；對內，我要讓他們敢跟我說所有的話，不管我對或錯，都可以跟我直說，我不會那麼脆弱。擔任秘書，不是他們在照顧我，是我在照顧他們。」
這個地方做的跟說的是不是一樣？走過三十二年，淑美見證了，更成為一位自我實踐者。
不容易的事——
訪 人本執行長馮喬蘭
◎陳生慶
最初，喬蘭是從廣播聽到森林小學的描述，覺得有趣，實習時就選擇了人本。因為參加慈幼社的緣故，喬蘭當時已經在育幼院帶小孩兩三年了，「我運氣很好，遇到的小孩都不好帶。」
在人本實習時，有個工作是幫朱朱錄音，並整理逐字稿內容，這些後來都彙整成《森林日記》。幾個禮拜後，朱朱問她：「是不是很好聽？」喬蘭覺得這位校長好奇特，怎麼會有人這樣問別人？更怪的是，朱朱接著告訴她：「你這樣聽下來，別的我不敢講，你以後一定會家庭美滿幸福！」
「那時，台灣社會剛解嚴，又接連經歷天安門事件跟野百合學運，年輕人哪會在乎家庭美滿幸福？」喬蘭繼續說：「那是『小我』，不應該成為理想的，我們那時也不會把這個當成要追求的目標，要追求的應該是我們這個國家、或解救小孩於水火啊！我最早原來想讀特教，想帶特殊教育的小孩。」
喬蘭後來發現，要有一定的年紀跟歷練才會知道，家庭美滿幸福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表面的美滿，是真真實實、內在的幸福，那真的很困難，人要夠成熟健康，還要有成熟健康的關係，而且不光靠運氣。
喬蘭回憶：「朱朱問我要不要來基金會工作，也是因為覺得我看起來健健康康的，沒有太多的負擔，沒有病態的部分——每個人的原生家庭多少都會傷人，但在成長過程中，我不會一直把自己當成受害者，這和我爸媽對小孩無條件的愛有很大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我也是後來才發現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這份紮實的愛，讓喬蘭能一路扛起人本森林育，接手教育中心，辦父母成長班；在人本要駕馭每一個工作角色，面對不同光譜的人，不只要靠見解跟專業，也要夠溫暖。
從2000年起，喬蘭被局勢推上另一個位置，「當我不再是教育中心主任，而是執行長；當我開始上媒體，社會的攻擊就開始聚集到我身上——人笨的馮豬腦、下凡示範啦…都講得很難聽，從前每個人都喜歡我的啊，父母班講師、學員、義工、孩子…每個人都是跟我說『謝謝』的；但你必須要承擔，要排序價值順位，當你承擔責任承擔角色時，不會所有人都喜歡你。能承擔住個人名聲而成就大事，才能幫得了大眾。」喬蘭進一步說：「人本不會去討好教師，也討好不了，身為運動團體，我們的角色責任不是要附和這件事，是要讓人看到教育的主體、思考教育的本質。」
在這裡，每一件事都很不容易，但套句喬蘭的老話：容易的事，就不用我們來做啦！
追追追——
訪 數學想想國總監吳麗芬
◎陳生慶
麗芬當年是看到報紙上的「徵才廣告」，主動打電話到人本應徵的。「大概心裡對教育有存著很多疑惑，但我其實不是很知道自己在疑惑什麼，我也不是那種一直去探求自己內在的人，我的眼睛永遠往前看，想著明天。」麗芬說：「來基金會工作之後才深刻了解，我們這個國家的教育真的有很多問題！也慢慢追尋解答了以前存在心裡面的疑問。」
和基金會大多數同仁的「高學歷」不同，麗芬從前讀的是高職，之後上三專。急公好義的她，在班上不是當班長，就是當小老師，麗芬說：「我的特色就是『使命必達』。」看到同學的成績一直沒有起色，她甚至會要求同學打掃後留下來，親自教他們功課；有一次同學趁機溜走，麗芬竟然追到同學家去！
