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中的生之勇氣—和弱勢小孩一起看見陽光

文︱江思妤
三重青少年基地

2016年三重基地工作報告

  三重青少年基地自2001年12月開館至今,轉眼間已走過十二年。最近這二、三年,隨著媒體的報導,越來越多人知道三重有一個青少年基地,提供免費的晚餐與課程給弱勢的青少年。於是我們也接了不少詢問的電話,家長問:你們會打小孩嗎?我的小孩很需要管教;你們讀書會讓學生講話嗎?我的小孩要在安靜的地方讀書;你們的老師從那裡來的?有高學歷嗎?你們會給考卷嗎?

  來電詢問的家長們以為打罵、管教才是教育,有高學歷的老師才是教學的保證。殊不知基地唯一不做的就是打與罵,當助教跟孩子說:「我也不會,我們一起來研究看看」時,孩子學習的成果更好。

  我們在基地陪孩子讀書,每天有機會看許多連絡簿,有的老師什麼都不寫,有的老師很認真回應孩子,也有老師在聯絡簿上嫌棄孩子「你不可能有機會的」「說一套做一套,有什麼用?」「說真話!!!」遇到老師在聯絡簿上肆無忌憚的罵人時,我們總忍不住懷疑,是因為孩子弱勢嗎?老師知道自己這些語言的傷殺力嗎?

  2001年開館時,我們說這裡是「一個行走串門的空間,一個希望的所在。」讓基地成為孩子們行走串門的空間,不難。難的是如何協助孩子,讓基地成為希望的所在,這幾年來,除了同理孩子的困難,陪伴孩子學習成長,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孩子一起,排除阻礙。

  基地的孩子多來自中低收入戶或收入不穩定的家庭,大部份孩子單親或隔代教養,也有父母是新住民的孩子。大家背景不盡相同,共同的地方之一就是學業成績不好、沒有自信。孩子們在學習的道路上有許多挫折:國小就被老師放棄、上課都聽不懂、認為自己本來就笨、不喜歡學習……。生活上也有許多挫敗:坐不住、被同學排擠、欺負,被老師孤立,被父母嫌棄…..這些挫折,有的來自家庭,有的來自學校,經年累月的累積,都成了孩子發展、成長的阻礙。

 

傷人的家庭

  孩子們之所以弱勢,家庭當然是主因,我們每學期都會和家長通電話或進行家庭訪問,協助經濟困窘的家庭找資源,勸打小孩的家長不要再打,並且主動具體描述孩子在基地的進步與美好,嚐試為家長開一扇欣賞孩子的窗。有時也會幫孩子跟爸媽溝通,或幫爸媽和孩子溝通。我們並不冀望家長可以為孩子做更多的改變與調整,畢竟爸媽身上的挫折更多,傷得也更深。而且我們知道,只要我們好好顧著孩子,協助孩子長出力量,青少年有機會掙脫家庭包袱,甚至成為促成家庭改變的人。

  雖然不冀望爸媽的改變,但遇到希望我們協助、願意與我們一起調整的父母,我們也不放棄任何可以去除父母加諸孩子身上緊箍咒的機會。

  第一次和小寶媽媽通電話,就講了一個半小時,我們本來以為這不會是常態,但後來發現,一個半小時其實並不長。

  小寶是輔導室的實習老師帶來基地的,實習老師說小寶在學校被排斥,放學回家沒人在家,成績也不好。學期快結束時,老師看到基地有供應晚餐以及免費課輔,就想帶小寶來試試。小寶剛來時常常一個人在角落乖乖的坐著,跟他聊天時,只能一問一答,但小寶常常只回答:嗯、沒有、我不知道。吃晚餐時孩子們紛紛起身幫忙拿碗筷、搬餐具、自己打菜,小寶仍然一動也不動,一直到我們請他上桌吃飯小寶才起身,端著飯碗挑幾樣菜後,又回到他的角落一個人安安靜靜的吃飯。

  不同於小寶的安靜,小寶媽媽知道小寶放學後可以來基地吃飯以及寫功課,就常常打電話來。媽媽第一通電話本來只是要問小寶放學後順利到達基地了嗎?我們回答小寶已經到了,媽媽馬上談起小寶很賴惰、不聽話、在學校被同學欺負、老師都不公平、已經跟小寶講很多遍了,小寶就是不願改……我們認真的聽,也試著想回應媽媽的問題,或者提供媽媽一些看法,但這些回應都無法讓媽媽停止數落,於是我們知道只能聽,一直到媽媽同一個話題講到第三遍,基地晚上的課程也要開始了,我們才掛上電話。

