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地違建？森小違法停辦？以及財務危機
校地違建？森小違法停辦？
由於媒體的報導，社會的關注，教育主管當局站在他們一同的立場上，好像不能再「默許」了；另一方面，台北縣議會由於要給反對黨縣長出難題，也不斷地「質詢」。那一陣子，我們是一夕數驚。一會兒說林口的組合屋是違建，由省住都局直接下令拆除；一會兒教育部來文命令立即停辦；一會兒縣督學到學校去「瞭解」，一會兒地方警察到現場「訪查」……。沒有人知道明天一覺醒來，我們的孩子（我們終於有了的孩子）是否就必須被「遣散」。
雖然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那些「官員」都對森小抱著某一種支持的立場，他們做為一個「人」，也都樂於見到森小這樣的學校能夠支持下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部是手下留情的，但是在公文書上，白紙與黑字明白地寫著我們的處境。雖然在面對關心者的詢問時，我們都表現地很樂觀，很有信心，在某些特別的場合裡，我們甚至表現得很強硬（我曾說過，只要他們能在全台灣找出一所完全符合他們的規定，比如說沒有體罰的學校，我們就不辦森小），但在每天紛至沓來的各種「麻煩」裡，我們實在己經身支力絀、心力交瘁了。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人家所謂的「壓力」，壓力是你還沒有被怎麼樣一我曾說過，我願意為森小坐牢［註1］，但你已經不能怎麼樣了。我們不能明白，這個社會可以容許那麼多不合理的事，為什麼不能容許一個單純的理想？教育當局可以坐視國民教育毀壞到這種地步，卻不肯在面對森小的時候也繼續「坐著」？我們在為台灣的教育改革咬緊牙關、苦苦力撐，但為什麼苦撐的必須是我們？
然而，這些都還只是「風聲」而已，最後的一擊終於真正來了。這一擊其實是從兩個方向同時來的，一是教育部來文，要解散人本教育基金會［註2］（真是釜底抽薪之計啊）；另一是台北縣拆除大隊來文，指定了拆除林口校舍的日期（這是連根拔起之策）。
在這之前，我們只是一味地「嘴硬」，現在是主動尋求協助的時候了。一方面，我們直接找台北縣長尤清，看看他能不能多少幫一點忙，沒想到他二話不說，馬上親自下條子，上面寫著「在森小找到新校址之前，暫緩拆除」［註3］，一方面，我們找陳定南、林正杰和李勝峰等幾位立委，他們當天就陪著我到教育部交涉。新聞上報後，各大專院校的教授，馬上展開了支持森林小學的聯署，而許多位立委，竟然主動打電話來要資料，以便在立法院為森小提出質詢……
不用說，我們立刻「活過來」了，因為我們感受到了民間的力量，我們掃除了心頭的寂寞！
突然之間，我們不再接到各種公文，以往的那些「判決」，也像是斷頭台上的斧頭，突然就懸在那兒，不再落下來了。於是，剛剛出生就被扼喉的森小，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四十年來台灣教育所累積的問題，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人性的扭曲，已經快要吞掉了所有人努力的成果。而教育改革的緩慢，已經使所有自覺者感到不耐。這個時候，我們看見民間教育力量的興起，為了支持這個充滿理想色彩的「民間力量」，我們嚴肅地呼籲教育當局重視下列意見：
一、任何自由民主的社會都應該鼓勵各種教育理想的實踐。唯有當各種教育理想都能充分發揮的時候，國家的教育才能通過改革而進步。
二、「義務教育」是指成人有保障孩童受教育之義務，並非指孩童有義務接受某種特定的、統一的、官辦的教育。所以，請立即開放私人興學，而且將其設立條件降至最低，以保障各種型態學校之出現。
在法令尚未盡趨合理之前，請立即以「教育研究計畫」名義核准「人本教育基金會」繼續籌備森林小學，並以各種方式協助其工作。
聯署人：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日
編按：現已有二百六十三位教授及三十九位研究生聯署支持森林小學