「來基金會工作之後，想起這件事情我其實蠻慚愧的。」麗芬說，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聰明的人，但她可以付出相當的努力。「我的同學們都很聰明，隨便教一教，考試成績都比我好。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很會教！」
小時候是追到同學家，來人本工作之後，麗芬更追到偏鄉去。
在基金會，麗芬從執行秘書到擔任執行長，一直是大家的火車頭；因應整體教改局勢，中間曾經兩度到教育部「留學」，擔任部長秘書。再回到人本之後，麗芬有很深切的體悟：「在公部門看到很多案子，做那些沒有什麼用的事可以花那麼多錢？而我們做這麼多重要的事，卻什麼錢都沒有？」尤其，《數學想想》的教案研發那麼燒錢，人本卻沒有「換錢回來」，於是便有了「支點計畫」——結合公益募款，將最好的數學教育帶給偏鄉的孩子，給孩子一個學習的支點！
後來，數學想想開班授課，招生已經很不容易，竟然還被舉報違法招生。換作其他人可能就遭殃了，但她是那位契而不捨追到同學家的吳麗芬！當時，麗芬向記者出示教育部核可公文，說明基金會不是走補教法，「研發開課」本來就是本會工作的一環，媒體新聞效應，反而讓課程獲得絕佳的宣傳效果，奠定了今日數學想想國的基礎。
不甘願讓事情停在這裡，所以麗芬總是不斷地追尋。
讓苦難的生命不孤單，是我打抱不平的動力——
訪 校安中心主任張萍
◎ 採訪／朱慧雯
人本校安中心主任張萍處理申訴案的功力與威力，非常多人讚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在高中時就已經有處理不適任老師的勇氣。
「我從小就是比較會打抱不平的那種人。」她說。
國中的張萍就因為舉手幫同學講話成了老師的眼中釘，高中則是在生活週記上向學校反映，希望能換掉班上的數學老師。
對張萍來說那位數學老師主要不適任的問題不在於不會教，而是品行不好。她還記得當時的導師對她說：「前面就是銅牆鐵壁，妳就轉個彎不要一直往前撞」，面對這段回憶時她說：「我的個性就是很不好，認定了，我就會衝撞」，國中時甚至是父親也被導師找去單獨約談，但父親只跟她說「老師太小題大作」。
但父親不是總站在她這邊。回憶起大二時就因為父親反對她想從法律系轉到社會系，張萍選擇離家出走，過沒多久，父親就從花蓮坐火車趕到台北，用一句「身上的錢夠不夠花？」塞了兩千元軟化了張萍，也結束了這個壽命不長的叛逆期。張萍笑說：「誰知道十九年後，我還是在走社會工作。」
問到為什麼會接觸人本，她說當時工作的一位客戶推薦她報名人本的父母成長班，那是一個契機，因為她有次看到念大班的兒子，一手插著腰，一手指著妹妹說話，那些話她都非常熟悉，就是平常她怎麼罵的，哥哥就對妹妹罵什麼，她說「這一幕有點嚇到，我其實沒有意識到我罵人（小孩）那麼難看。」
張萍說原本自己就是個完美主義者，但她從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不理想的樣子，也開始有了反省與轉變。課堂上她寫下覺得有提醒到自己的話，貼在家裡大大小小的角落，也因為父母成長班讓她有機會認識俐雅，開啟了在人本的工作重點——處理申訴案。
勝利國小體罰案是張萍第一次處理的申訴案，他們在報上看到新聞，雖然還沒有人來申訴，他們靠著「不可以打小孩，老師更沒有權力體罰學生」的信念加上一股雞婆的力量，找上這所學校，挖出更多內幕，調查出原來孩子們除了被打、還被羞辱、甚至是被洗腦。除了處理申訴案，大家也陪伴孩子一整個學期療傷。
