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教育部統計，113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以下正式教師人數為196,859人，長期代理教師人數為30,988人，合計229,647人。以教師人數來看，校事會議每年的案件1,372件，受理1,124件的，可以算出，每年接受校事會議調查的教師，僅占不到千分之六。這樣的比例在任何工作領域中，都難以被稱為「浮濫」，反而應視為制度運作下的常態監督，是確保專業與倫理的基本機制。

至於「高受理、高啟動」的說法，以北市府曾向媒體表示，每年約接獲8,000件教育相關投訴為例，在北市，這些案件最終轉入校事會議程序的案件僅58件，受理數為51件。也就是說，投訴後進入校事會議處理的比例僅約千分之七。這顯示出，透過溝通協調、教育主管機關對投訴初篩，或進一步晤談，絕大部分投訴案件都有先做篩減，校事會議確實有成為最終手段。在這個前提下，全教總所稱「高受理、高啟動」的說法，顯然是撇除原始投訴數量這個重要數據，而導出的不合理結論。

全教總聲稱「甚至有學校一年案件量逾20件」，如果以北市這個人口眾多的首都，只有58件校事會議案件，但光這個學校就可以開20件校事會議來看，此情形當屬極端例外。值得深入了解該校是否面臨特定學校治理困境，來提供相關調整或協助，而難以作為制度失靈的證據。我們也呼籲全教總能公開指出該校名稱，讓主管機關能協助分析與改善問題。

事實上，就全教總表達的意見，也可知超過一半的案件，經校事會議調查後，確定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行為。若沒有這樣一個外部調查機制，在以往校事會議尚未設立之前，這些事件很可能難以被公正處理。制度正是讓原本難以揭露的不當行為得以被看見與處理，這其實可以看出制度存在的效能與價值。

至於全教總所稱的「小案大辦」，恐怕也不全然符合事實。多起涉及學生受傷或明顯違反兒少權法的案例，校事會議調查結果往往僅認定為「輕微不當管教」或「申誡一次」，例如：

一、高雄青年國中代理老師用曲棍球桿打傷五位學生，還被社會局以違反兒少權法開罰，校事調查卻認定是：「情節輕微之不當管教行為，申誡一次」。

二、臺北市士林某國中老師將學生壓到牆上並抓出傷痕，並被以傷害罪起訴，也僅認定為「輕微不當管教」，後續教師考核會更決議不予處分。

三、新北市蘆洲某國中，班導連續多天處罰學生上百下開合跳，最終導致學生心悸住院，調查小組也僅建議老師考核處分。

這些案件沒有解聘、終局停聘，難道就一定是小案？解聘、終局停聘的數字偏低，恐怕是代表，校事會議調查人才資料庫具教師身分者仍占大多數。目前校事會議對嚴重程度判斷，仍然較為偏坦教師，在這種情形下，說解聘數量不高就是小案大辦，難稱公允。

因此，全教總以偏離公眾認知的錯誤數據解讀，以偏概全的方式批評制度，並呼籲「廢除校事會議」，並未提出任何替代監督機制。這樣的立場，並非全國教師共同意見，也無助於教育專業的公信。教師團體實在無需僅主張廢除，而是應就制度如何正向發展來共商。

倘若部分個案，確實涉及濫用權力透明度或公正度不足，本會樂意共同討論制度之合理改善以及違法濫權情形之防堵，任何制度缺失都應設法持續改善。人本教育基金會願意提供經驗與建議，協助讓校事會議制度朝向更公正、透明、獨立，有效化解衝突的方向優化。若有其他制度設計能更有效達成公正調查、同時保障師生雙方權益，例如類似幼教不適任人員集中由主管機關調查審議之制度，也都可作為討論方向。

但在此之前，僅以「廢除」為主張、移除外部監督機制，而不提出具體替代方案，等於讓教育現場回到過去校內自查自評、難以問責的狀態，這不僅無助於教師專業倫理及專業地位的建立，也使學生在遭受權利侵害時求助無門。這種強硬去除調查處理機制，又不提出更合適制度取代的做法，不只本會反對，社會大眾及重視專業倫理的教師，亦難以接受。

制度要對教師、學生、家長而言，都能朝更高透明度、獨立性與公正性前進。只要追求這個價值，我們都願意與各方共同討論、共創更合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