  隔沒幾天,媽媽又打電話來,一樣講小寶的事,學校的事。偶爾媽媽會問我們可以怎麼辦?但不論我們回應什麼,媽媽都說沒有用的,小寶就是這樣,打也沒有用、罵也沒有用、給他機會也沒有用;學校就是偏袒那個壞學生,欺負我們小寶不會爭取,我為什麼不能打反霸凌專線,…。雖然媽媽總是說我們的建議沒有用,但媽媽還是時不時就會打電話來基地,講到不能再講時才掛斷電話。

  然後媽媽打電話來的內容開始不一樣,家門口放「請勿停車」的立牌被鄰居檢舉路霸怎麼辦;有人來推銷獨立的瓦斯開關,要不要裝;電腦壞了,要怎麼跟維修人員通話……生活上的、家庭裡的大大小小的事,媽媽都打電話來基地問。我們發現媽媽很需要有一個信得過,可以商量,可以幫忙的人,於是立即安排家訪,一方面很多事需要面對面談,另外,我們也想要知道媽媽為何只能找我們幫忙。

  媽媽看到我們很高興,介紹自己是越南華僑(並不是國慶日會被邀請參加晚會那種華僑),但沒有多談怎麼會從越南來到台灣的事。家裡小孩除了小寶還有一個妹妹,媽媽講到小寶的妹妹都是稱讚:乖巧、聰明、貼心、會幫忙做家事,但談到小寶就都是數落:東西亂丟、字寫不端正、忘東忘西、考試沒有及格、懶惰…;媽媽很介意小寶在學校被欺負的事,小寶在學校被同學勒脖子,學校沒有處理,媽媽打電話去教育局通報霸凌,學校反而怪媽媽多事……那個下午除了聽媽媽數落小寶以及學校的不公外,我們也同時協助媽媽處理電話上提到的生活上的事,並且跟媽媽說,歡迎他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離開小寶媽媽家,我們知道,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雖然媽媽什麼小事都要打電話來基地問我們,但媽媽並不是個擺爛、凡事要別人幫忙的人,相反的,媽媽一直很努力地不要讓自己被欺負:家門口被鄰居停車,影響出入,媽媽和鄰居說不通,找里長,和里長說不通,就學別人放「請勿停車」,警察說不可以佔用道路。媽媽堅持,明明是我家門口,為什麼別人可停車?大家都放「請勿停車」,為什麼我不能放?同樣的,修電腦時擔心對方騙人;和學校溝通擔心學校袒護打人的學生,打電話給反霸凌專線,因為看不到學校有積極的作為。

  聽媽媽一通通電話,說這個那個事情,我們才明白新住民的辛苦──除了人生地不熟、沒有娘家的支持與協助外,最大的辛苦就是,隨時要把自己武裝起來、準備戰鬥,因為只有自己可以保護自己,沒有人是可以信任的。然後我們也再次明白許多基地家長的辛苦。

  小寶被媽媽說的一無是處,結果他也就真的一無是處。小寶真的忘東忘西,我們在基地撿過小寶的連絡簿、課本、習作、講義,還有寫給小學同學的情書;好幾次基地要關門了,小寶氣喘噓噓的出現說要找家裡的鑰匙;小寶無法敘述被同學欺負的事情的經過,只能一再的說「我忘記了」「我不知道」或者重複媽媽說過的話:「掐脖子很危險」;來基地一段時間後,小寶變得比較主動,話也變多了,但總是文不對題、胡講一通,我們請大家舉例說明整數,小寶說:「3.2」;我們說清明節和冬至有關,小寶說:「枯葉很多」…

  慢慢的我們知道,小寶很多事都說「忘記了」「老師沒有說」「我沒有聽到」…是因為怕被罵,他的那些不知道、也真的都是推拖之詞。雖然我們在基地不曾罵過他,雖然我們一再跟他保證我們不會罵他,但有事情時,小寶仍然習慣先沈默、或者先說「我不知道」。