第一次處理申訴案就遇到連校長也弄不走的老師，張萍說很離譜也很震撼。我好奇地問「處理申訴案那麼挫折，為什麼還能持續做這麼久？」她說：「還是得讓自己看到這個事件的意義，即便我們都打輸，但兩三年陪伴這些孩子的過程中，我們讓孩子知道他們並不孤單，這個社會是有人在乎他的，這個事情的意義不只是打贏官司而已，打贏官司很重要沒錯，可是讓這些苦難的生命不孤單我覺得也很重要。」
張萍說印象最深刻的孩子，就是《不適任》一書的第一個案例——中城案，那個屁股被老師打到變紫色的孩子。這孩子在事發十年後跟張萍說，有次在中城國小門口等朋友，他遇到林玟妝（打他的老師），當年身形比他大的林玟妝已經比他還矮小許多，他的朋友知道那個人就是把他打得很慘，又害他被人誤會屁股是塗紫藥水的老師，都鼓吹他報仇，但他對朋友搖頭，他選擇超越仇恨的道路。張萍說：「這很難喔！他決定不要成為跟林玟妝一樣的人，我覺得他很了不起。」
看似強硬的作風，其實來自一顆最柔軟的心。這就是張萍，一個不在乎被威脅，更在乎孩子的人本人。抱著「不希望任何一個生命、任何一個代價被白白犧牲」的信念，持續走人本路。
有做，就是比沒有好——
訪 新竹辦公室主任李慧貞
◎採訪／陳稚宜
只要談起那件特教班的案子，新竹辦公室主任慧貞就忍不住搖頭感嘆：「我知道老師不會輕易認錯，學校不一定會真心調查，但是怎麼那個班級裡還是有那麼多家長支持老師打小孩罵小孩？連來申訴的家長都問我，為什麼他們聽到錄音檔裡自己的小孩被這樣罵，都不會生氣？」講起來，慧貞就紅眼眶「唉，這真的得很讓人心疼，很多特教班的家長，老是擔心自己的小孩會帶給人家麻煩，所以都不敢跟老師唱反調，就算小孩哭，小孩受傷害怕，都當成是他們要承受的業。齁，實在…」（詳情請見建功國小特教班體罰事件，QR code如下）
在人本工作22年了，對慧貞來說處理申訴案，早是工作日常，睜開眼就開始盤算如何迎接當天的挑戰。但這種日常，怎樣都不算正常。明明台灣解嚴都這麼多年了，教育現場卻還常上演這麼多恐怖戲碼。處理申訴、淘汰不適任的老師，要花上數年的時間，更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有些申訴案家長處理了半年就疲憊了，但慧貞說人本什麼都沒有，有的就是時間與耐力，陪對方慢慢耗，至少要讓對方感受到壓力。
慧貞分享2021年年初處理的申訴案件：電腦老師因學童點名時說話太小聲，將學童重摔在地，接著又把孩子從一樓拖行到三樓，讓孩子身體淤挫傷且心生畏懼不敢上學。校事會議調查當天慧貞陪同家長與孩子前往，得知調查地點竟選在事發的電腦教室旁，孩子害怕地緊抓著媽媽的手發抖，慧貞緩緩的跟孩子說「如果你不願意說、說不出口沒有關係，我相信你！你今天願意來，就已經非常勇敢了，我跟媽媽都會陪著你的。」過了好一陣子，孩子終於鼓起勇氣進入會議室，哽咽但堅定的回答調查委員的所有詢問。調查會後一個月，得知學校認定老師沒有體罰，孩子表示他想要召開記者會為自己發聲，為自己爭取應得的權利。看到孩子在媽媽和我們的支持下，沒有因為遭遇不公義就完全失去對大人與世界的信任，而是慢慢長出自己的能力與力量，她就更堅定的想要為孩子繼續努力。
新竹辦公室是這幾年430不打小孩全國串連的主要發動者，慧貞說因為同仁都是媽媽，非常心疼被體罰的孩子，所以逢人就推「與孩子立約 我不打小孩」，今年還與李妍慧議員共同合作成立了「430新竹不打小孩聯盟」。有趣的是，初次結識李議員是多年前處理某幼稚園體罰案記者會，李議員是校方找來與人本協調的幫手，經過長期與人本互動接觸，加上有了教養孩子的實戰經驗，李議員深切瞭解體罰對於兒童身心與親子關係的侵害，積極邀請新竹地區團體一起推動不打小孩的理念。
