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宜昕 / 高雄辦公室
面向孩子，我們在同一陣線
一直以來我們的形象就是鏟奸除惡。那些性侵的、肢體語言暴力侵犯的、侵害兒童權利的，不適任教師，都是我們『剷除』的對象。不是要他人間蒸發，而是防範再度侵害。
甚至，我們推動制度修訂，讓鏟奸除惡，可以有程序可循，進一步防堵漏洞，維護學生基本權益。
這些，跟教育的距離，若近若遠。我們常說，這只是兒童基本人權維護，還稱不上教育。教育是要啟發人的心智，讓人們對文明對知識對生命的熱情，可以延續發揚再創造。淘汰不適任教師，這只是維護教育環境的基本圍籬。
然而，對於教育的追求與渴望，也會讓我們思考，那些不是太奸太惡，甚至排不上奸或惡，只是因為專業、權利意識不足，出於自身對教師角色的認定（或侷限）而進入相關程序，面臨調查，以及懲處的教師們，是不是有什麼方式，可以協助他們，面對眼前難關，重建對自己與專業的認識，產生勇氣與信心，而能在教師的位置上，發揮教育美好的影響力。
今年九月，我們剛有個機會，從高雄奔到花蓮，和學校校長主任當面提出，我們檢舉該校老師教學不力的主張。為什麼當面，就是希望可以具體討論想法，而既然校長、主任願意見面，開六、七小時車，也是要去。
我們是不確定校方初始是否以為『跟我們談談就可以了事了』，不過要切實走完成程序，這是處理的基本門檻。我們特別要來溝通，這個程序對被檢舉的老師，其實有意義。
在課堂上拉扯學生、大聲謾罵，以歧視語言開學生玩笑、在課堂上使用錯誤資訊等等，這些行為為什麼錯、為什麼要調整、要如何調整、是否願意調整、等等，都是程序處理過程當中，當事老師要面對的挑戰。而且不是他個人責任而已，辦學者也就是校方，也有相當責任要使老師有所覺察與改變。校方至少要從不漠視做起。所以，程序不可能省。
老師極可能不是出於惡意，不是以傷害學生為樂，但他確實造成學生壓力。老師也可能不是刻意使用錯誤資訊，但他專業不足確實影響教育。他的行為可能不構成解聘，但也不是記過懲處就完成改善。我們今天協助家長申訴，目標也不是為了解聘，而是為了還給孩子一個正常教學的老師。
在這些與學校及老師的溝通經驗裡，我們總能感受到善意，校長或主任會說，原來我們真的是來協助學校及老師的，原來我們願意給老師改變的可能。對我們來說，這些從來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教育的本質。身為孩子身邊重要的大人，我們可以選擇讓孩子們目睹大人犯錯後的強詞奪理，我們同樣也可以展現給孩子看見，大人也會搞砸，但我們會為了想要越過不會而努力，這些姿態才足以豐富孩子的價值觀。
只要我們都是面向孩子，看見孩子，疼惜孩子，自然我們的方向會相同，自然會在同一陣線。這樣的陣線，不會只發生在跟校方的溝通上，也可以在被申訴而需要協助的老師。這，又是另一篇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