  小寶不知道,但我們知道,要先穩住媽媽,小寶才有機會改變。

  那一陣子小寶媽媽持續的打電話給我們,平均一週一通電話。大部份是為了小寶被同學欺負的事:班上有同學常常欺負小寶,媽媽為了這個事,常打電話給導師,導師跟媽媽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小寶自己也有責任,媽媽就每天對小寶耳提面命:不要跟那個人玩、不要理那個人、不要……有一天二人又起了爭執,對方掐了小寶的脖子,媽媽很介意掐脖子的事,就跟老師反應,老師承諾說要處理,媽等不到處理的結果,就打電話去反霸凌專線,新北市教育局發公文要求學校處理並回報,老師怪媽媽不給學校處理的時間。媽媽不明白,明明是小寶受害,為什麼反而是他們家被責怪。

  我們從旁了解事情原委,總覺得是溝通出了問題,鼓勵媽媽再和學校連絡,媽媽很擔心自己學識不豐,講不清楚,請我們陪她去學校溝通。在學校的辦公室裡,媽媽一開口,就提之前老師的種種不是,主任立即急著要幫老師說項,媽媽就更急著要舉例。我們看著談話失焦,就出聲請主任讓媽媽說完話,再請主任回應。那次談話結束,媽媽說這是第一次主任有聽他講完話。或許因為這一路的接聽媽媽的電話以及陪媽媽到學校,媽媽需要幫忙我們都使命必達,除了在電話上一直講,媽媽也越來越能聽我們說一點什麼。

  我們試著在媽媽數落小寶時,講一點小寶的好,希望媽媽看到不同的面像。沒想到我們一講小寶的好,媽媽反而一定要舉出他的三個不好,我們知道媽媽不是要否定我們,可能是不習慣,不好意思或者怕小寶被我們寵上天。但媽媽這個一定要舉反例的反應,讓我們更知道,媽媽太焦慮小寶的行為,看不到小寶的需要,於是我們換個方式,在媽媽數落小寶時,問媽媽,小寶為什麼會這樣?以前有這樣嗎?每次都這樣嗎?媽媽順著我們的提問開始回想,雖然想了之後媽媽還是認為小寶就是懶惰、故意、講不聽,但重覆數落的情形變少,有時媽媽還會說,她要再想想,想到再我們說,然後掛上電話。

  小寶在基地一年後,有了明顯的進步,不但交到朋友、話變多了。有事情需要談時,小寶不再低頭不語,可以完整的敘述一件事,還可以說一點自己的感受,很喜歡主動幫忙,也不再常常掉東西,偶爾才會需要回基地找家裡鑰匙。因為看到小寶的進步,一次媽媽來電時,我們認真的問媽媽有沒有感覺到小寶的進步?媽媽說有,正要再舉小寶不夠好的例子時,我們第一次阻止媽媽,我們說小寶不夠好的事並沒有變多,也就是他並沒有退步,他只是進步的比較慢,媽媽要具體的講小寶的好給小寶聽,鼓勵小寶繼續進步。讓人意外的,媽媽這次沒有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反而是說,這樣很不好意思,我不習慣稱讚小孩。這也是第一次,我們的話題不是繞著小寶打轉,而是談論媽媽可以怎麼開始稱讚小孩

  這半年來,小寶媽媽的電話變少了,偶爾打來,也都是簡單問一下事情,或者有個事要請我們幫忙和小寶談,或著要我們幫忙處理爸爸和小寶之間的衝突。事情講完媽媽就會掛上電話,我們打電話過去,媽媽也不會緊張的一直問是不是小寶發生什麼事,或先數落小寶的不是。也因為媽媽這頭的碎念與數落變少了,雖然同學的欺負、排擠還是存在,在學校還是被孤立,但小寶在家裡得到喘息的空間,我們才逐漸看到小寶真實的樣子,找到協助他的方法。

  和媽媽互動的這二年,我們知道媽媽一直在各個地方找人幫忙,也會從報章電視上學習各式各樣的方法,但因為媽媽的表達方式,讓想要幫忙的人很快就會退避三舍,或者反過來指責媽媽不講理、無法溝通。學校老師就曾跟媽媽說,她沒有空三天二頭接媽媽的電話、媽媽太寵小寶。老實說,我們也會覺得媽媽很煩,但只要想到:我們或許是媽媽僅有的浮木,我們總能再生出力氣,繼續接媽媽的電話。我們知道媽媽並不缺怪罪和指責,缺的是完整的接納,最重要的是,媽媽對小寶的管教與數落是出自關心與在乎,這份關心一定可以成為媽媽改變的動力。

