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5人本教育基金會會後新聞稿

人本教育基金會於25日舉辦「拒絕校園言語暴力！國家要扛責」記者會，記者會現場更播放多則教育現場老師羞辱學生之真實情況。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更表示，去年問卷調查發現，言語暴力氾濫於校園，必須關注，有23.4％國中小學生聽到辱罵。今年再調查一次，發現國中、高中職學生，高達45.3％經歷過言語暴力，也就是每兩個就有一個聽過這些語言。喬蘭更提到人本提出這個「我，拒絕言語暴力」的連署邀請，並設計「上學看運氣」網頁，因為不能讓孩子一個人聽到，社會、相關該負責的單位，應該要理解學生整天是在哪個環境。邀請大眾一起參與連署，要求政府單位立即改善。

記者會更邀請到十位各界人士參與，包括個案家長、丁寧(金馬最佳女配長、「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作者)、賴芳玉(律師)、黃嵩立(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張育憬(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許佳弘(臺中市家長維護學生權益促進會籌備主任委員)、吳尚芳(多元教育家長協會會員)、林彥廷(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凃峻清(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會長)、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針對不同面向對校園言語暴力之種性提供許多呼籲：

受害家長：

教育部上個月推出反霸凌影片，獲得極大迴響。可是我想告訴大家，教育部應該要能了解，霸凌不只存在於學生之間，老師對學生的霸凌更是可怕。我的孩子就遇到。老師不只在臉書貼文，罵不服管教的人是屁孩、傲嬌的巨嬰。還安排幾個孩子為「天眼」，秘密協助老師監督其他孩子，一旦被天眼記上一筆，就會被罵、受罰，被威脅送到學術處或請家長到校處理。孩子連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都沒有。有時候，只是學生間彼此打打鬧鬧，弄得不開心，就被威脅送性平會。被密告說班上沒有秩序，老師會摔課本，甚至說：「老天爺是站在我這邊，你們會遭天譴。」天眼沒交作業，部會倍懲罰，但當有些學生表示不公平，老師竟然說：「我要記誰警告是我的自由。」我們有向學校反應，學校卻說：「老師很用心管理班級，而那些天眼，是老師的小幫手。」學校接到家長投訴，不是選擇處理，而是告訴家長老師一點問題也沒有，是老師太用心。教育部既然要處理反霸凌，老師對學生的霸凌也應該受到處理，尤其在這其中，學生與老師站在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有何求助途徑？(全文詳受害家長發言稿)

許佳宏（臺中市家長維護學生權益促進會籌備主任委員）：

為什麼老師的言語霸凌難以杜絕？現行法規對霸凌的定義，指的是學生跟學生間的霸凌，當老師霸凌學生，卻沒有任何救濟制度。現行制度難道是變相鼓勵老師霸凌學生？一定要將教師霸凌那處理，這也是教育基本法所要求，要提供學生救濟制度。

丁寧(演員、作家）：

我想大力呼籲家長們，去網站上參加連署。每個人都非常努力保護自己的孩子，甚至會在請保母時，安裝監視器，確保孩子安全，但我們卻天真認為，把孩子送到學校時就會完全沒事。老師只是人，家長如果會忍不住情緒失控，老師也會，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群孩子，不是一兩個。當老師壓力很大時，可能會轉移到孩子身上，最後成為一個習慣，小孩最終會滿身創傷；我們很需要成立老師的心理諮商中心。
我不懂這麼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沒有在教師法規定。明明小孩是國家的未來，卻任由人們隨便處置。當情緒沒有問題時，才能以正確的態度，來教育我們孩子。孩子才能獲得知識，而不會滿身創傷。

賴芳玉（律師）：

學校體制是不是也在複製父權結構，產生剝削？第二個要標示的，教育談的是學生間的霸凌，為何老師對學生的霸凌，難以標誌？因為它被隱身在懲戒的標誌之下，使老師的言語霸凌被忽略，而非認為不能被允許。「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提到違法處分包括體罰、毀謗等等，這如果能訂到母法，當然能標誌得更清楚。

為何做不到，其實是觀念問題。因為在父權結構下，學生被教的是恐懼、自卑，教出一堆創傷孩子。我們習於以恐懼教育小孩，老師握有打分數、表現、榮譽的權力，進入職場時，你會自責，不然別人會說我不夠好。我們要教的不是恐懼，而是學習的渴望。

黃嵩立教授（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

我也曾經在校園受到言語、肢體暴力，心理的創傷都還在。雖然自己被打得較少，卻無法忘記同學如何被羞辱、如何受到懲罰。在當下，不只被懲罰的學生受到創傷，所有看見、耳聞、浸泡在如此情緒中的人，都成了創傷的世代。我希望政府能下定決心改善，透過法律、制度來修復制度。
兒童權利公約講得很清楚，教育應該培養尊嚴、人格，尊重學生的權利，並禁止任何形式暴力。其中，第13號一般性意見所提到的「精神暴力」的定義，政府修法時應該參考。政府對此的責任，則包括以下這十一點（詳發言稿之內容）