訪談到最後，深深感受到慧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本人，她說：「我知道拼了大半輩子可能都很難看到非常具體的成效，但只要有一個人被我影響而改變了他對於教育的看法就值得。有做，就是比沒有好！」
俯首甘為孺子牛——
訪 中部聯合辦公室主任曾芳苑
◎採訪／陳稚宜
聽到我轉述執行長喬蘭描述她是「不世出的大姐頭」，中部聯合辦公室主任芳苑忍不住哈哈大笑：「在說什麼啦！是以為我是哪一道啦。」但確實，不管是到高雄聚賢會幫忙，或是要辦理各項活動，芳苑總可以呼喚到人手挺力相助。「不是我大姐頭啦，這叫人本光環吧！我就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很重要，而且也沒有別人做，我就會跟義工活動員說。他們都很好，有些人是以前參加森林育或青少年劇團的孩子，只要我說人本需要，他們都非常樂意。其實，是很謝謝這些義工。」
在台中辦公室已有十八年，芳苑深切瞭解，在中部推動人權以及教育改革，有多艱困。普遍而言，傳統教育觀在中部根深蒂固，而政治對教育體制的影響也更明顯，當年中部辦公室為了處理能力分班問題，就直接跟議長槓上。「很多人不了解，像能力分班這種議題不只是升學主義的問題，每個好班名額，都是議員的扣達，要服務民眾的」芳苑補充說明。在重重壓力下，如果沒有相當的熱忱是難以持續推動教育改革、反體罰、持續倡議的。難怪隔空訪談，我還是能感受到芳苑的正直與無懼。
十八年來，芳苑經歷了立法禁止體罰（2008年）的前期與後期，立法前，學校明目張膽；立法後，學校包庇教師體罰方式變得更為細緻，但中部地區整體上最大的進步就是老師們開始「意識」到不能動手打小孩，這個意識就是改變的開始，縱然是小小一步，而，這是芳苑最欣慰的事。
芳苑很喜歡跟孩子互動，這種『工作』對她而言，就像玩樂一樣放鬆愉快。在企劃青少年鐵馬梯、CRC兒少培力營、學生自治會演講時都相當得心應手。她分享第一次參加日月潭鐵馬梯時，覺得自己好了不起，彷彿已經環島了一圈，結果只是環日月潭一圈，不過，在之後就開啟了芳苑持續十多年的鐵馬梯隊環島行。
去年開始，辦公室跟台中市社會局合作，舉辦兒少培力營。很有機會接觸到「非同溫層」，也因為此專案，芳苑有機會到各個學校直接面對青少年與他們宣講。在兒少培力營裡陪孩子發展表達內容與能力，而這些兒少代表會在市政府的兒少委員會裡提案。有個提案芳苑印象很深刻，一位兒少代表注意到了校園輔導系統的問題。每當學生有輔導需求時，必須向班導師請公假後才能進行輔導，雖然校方認為導師負責學生的一級輔導，但對學生來說，他其實需要更完整的隱私權，並不想讓輔導老師以外的人知道，於是兒少代表提出希望能不要透過導師的核准，而是以線上申請諮商輔導。芳苑說：「很多人不相信小孩的意見與感受，但事實上跟孩子討論的過程，他們常常有很具建設性的方案出現，因為他們內在有股創造力，在好的環境與對話中，會充分展現，甚至，會讓我們有很多啟發與學習。」
原來，這就是大姐頭力道的來源，能夠聽懂孩子內在，能夠看到孩子的動能，能夠欣賞孩子的表現，能夠激發孩子的潛能，我終於瞭解，是怎樣的「不世出」了。
有人此有財——
人本財務部主任陳敏珍
◎ 陳敏珍（人本財務部主任）
我是敏珍，目前擔任財務部主任。從手寫帳本的年代，到現在不只導入ERP管理系統還要發展線上交易平台，都在同一部門。今年底就要滿27年了。
帳務處理不複雜，但人本會務很多元。教改專案工作外，還要處理活動課程、出版品銷售以及捐款等帳務（每年都有合計超過一萬人次參與課程活動、購買出版品及捐款支持）。比起在其他公司，要照顧的項目就多了。但比起在其他公司，人本財務部門需要依循的很簡單，就是，誠實合法，沒有內外帳。也許因為是教育改革團體，在誠實的要求上，更嚴格。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921地震時收到有史以來的巨額重建經費專案捐款，我們就做到嚴謹的專戶帳務控管，完全獨立帳戶，不只帳分開，金流也完全獨立，即使基金會發不出薪水，也未借用。