  基地開館這十多年來,我們遇過各式各樣的家長,知道許多家庭的苦、人生的無奈,像小寶媽媽這樣的家長,不多但也不算少,基地比別人幸運的是,有許多可以一起協助父母的義工,遇到學校不合理的對待,還有人本基金會可以陪同處理。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就算父母已經傷了孩子,只要父母可以改變,只要協助父母改變,孩子的傷都可以修復,因為愛是可以喚起愛的能力。

 

不合理的學校

  除了來自原生家庭的挫折,另一個重要的阻礙就是學校不合理的對待、老師的孤立、疏離、不合理的要求。這樣的事,更容易發生在弱勢孩子身上,我們一但知道,總會努力為孩子爭取一個合理的學習環境

  文文領有身障手冊從小就唸資源班,升上國中後,媽媽帶她來基地,我們跟媽媽說,基地沒有專業的特教工作人員,只能給文文一般的照顧,媽媽說沒關係,文文就開始每天放學後來基地吃飯、寫功課。文文和我們混熟後每天一進來基地就找大人說話,說學校的事、路上發生的事、同學的事…。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愉快,文文就會開心很久,講到被班上同學欺負時,也認真的哭很久。在青少年基地遇到這樣單純的孩子,我們都很珍惜,文文的作業也很可愛,就是寫國字以及算一位數的加減法等等。

  開學沒多久,文文拿著國文講義問我們這個怎麼寫?我們疑惑的問她,這是資源班的作業嗎?文文說不是,是原班的作業。文文在國中有二個班級,一個是資源班,一個是國中報到分發的班,文文都說後者是原班。

  文文原班的導師覺得,只有文文不用寫作業,會讓文文在班上顯得特殊、被貼標籤,同學會覺得不公平,所以要求文文要和大家寫一樣的功課,但文文根本不會寫怎麼辦?老師說,他會給文文解答,讓她抄。奇怪的是,文文開始寫原班作業的這一天,導師並沒有把解答給文文。

  我們跟文文提議不要寫沒關係,但文文一向乖巧聽話,覺得老師的要求一定做到,我們只好吞下怒氣,想:不然陪文文看題目猜答案好了,研究一下題目都比直接抄答案好,文文同意。我們一起研究: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句話是強調我們做事應該如何?
(A)要有開闊的胸襟
(B)要有遠大的抱負
(C)要能腳踏實地
(D)要多增廣見聞。

  文文勉強認得全部的字,但不了解文意,抽象名詞在他腦海裡沒有辦法形成概念,她努力想要明白題目的意思,我們試著具體形容情境給她,但終究徒勞無功。文文沮喪的趴在桌上,我們看著那二面滿滿的講義題目,無法明白老師為何以為只要文文有寫功課,就不會顯得特殊。

  那一天,文文累到資源班的作業都無法好好寫完,原本可以寫在框框裡的字,都寫到框框外,我們把答案講給文文聽,讓她順利寫完全部原班的作業,跟文文說,要她寫原班作業這個事情真的不合理,她可以試著想一想。

  後來我們和媽媽連絡,請媽媽跟導師反應這件事,媽媽雖然覺得老師的要求不合理,但又覺得文文長大後也會遇到很多不合理的事,不能一點點挫折就要放棄,另外媽媽也提到,才剛開學不要給老師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們知道媽媽辛苦拉拔文文長大,文文又是弱勢中的弱勢,很多時候媽媽不得不妥協,也會習慣選擇妥協,媽媽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文文的確要學習面對挑戰以及做決定。於是我們將媽媽的想法以及我們的看法講給文文聽,並問她要不要跟老師反應,文文不是很明白整個事情裡合理與不合理之處,但她也知道不要跟老師說比較好,我們就尊重文文的決定,先不找學校。

  那一陣子,每天文文到基地時,我們都會問她今天功課有什麼?有需要幫忙的嗎?文文常常因為功課份量很多,陷在很煩很累的情緒裡,沒有辦法認真思考我們的問題,漸漸地文文會主動提出,這個功課我不想寫,可以幫我嗎?每一次我們都欣然同意,不跟他計較那個功課是資源班或原班的,拿答案給她抄時,就邊寫邊聊,疏解功課帶來的壓力。