關於教育實驗
- 請問貴部審核各項教育實驗之標準為何？
- 為何除各級學校外，其他私人或法人不能進行教育實驗？
- 所謂「教育實驗」不能影響正常教學，此正常二字所指為何？若指與一般相同，即regular，則任何實驗皆不正常，否則何必實驗？若指合於教育原理，即normal，則「森小期前研究計畫」有何不正常？
- 人本教育基金會於設立之初，曾將另一項補（森林小學無關）「人本教育實驗班」計畫列入當年度業務範圄，查該項計畫是與現行國中合作，運用該國中現有師資設備來進行，其目的存證明符合部定「教學正常化」政策之教學，亦能達成升學目標（升學率不比一般差），教育部為何未敘明理由即不予核准？
- 前項計畫，由大直國中呈報台北市教育局，該局竟以「一切符合現行規定，故無需設立」拒絕，請問教育部對此有何看法？
- 將台北市教育局與教育部之答覆合併來看，一方面認為「一切符合規定，無需設立」，一方認為「事涉相關法律甚多」，請問該項計畫到底是屬於哪一種？
- 教育主管當局用盡一切手段，不惜胡言亂語，自相矛盾，以封殺努力改變教育現狀之實驗計畫，到底是何居心？是否自認現有之國中國小教育已完美無缺？
- 對於目前極度嚴重之體罰、惡補歪風，教育部到底有無解決誠意？何以民間公益團體欲對此有所努力，卻一直不准其實現理想？
關於教育改革
1. 延長國教九年，並未改變國小之體罰惡補歪風，何以貴部相信延長國教至十二年，即能改進國中教育？
2. 貴部三令五申禁止體罰、補習、禁用參考書、禁止能力分班，事實證明凡此皆無效，貴部是否考慮過以其他方式達成既定政策？
3. 若有民間力量，自行證明正常的、尊重人的教育可以得到家長支持，貴部難道不認為此舉有助澄清社會一般觀念，而使貴部改革得以順利進行？
4. 各級學校及教育行政人員，一貫之說詞篇「家長不當壓力太大」，今既有家長願意不顧升學成績，放棄智育掛帥，甚至犧牲學籍，貴部何以不能號召此類家長，集合其力量，使其影響其他家長，以便共同促進教育正常化？
5. 貴部是否願意修改幾十年前頒布之「家長會設置辦法」，給予家長會更大運作空間，以便協助學校改進其教育措施，匡正其升學導向？
6. 貴部是否承認教育改革為全民共同肩負之責任？貴部站在領導全國教育大業之立場，是否應該廣為運用社會資源，打破固步自封之守舊習慣，多鼓勵民間正當教育改革力量，並與之合作，以謀全副教育品質之提升？
關於教育權
1.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講學之自由，請問「講學」之前，是否一定得先辦學？
若然，則貴部於六十一年凍結私人興學豈不違憲？
若不然，則「人本教育基金會」何不能以其研究計畫，來實現「講學」目的？
2. 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三條「未經立案，以學校或類似學校名義擅自招生者」之規定，與憲法保障之「講學」自由對照來看，應該是指「以軍校名義招生，而致學生誤以為可享有已立案學校就讀之權益（例如學籍）」之詐欺行為而言，若有人開辦私塾、或白鹿洞書院、或「森林小學」，而並無詐欺行為，是否違反該項法條？若然，在人民有講學自由之前題下，該項法條莫非徒然壟斷「學校」或類似「學校」名義？
3. 准此，貴部應立即開放私人興學之申請，同時必須將審核標準至最低，使有理想而無財勢者，皆有與學之可能。又，為保障憲法「講學自由」，貴部唯開放允許各種型態之學校設立。
4. 所謂義務教育，一般以為其意義有二，一為限制任何人剝奪孩子受教育權，而將其送入工廠或賣入火坑。一為規定國家機器必須提供普遍教育資源，以保障任何國民之受教育權。准此而論，義務教育並非指國家可以剝奪家長對其子女之教養權。換言之，若家長有意為子女提供現體制外之教育，只要此教育內容不違反國家法律、善良風俗，或一般教育原理，國家豈能任意干涉？
5. 依此理論，現在政府規定統一教材，限定師資管道，不准私人興學，以反封殺「森小期前計畫」等等措施，皆屬對「義務教育」之誤解。對此，貴部有何看法？
關於文教基金會