張育憬（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

教育改革是一場全民要一起參與的社會運動。如果台灣要從代工轉型到創新社會，必須在校園中鼓勵孩子不怕犯錯。小學生踴躍發言，到了中學卻沒有聲音，大學時還要鼓勵才願意發言，為什麼？舉例而言，我曾在一間學校看到下課時，有孩子發生衝突，接下來用肢體動作要打其他孩子，一群孩子立刻圍著他說：「某某某不要這麼激動，我們這邊用愛和道理解決，我知道你以前很辛苦，但現在可以一起解決問題。」孩子給我很好的教育。教育不光只有知識，還有人格養成。我們要什麼社會、什麼公民，就看我們要教育怎樣的學生。老師事實上具備社會影響力，比在政治人物更有影響力，教師法裡應該鼓勵正向管教的老師，能夠被保護。那種言語霸凌的老師，也可能霸凌其他老師。或許他們不適合教職，需要幫忙，教育部不能再漠視。108課綱改的應該是人心，此刻開始我們應該尊重每一個人。

林彥廷（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

上週三我到屏東一所公立高中演講，很突兀的是，在線上提問表單中，同學最想提問的竟然是：「請問今天我們用成績高低，來判斷學生做人好壞，你同意嗎？」後來同學補充，因為有老師上課時會說：「你這個同學成績爛，以後沒救了」。會有這提問，代表老師的評價，已經在學生心中產生自我懷疑。國高中時，老師站在講台上是具有權威的角色，所講的事情，學生都只能接受。老師告訴我們知識，因為老師說得對，同樣，若班級發生糾紛，老師會跟我們說怎麼做比較好。若老師說我們都接受，學生很容易會認為老師說得對，而產生自我懷疑。

同學又問「如果老師辱罵、誹謗我，該怎麼辦？」但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透過法律上的救濟，告訴他們怎麼救濟。因此，這次人本有三項訴求，都非常重要。

吳尚芳（多元教育家長協會會員）：

孩子在學校裡被罵「笨」、「白癡」、「爛」…，這些不是突發狀況，而是滿多孩子每天都會經歷的。老師跟學校說，學校會回說：是老師愛之深責之切、是說著無意聽者有心，刀子嘴豆腐心，所以不要太責備老師，老師很辛苦。但是，老師身為教育工作者，不就是把道理說清楚嗎？尤其，面對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這樣的開脫，是不夠有自覺自己的工作份際。如果真的有愛學生的心，應該要講道理道聽懂。你不會隨便批評路人，怎麼會這樣說小孩呢？羞辱性語言只會傷害到孩子自尊，讓孩子離你越來越遠。

再用家庭與學校對比，如果家庭裡的大人，長時間對孩子不當的對待，會有人撥打113通報，聯繫社會局、讓社工介入，情節嚴重時，小孩可能會被帶離原生家庭另尋安置，且施暴的人會要面臨相應的刑罰……但是如果場景換到學校裡呢？一旦學生長期被老師語言暴力對待，其結果就好像被吸入黑洞裡一樣？不知能找誰幫忙？也不清楚該往哪裡尋找救濟的管道？仔細想想，明明學校有那麼多大人在，同事之間一定略有耳聞甚至親眼目睹過羞辱的場景，但這些卻都沒有讓校園語言暴力的發生率降低。難道校園內是默許這樣的情況一再發生嗎？還是有心想幫忙的人使不上力？又或者大家對於「暴力」的認知不夠警醒？這將會傳遞給學生怎麼樣的教育呢？

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理事長）：

校園中的言語暴力，本質上沒有教育意義，只是言語暴力者情緒勒所學生，帶給學生錯誤的價值。尤其，暴力往往只被認為是「物理性的攻擊」，而讓大家忽視言語暴力，但它卻很容易造成傷害。我要呼應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兒童免遭暴力的權利，以及第13號一般性意見書。我們應該更注意的是政府應該作為的積極性措施，相關教育措施應該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的四大原則，教育措施應該消除所有放任對兒童暴力的習慣與文化。也應該鼓勵大眾就暴力問題展開討論。預防方面，應該去了解並找到結構性原因，並建立報告制度。

凃峻清（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會長）：

言語暴力的問題每天都在上演，到今天依然在發生。以我經驗，不論是校園裡的語言暴力還是肢體，小孩都沒有還手空間。當你被老師羞辱，只能在那邊繼續被羞辱。當有一天你有了反應，向老師反抗，只會換來更嚴重侮辱。如果對老師的霸凌不表認同，你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

老師言語霸凌的情況，反應的是超出能力範圍的情況。老師以暴力來包抓對管教學生的無能，卻埋下更多的隱憂。當師培機制未改善，一切都沒辦法解決，透過法律工具，有一些警示，卻沒辦法跟本地改變教育思維與方式。這些老師過去也是這樣被對待的，那我們如何去期待他們用民主平等方式互動？那也就造就未來老師、家長，如何怎樣對待比他弱勢的人。需要從權力關係來解套，包括師培制度、教育現場，也要告訴學生什麼是他們的權利，要讓他們有能力知道、為自己發聲，而非言語暴力壓制他人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