  文文在我們的陪伴下,原班的功課都可以如期交出,老師不疑有它,過了一個學期,功課的份量越來越重,文文累得趴在桌上的天數越來越多,不想寫作業的情緒越來越大,文文問我們:「我真的不用寫原班作業嗎?」我們反問文文:「你有在原班上這個課嗎?」文文搖搖頭。有一天,文文說:「我真的不想寫原班的作業」。我們問她:「為什麼?」文文說:「我又沒有上那個課,為什麼要寫那個作業。」我們故意反問她:「但我們都把答案給你了」。文文說:「我寫得很累啊!我真的不想寫原班的作業了。」

  一般人很難理解文文的累,或許媽媽也不明白。但我們知道,文文寫字不論是中文或英文,只要是不熟悉的,文文是像畫圖一樣的模仿那個字的形體,一個簡單的A,文文要認很久、描很久。雖然經過一年的練習,文文對ABCD比較熟悉,但原班的作業常常是數面的講義,就算是抄寫我們給的答案,都非常耗費心力。

  文文提出要求,於是我們打電話給媽媽,再次提出寫原班作業的問題,文文在學校被欺負或被老師誤會,媽媽可以很快站出來和老師溝通,但媽媽覺得寫作業是學生的本份,有點磨練都是好的。我們和媽媽聊到文文最需要的能力,不是順從而是懂得保護自己、懂得拒絕。媽媽把文文教得很好,所以文文聽話、乖巧,但文文和外界接觸越多,越需要知道拒絕的重要性,容忍和順從只會讓文文更容易被欺負,文文一開始沒有拒絕寫原班作業,是經過一年的努力,忍耐了一年,才提出這個要求,協助她去除這個不合理的事情很重要,媽媽最後同意去跟老師溝通。結果就是,原班作業還是有,但文文有沒有交或寫多少都沒關係。

  這或許是老師能做的最大的讓步,媽媽也覺得這樣就很好了。但這樣模糊的安排,沒有解決文文寫作業的壓力,反而把寫作業的責任交給她。人們因而可以合理做這樣的推論──老師沒有要求文文寫作業喲,要不要寫作業文文可以自己決定,如果文文沒有寫,是文文自己不要寫,文文為什麼不寫作業?因為文文懶惰,因為文文不會寫,因為文文笨!──情何以堪!

  這麼複雜的人情世故,心理機轉,文文或許講不清楚,但從她一意堅持要寫完原班作業的堅持裡,我們想文文心裡多多少少是明白的。本來,我們還可以和文文一起邊玩、邊聊、邊抄的寫完原班作業,然後挑文文有興趣的故事書再一起閱讀;後來文文抄完所有的作業後,就只想要休息,什麼都不做,就是休息。

  孩子遇到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時,我們總想方設法為孩子發聲,協助孩子爭取合理的學習環境,這樣的心意,有時成功有時失敗。我們曾經為了一張十元的學習單,讓老師公開向全班說明,並且取消這個班規;阻止老師處罰女學生去親吻另一個老師的臉頰;罰寫十遍變成罰寫一遍或者不再罰寫;不再罰跑操場、起立蹲下、抄寫十課課文;讓學校不強迫孩子參加第八節課、第八節課或寒暑假輔導課不上新進度…但有時我們只能陪著遭遇不合理對待的孩子,為他營造一個喘氣休息的空間,讓他知道有人會陪著他,他不會孤軍奮戰,希望他不要喪失對人、對社會、對自己的信念。

  國三時,文文換了新導師,新導師親切的回應文文聯絡薄的內容,並且取消文文的原班作業,像魔法般,文文在一週內就重拾學習的樂趣,每天寫完資源班的功課就說要找一本故事書來看,我們為文文感到開心,同時也知道是這一年多的陪伴,讓文文沒有喪失為自己努力的心。

  或許有人會好奇,我們如何一方面請輔導室轉介學生來基地,另一方面又要求學校、老師改變。有一個人們常說的顧忌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軟。但我們不曾擔心過這樣的事,一方面我們沒有跟學校拿什麼,相反的,就某個層面而言,基地是在幫學校照顧孩子,而要求學校改正不合理、不合法的對待,更是在幫學校走回正軌,以教育的方式處理教育的問題。

  弱勢的孩子從小遭遇不公平的對待,早練就一身「無所謂」、「沒差啦」「反正他們就是這樣」「我就是比較爛」「不然可以怎麼辦」的本事,孩子們不懂得為自己發聲、為自己辯護、不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尊嚴,最後就是自我放棄。如果可以,我們當然希望去除所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但很多時候我們只能不當幫兇──在學校、老師有不合理的作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規範時,不和學校一鼻孔出氣。為了照顧孩子的感受、照顧父母,無法讓那不合理消失之前,不當幫兇是我們必須且至少要做到的事。