1. 關於文教基金會之設立及運作，貴部依法有「監督」之權責，然而，此項「監督」係指「監督」其是否依其設立宗旨執行正當業務，並非指貴部有權「管制」其符合宗旨之業務，例如人本教育基金會早先在國中之「人本教育實驗班」計畫，貴部未敘明理由一筆封殺，額然並非「監督」，實為「管制」，請問貴部如何界定與文教基金會之關係？
2. 文教基金會依其設立之宗旨，依法有獨立執行符合宗旨業務之權利，雖然其年度業務須經「報部核備」，然而此項「核備」，當指「報告、備案、審核其是否符合宗旨」而言，貴部豈可依一己主觀見解，任意決定准或不准？
3. 貴部審核文教基金會之業務，當然可以有意見表示，此項意見若有爭議，當提供溝通協商管道，豈可動輒以「撤銷立案」相威脅？貴部此種做法，實有封建統治之心態，請立即改進。
註：本文是為立法委員們寫的質詢稿。為森小提出質詢的立委有：林正杰、陳定南、蔡壁煌、洪秀柱、張俊雄、陳哲男、高資敏、李勝峰、劉盛良等多位。（這份名單也許不全）
財務危機
然而，我們這些為森小打拼的人是無法喘息的，因為，立即又來了財務的問題。那一陣子經濟不景氣，募款［註4］變得非常困難，而我們這些從來不知「經世」大局的人，竟然完全沒有警覺；據說各大報社連原子筆都要求員工交回舊筆桿才能領新的，我們卻還一直傻傻地在檢討募款方式。
終於，基金會發不出薪水了。怎麼辦呢？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求助於我們的伙伴，也就是基金會的所有同仁。由於考慮到各人的情況不同，我們就請同仁們各自「認借」，看每一個人可以把這個月薪水的多少借給基金會，再請董事詹益宏醫師幫忙調現（當然是無息的）。
接下來的，是以後怎麼辦？這裡有兩條路，一是如一般企業那樣，採緊縮政策，減事裁員；另一是不退反進，進一步地擴展，請現有的工作同仁再加倍地工作。抉擇，當然是屬於全體同仁的，結果，當然是大家認為無論如何也不願意一個同志離去。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又開辦了課後和週末的活動，統稱為「小」森林小學，請部分的森小老師支援，再加上許多義工；雜誌社的部分，緊急展開推廣行銷，所有同仁和義工都出去找尋訂戶；秘書處推出「認養基金會」計畫；開辦晚間父母成長班；我則推出十場講座，把所有收入捐給基金會……，同時，財務部門也實行了新的控制方案，整個基金會也採取了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一時之間，人仰馬翻，每一個人都忙得六親不認。說也奇怪，兩個月之後，我們不但穩定下來，而且把積欠同仁的薪水都還清了。事後想起來，這真是險啊，在那個時候，只要稍有差池，也許就此一蹶不振了。但是詹醫師說得好：如果基金會真的被經濟因素困倒的話，台灣的社會也就真的沒有希望了。這是說，社會一定會給我們支持的；當然，我也認為，我們所有同仁的努力，更是社會支持的動力。
這是人本主義的具體體現，在危難之中，我們看到平時身體力行的人本思想的力量，由於會裡每一個人都是主體，這些個別的主體，又以人和人之間最高級的情誼與理想相結合，就形成了堅強的生命體，這樣的一個生命體，於是能在風雨中挺立。
在這個過程裡，不消說，森林小學也不是毫無動靜的，首先，老師們的工作更加重了（因為一部分人去做小森小），但還維持著既有不變的教育品質（也許暫時地在教師進修方面做了部分的犧牲）；許多家長也參加了基金會贊助委員會，幫忙對外尋找支持；最讓人「受不了」的是，孩子們不知道怎麼也聽到了消息，居然在那一個學期末匯集了幾千元的零用錢，說是要捐給基金會，而他們行事非常機密，學校事先竟一點也不知道。
顛顛跛跛的走了兩年
在這樣蹣跚顛跛的兩年裡，除了剛開始的那一陣子「風聲鶴唳」，行政體系後來也給了我們很多關心。台北縣尤縣長，當然是不必說了，他對教育改革的支持是毫無保留的，每一次見面，他總要提起森林小學，然後說你們為什麼一定要自己那麼辛苦呢？你來指定一個小學，我會讓你在那個小學裡成立一個實驗班。我說這樣很難，一國兩制我不知道行不行，但一校兩制我知道是絕對行不通的。他又說，那你選一個學校，我讓你去當校長，看要多少經費，我都支持。我說，問題不只是校長，更是老師。反正他想了許多辦法，想說服我不要在「體制外」，而要進到體制裡來努力。