我們一直努力想讓財務穩健，但不時會出現計劃外的工作。聲援蘇建和案、一個月主辦二場超過十萬人的大型遊行、921地震後的教育重建工作、成立三重青少年基地、公平課稅公投連署…等等。我常覺得我們比巧婦厲害，常在「無米之炊」。這兩年因為新冠疫情，愛智及暑假森林育停開，財務狀況更是緊張。
那怎麼辦呢？就是大家一起承擔。
在我擔任財務主任期間，不知有多少次請同仁晚領薪水。還有同事笑說我們是月領雙薪，因為前一個月的要到這個月才能發。早期因為太常發生，對同仁很不好意思，才把發薪日設為每月28日前（延發沒計利息，就當平常提早發先存利息），一直持續到現在。
當然，還要努力募款。當財務不能只等著算帳，也要一起打電話，參與聚賢會。基金會還有個「習慣」——沒錢就拼命做事。開辦森林育、出版有聲書、舉辦森小校長巡迴演講、國外愛智之旅、成立數學想想國、研發線上課程等等，都是在壓力下的創造。我這個財務，也不會置身事外。還跟著去當了愛智的帶隊老師。果然是個令人不設限的工作環境。
曾經有人問，為什麼不多申請政府委託補助款，或是讓企業認養。我從財務上的經驗告訴我，以基金會做事文化，政府委託款我們穩賠不賺。政府經費補助，規定死死項目，明明就是人事費會花比較多，卻要我們核銷便當費跟器材費，在我們不虛報不挪移的文化下，當然要賠。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屏東分會承辦的社區保母支持系統案，高雄分會承辦的五甲青少年中心案，在承辦幾年建立了有效的運作模式後，就決策不再續接，讓別的團隊來承辦，也讓我們止賠。也就是，這些承接案，為的都不是財務周轉，是因為想要建立該專案的專業模式，以及服務台灣社會。身為財務，我確實在文化上很受衝擊。但是，也因為人本有這樣的文化，我才會一待27年。
我看起來像是27年待在同一部門，但其實，我遊行也籌備了，震災工作也做了，還帶讀書會討論，帶親子營，弄跳蚤市場募款…還有讓我收穫最多的——成為愛智之旅的帶隊老師。說起來，我彷彿每個部門都玩到了。實在蠻有意思，也蠻期待，接著的變化。喔，最期待的還是，基金會財務可以穩健！能有更多人捐款支持教育改革。讓我也能體會一下，「有米之炊」。
來了，就迎上去——
人本札記主編江思妤
擔任三重基地館長十八年，今年初接任編輯部主編，從面對小孩轉到面對讀者。小孩的回應，直接在眼前，現在是要對著文字，看著電腦，揣想讀者的需要。恩，很有趣。中文系畢業卻加入編輯數學課本，而且還遇到要教『左右』。人本生涯的開啟，很刺激。從小立志不當老師，因為…為了孝順父母去私校，卻因為『竹田少年事件』離開？最著迷的是，人的認知途逕竟那麼不同，當中便蘊藏了教學的挑戰與樂趣。
陪青少年迎戰『習得無助』——
三重青少年基地館長蕭伊真
好不容易離開了（誤），為何又回到人本呢？就是感受到社會強烈的習得無助反應，加上喬蘭一句『要不要一起做點什麼』，就，來做了。當時『太陽花講習會』直接跟群眾對話，印象很強烈在跟『非行少年』的互動裡，學會了，真正貼近人的需要。而面對他人生命的坎坷，我們需要更謙卑。帶青少年，真的會療癒自己的青春期耶。也難免想起自己那時的….身為三重青少年基地館長，最希望，全社會人，都能好好認識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