 

找到自己

  在家庭、學校交相影響下,基地的孩子們的另一個共通點就是,對自己沒有信心沒有想法。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喜歡什麼、討厭什麼、想要什麼…孩子們不是不敢說,就是說不出來。

  餐桌上我們詢問孩子喜歡的菜色、開學時邀請孩子依自己意願選課、想要哪個助教、想要先讀什麼……孩子們一開始總不敢直接說自己的想法,選了課卻在教室裡做自己的事、說要來吃飯卻沒出現、說要助教地瓜陪卻一直和旁邊的助教聊天。

  這些選擇總要重覆進行好幾回,重問好幾次,等到孩子們終於明白,基地的大人是真心要依他的意願做安排,孩子們才會大方直接的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然後,我們才有機會和孩子認真的商量、討論、協調那些選擇。

  我們很知道孩子無法如實表達自己,但小羅的行為仍然讓我們大開眼界。

  小羅剛來基地時,堅持作業只有聯絡簿,而且他已經在學校寫好了,我們順著他不跟他追究,過沒幾天媽媽就打電話來,說小羅都沒有寫札記,老師要媽媽檢查,媽媽打電話來要我們檢查。雖然老師、媽媽的要求有那麼一點怪怪的,但我們趁著這個機會剛好可以看看小羅學習的狀況。

  我們跟小羅說老師說他好幾天沒寫札記,小羅拿出了聯絡簿。我們問小羅「為什麼不寫」,小羅說「不知道要寫什麼」。問「那你今天願意寫嗎?」小羅點點頭。我們花了一個小時問小羅今天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上了什麼課、跟什麼人講了話、去了哪些地方…小羅一問三不知,什麼都不記得。最後我們放棄,問他「喜歡什麼?」小羅默不作聲。「喜歡吃糖果嗎?」點頭。「喜歡吃炸雞嗎?」點頭「喜歡吃苦瓜嗎?」搖頭。最後我們就一字一句陪小羅寫,我喜歡吃糖果、炸雞、薯條、喜歡打球、喜歡看電視…,然後,我們請他自己接下去寫不喜歡…小羅遲遲不動筆,說:「他不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當下我們忽然覺得,沒交作業一點都不重要,這個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這個問題比沒交作業重要一百倍。

  協助小羅找到自己的喜怒哀樂,是一段漫長的歷程。小羅來基地一段時間後,終於常常露出笑容,小羅的笑容很特別,總會帶著一絲靦覥,但他的喜好仍然像個謎,小羅說他只敢吃高麗菜,我們為他特別準備了高麗菜,結果小羅吃了別的青菜;說不喜歡洋葱,卻吃了很多洋葱的肉燥;我們本來都會提醒挑食的孩子,今天有哪些他喜歡或他不喜歡的食物,但面對小羅,我們後來選擇什麼都不說,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喜歡與不喜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小羅沒有在基地發過脾氣,不論是被女孩嫌棄噁心、或被學長罵,小羅遇到別人責難或謾罵時,都默不作聲,不反擊、不辯駁也不離開現場,我們幫忙處理事情釐清原委,小羅很快就說要道歉,但他說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無法說明自己行為的原由、也無法說出自己的不足之處。

  基地的工作人員很願意提供孩子需要的協助,但小羅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我們也就不知該如何跟他示好。小羅選了基地的每一堂課,然後某些課他開始技術性的缺席──想上廁所、要下樓去拿筆、拿尺、拿本子、要洗手、要去看腳踏車上的零件……如果我們不給他去,他也無所謂,我們問他是不是不想在教室裡上課?小羅說不是,是真的有事。但下課後他也沒有去做那個事。

  那一陣子,為了處理小羅在學校被欺負的事,我們一有機會就請他敘述事情的經過,剛開始小羅敘述事情時,總讓聽的人一頭霧水,他似乎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以致於時間軸整個錯亂,他會記得自己不舒服的事(有人罵他),但忽略衝突完整內容(不記得罵了什麼),完全不提衝突為何引發、如何引發;我們追問了幾次後明白,小羅並不是故意糢糊自己的責任,而是他腦海中想到的就是這樣,另外,他完全沒辦法說過程中他的情緒或感受。