尤清縣長的一番好意，和毫無保留的信任，有的時候讓我很為難，因為，無論怎麼看，都好像是我故意不接受他提供的機會。有一次春節，他邀五十幾位縣政顧問遊山，在山間的步道上，他對我說：「史英啊，我真是佩服你，你就是要在體制外堅持到底。」這表示他明白我們並不是不知好歹，而確實是有所堅持，然而，他並不完全明白我們堅持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並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叛逆」，只是台灣的教育已經在各方面打了太多的折扣，我們要就不辦森小，既這麼辛苦的實踐自己的理想，就不能再做絲毫的妥協。比如說，依尤縣長的好意，我們總是或多或少的要「應付」一下「體制」，這是極其痛苦的事。不是真正身在其中的人，恐怕很難想像這種困難。是為了害怕這種困難，或者說，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心還不夠（不敢相信自己有這種和體制打交道的本事），才沒有接受尤縣長的好意，倒並不是「故意」要「在體制外打拼」。
後來省教育廳陳倬民廳長，也主動找我，提了一個方法，他說，你們去找一所願意合作的私立小學，由他們把這個實驗計畫報上來。他也知道我們希望有獨立性，所以補充說實際上你們可以完全獨立作業。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好方法，我也找到了聖心小學，聖心小學的呂校長也很願意幫忙，但當時那邊的董事會正在考慮和光仁合併的事，而聖心小學也正在向省教育廳申請增班，就耽擱下來。
當然，我並沒有很積極地去進行也是一個原因。這裡面也含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我總覺得：那麼多人做「錯」的事，都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做一點對的事，為什麼要那麼委屈呢？
雖然說，要做一件事，做成功最重要，不必在細節上太不肯變通，但我們以為森小這件事的本身，就包括著民間興學與教育改革的堅持；我們並不是只要辦一所理想的學校而已，我們也要求這個社會，和為這社會服務的行政體系，隨著社會的進展而改變。如果依著他們的提議躲在某一個角落裡（台北市教育局的某個官員也有過類似的提議，但條件是不能對外宣傳），表面上森小合法化的問題是解決了，但整個體制的「不合法」卻得到了「掩護」。
基本上，我們並不認為森小不合法，反倒是限制民間興學是違法的。為什麼明知是違法的事不肯去改，反而要求合法的森小去鑽漏洞呢？我們正在做的事，是如此光明磊落，以致於我們一點也不喜歡在其中有任何曖昧的部分；我們要將森小辦得堂堂正正，理直氣壯！［註5］
備註：
註1：依照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三條，凡未經立案，而以學校名義對外招生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註2：理由是，基金會的章程上有一條「年度工作計畫，必須報部核准」，而「違反章程者，主管機關得解散之」。但天可憐見，所謂基金會的章程，是教育部印好了，讓所有申請立案者去填空的。
註3：尤縣長在議會的答詢是：「我不能讓小孩子睡在露天裡」。
註4：森小的學費，大概只能支應開支的三分之二不到，所不足的部分，都要靠基金會的募款。這當然是「師生比」很近，而又在軟體上花費很大的緣故。
註5：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感激陳廳長，我們認為做為一個官員，他願意如此主動地協助民間的理想，實在是值得敬佩的，只是我們有更深一層的堅持，只好讓他的好意落空了。
本文節錄自人本教育札記第38期（1992/08/15出刊）：尋覓森林的坎坷之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