  這樣的人理應讓人心疼,但小羅常常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因為他太不實在、不誠懇。我們問:「國文解釋背好了沒?」小羅:「今天要背二十多個」;問:「你可以再去一次剛剛那家店幫忙買東西嗎?」小羅:「我忘記路怎麼走了」;問:「為什麼不打球了?」小羅:「我今天手很痛。」。我們以前都把他的話當真,認真處理他提出來的問題或避重就輕的否定,因為小羅總是一臉誠懇樣。後來我們才明白,小羅早已練就一套應付大人的回話法,找不到籍口就睜眼說瞎話。

  小羅不曾在基地說「我不想要」「我不喜歡」,無論如何他就是不會拒絕也不敢拒絕大人的要求。弄清楚這一點之後,和小羅的相處才豁然開朗。我們在每一次小羅避重就輕時,猜他的想法說給他聽,然後請他自己練習再講一遍真實的想法,最後當他說出真實的想法時,一定依他的意思進行。

  之後,小羅談起在班上被欺負的事情經過越來越完整,除了依事情發生的順序敘述,還可以說一點點自己的感受,以及和我們討論怎麼辦。後來,被欺負的事情變少,因為小羅在學校有了朋友──可以去別班找基地的同學,不需要和欺負他的人玩在一起;我們和小羅一起回顧被欺負的幾個事件,和他討論在哪個環節他可以做什麼,避免事情往更壞的方向發生;學校的輔導室也成了小羅的避風港,減少衝突發生的機會。

  小羅在基地有了一起玩的朋友,他積極的參加戲劇社,努力背台詞,第三次演出時,他可以跟我們說他把下巴抬高是因為看到觀眾會緊張,而不是說因為他習慣或他覺得這樣比較好。當小羅願意和真實的自己相處時,我們才更知道可以怎麼幫他。

 

做自己的主人

  這幾年,基地有一些孩子常常被班上同學欺負,我們無法去學校幫孩子處理紛爭,只能在基地提供協助,讓人敬佩的是,這一路的陪伴,我們看到孩子的靭性與能力,遠遠高過我們的預期。

  亮亮是基地孩子的家長介紹來的。媽媽帶亮亮來參觀基地那天,毫不客氣的說小孩要打,說她壓力很大,婆婆很難相處……談到亮亮,媽媽就說她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講,沒路用。看到媽媽這樣的直接,我們也不好說什麼,只能跟亮亮說,歡迎她來。

  亮亮來基地上課沒多久,跟我們說班上同學都故意弄她。我們認真聽她敘述事情的經過,問她知不知同學為何要這樣,亮亮不想回答這個問題,繼續說那個同學昨天還做了什麼事。我們猜亮亮想要得到同情,但沒有想要解決問題,也就不再追問,專心聽她說,接下來的日子,亮亮每天都一定要找數學老師說被欺負的事,也在學校的聯絡簿上寫被欺負的事,偶爾亮亮會說有人幫他去罵那個同學,或者問我們她可以怎麼辦,但亮亮一點都不想談,別人為何只欺負他。

  我們聽亮亮抱怨一整個學期,本來期待新學期會有一點點不同,沒想到狀況完全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是,亮亮抱怨的對象變多了,除了數學老師,亮亮和基地工作人員以及助教們都熟悉了,有更多人可以聽她說話。

  我們想,沒辦法讓亮亮停止抱怨,至少先讓他不要在聯絡簿上打小報告,亮亮在學校的衝突,已經有好幾椿是因為她寫在聯絡簿的內容。而且,一直寫這些,老師應該也會覺得很煩,不想幫她。陪她寫聯絡簿時,我們特意問她今天有沒有開心的事,一開始亮亮都說沒有,後來開始可以講一點點課堂上有趣的事,但亮亮講完開心的事後,還是堅持要在聯絡簿上寫被欺負的事,我們也就由著她。

  為了幫亮亮的忙,我們打電話給媽媽,想知道媽媽對亮亮被欺負的看法。沒想到媽媽說亮亮小學就這樣,愛哭,不會和人相處,成績又不好,被欺負也沒有辦法,是她自己小題大作,叫她減肥也不聽,姐姐都有去幫她了,亮亮自己不爭氣……。

  在媽媽那裡碰了一鼻灰,我們只好回頭找亮亮。我們隱約知道亮亮在學校會被欺負,應該和家裡的對待有關。亮亮排行老二,和姐姐只差二歲,姐姐聰慧、漂亮。妹妹差亮亮六歲,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家裡的任何事,亮亮和姐姐都要分攤,因為姐姐國三了,照顧妹妹、行動不便的奶奶的責任都落在亮亮身上,媽媽常罵人也會打人。爸爸常常不在家,家裡的事都媽媽在管,亮亮覺得大家都疼姐姐和妹妹,只有她沒有人疼。

  只有她沒有人疼,講到這句話,亮亮紅了眼睛,我們也跟著難受了起來。

  那一陣子,我們每天主動跟亮亮噓寒問暖,為她準備好吃的糖果餅干,聽他講上學開心、不開心的事。鼓勵亮亮在聯絡簿上寫開心的事,為自己留下好的記憶。亮亮還是會被同學丟垃圾、被排擠、但她開始比較想要跟我們談開心的事,被欺負的事變得沒那麼重要,偶爾我們問她,她覺得為何會被針對,亮亮也比較願意想一想。

  國二剛開學亮亮整個人氣色就很不一樣,我們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她想通了,那些欺負她的人就是想要看到她傷心難過,只要她不表現出傷心難過,他們就拿他沒辦法。「但被欺負就是會不舒服啊。」我們問。亮亮說:「沒關係,晚上來基地再找你們說就可以了,我可以忍一下。」這下我們知道,當亮亮講被欺負的事時,我們更應該只是聽,不要給任何建議。因為她正在努力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亮亮只是需要一個垃圾筒,讓他丟出那些壞情緒,才能生出新的力量。

  有一次,亮亮在聯絡簿上寫下被老師誤會的事,老師回復她,不應抱著受害者的心態,自怨自艾,這樣永遠走不出來。亮亮問我們,什麼是受害者心態,她有受害者心態嗎?和我們談完之後,亮亮再次在聯絡簿上為自己澄清,因為她很信任老師,才會跟老師說這些,希望老師明白。沒想到老師再次回復她,小題大作。我們本來以為,亮亮會很難過,畢竟她是那麼信任老師,沒想到亮亮平靜的說,我對老師有點失望。

  為了幫忙家計,亮亮國二下開始去小吃店打工,沒有辦法每天來基地。打工讓亮亮對自己開始有一點點的信心,學校的美術課也讓亮亮找到學習的樂趣,雖然打工很累,亮亮還是會抽空來基地找大人聊天,談工作上的苦與樂。被班上同學欺負的事已經是過往雲煙,亮亮會說,他們就是太幼稚了,不要理他們就好。

  最近,為了升學的事,亮亮找我們聊了好幾次,亮亮想念美工類的,但媽媽要她唸護專,因為美工學雜費貴將來又不好找工作,護專畢業就可以當護理師,不然也可以去考幼稚園老師。媽媽說如果要唸美工要自己出學費,我們問亮亮打工的錢呢?亮亮把打工的錢全都給了媽媽,我們和亮亮商量把打工的錢存起來,亮亮不願意,說要幫妹妹付安親班的費用,我們明講媽媽完全不替亮亮著想,亮亮說,我知道,但我還是會聽媽媽的話,因為她是我媽。亮亮只是想知道,有沒有成全媽媽也能保有她的興趣的辦法。

  我們不知道是那一個環節讓亮亮從一個自怨自艾的女孩,變成如此大器懂事的人。雖然亮亮為了媽媽選擇犠牲自己,但這是她的決定、她的選擇,而且我們知道,當她覺得犠牲夠了,她會再有其它的可能。這就是在青少年基地工作的魔力,我們積極接納孩子、提供協助,然後在某個時刻某個事件,孩子忽然就長大成熟有能力,不再是過去那個滿身傷、獨自舔舐傷口的人。

 

結語

  過去一直有人問我們,照顧青少年和照顧兒童有什麼不同,因為在人本基金會工作,除了基地的孩子,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和兒童相處。就需要而言,青少年和兒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孩子們需要愛、關心、如實的包容、接納;但就處境而言,青少年比兒童多了許多道傷,許多道牆。

  我們常常要和孩子們過去的種種拉扯,父母、學校、老師,都或多或少在孩子的生命中留下痕跡,有的痕跡讓孩子關上心房,有的痕跡讓孩子失去自信,有的痕跡讓孩子失去學習的能力與興趣。我們總是要和孩子一起,逐一去除那些過去的阻礙,或正在發生的阻礙,改變才會落地生根,孩子們才能在這青春勃發的年紀,為自己闢出一條道路。道路或許崎嶇,但絕對是孩子們的選擇,而不是社會排擠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