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估機構環境兒童性侵的風險

文︱徐思寧、陳潔晧

當不同的風險因素聚集在一起

兒童性侵害防治是一項複雜的工程。我們不但需要理解加害者的犯罪手法、物理環境的危險因素、各種情境風險、兒童的脆弱性、兒童揭露性侵的考慮等,我們更需要認知上述的風險因素並不是獨立運作,而是會產生累積的效應,甚至在不同類型的機構場域中互相增強。

例如遇到家內性侵的兒童,因為家人的侵犯,需要緊急離開原生家庭接受安置。而因為時間緊迫及寄養家庭不易媒合,小孩需要入住家外安置機構。在種種的條件結合下,不同的高風險因素會不合比例地聚集在一起。曾經歷創傷的兒童,離開主要照顧者外宿,居住在有密閉空間的機構內。安置機構的生活,代表會有很多機會與其他成人或兒童/青少年獨處,而其他在機構內共同生活的兒童,同時也可能曾是兒童性侵的行為人或受害者。這些疊加的條件構成照顧受虐兒童的安置機構,屬於兒童性侵害發生的高風險環境。若安置機構為了方便管理,生活很多嚴格的規律,不重視兒童的想法和聲音,當小孩在機構內遇到性侵害,他們的揭露與求救會變得非常困難。

疊加的兒童性侵害風險

在不同類型的機構中,例如學校、安置機構、托兒所、教會、體育訓練中心等,基於機構文化、人力結構、營運方式、宗教背景、服務性質、立案類型等差異,使各個兒童性侵風險因素會出現聚集的傾向,從而呈現不同的風險程度。

研究者Parkinson與Cashmore(2017)為了更有效識別機構環境中,兒童遭受性侵害的風險程度,將兒童性侵害的個別風險因素進行綜合研究,建立兒童在機構場域遇到性侵害的風險程度模型(typology)(下頁圖①及圖②)。

圖①是依據成人是否有機會與兒童獨處或建立情感的機會,呈現不同機構場域中發生兒童性侵害的風險程度。圖②則是依據兒童的年齡和脆弱性,區分他們在機構環境中遇到性侵害的風險程度。

圖① 依據活動及機構的情境風險區分兒童性侵害發生的風險程度。製圖及翻譯:徐思寧。來源: Parkinson, P., & Cashmore, J. (2017). Assess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egrees of risk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s. Report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7/96. p. 24.
圖② 機構兒童性侵害的脆弱性風險程度。製圖及翻譯:徐思寧。來源: Parkinson, P., & Cashmore, J. (2017). Assess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egrees of risk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s. Report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7/96. p. 33.

在綜合評估兒童遇到性侵害的脆弱性風險(vulnerability risk)(例如創傷經歷、身心障礙、年齡)、機構風險(institutional risk)(例如營運文化、如何處理申訴、人力結構、對兒童的態度)、活動潛在的情景風險(situational risk)(例如成人與兒童有獨處機會、活動舉辦在隱密空間、互動涉及親密的身體接觸),家外安置機構及住宿型的社福服務或活動,有較高程度的兒童性侵害風險(圖①及圖②的右上方)。

不同類型機構的風險

.  住宿型機構

住宿型機構的類型很多,包括寄宿學校、兒童之家、寄養家庭、為身心障礙兒童和青少年提供的住宿設施、青少年拘留所等。在上述住宿型機構內的兒童,與不同年齡的兒童共同生活;因為沒有家人陪伴及保護,受到虐待的風險機會較高。在遇到性侵害後,他們會較難找到信任及保護他們的成人,揭露自己受到的虐待行為。非法移民拘留所內,即使小孩都與監護人在一起,監護人也可能處於情緒低落或不穩定的狀態,因此無法發揮保護的功能。

.  學校

缺乏教師行為守則及兒童保護政策的學校,較容易發生性侵害行為。當學校環境提供教師與學生獨處的空間(例如音樂室、儲存室),以及教師可以與學生建立情感的機會(例如教師以個人的Line跟學生聊天、約學生在課外時間見面),教師便有機會對學生進行性誘騙。侵犯的行為有可能在學校及學校以外的地方發生。相同條件下,寄宿學校的風險會更高。

.  醫療機構

兒童在醫療機構遇到兒童性侵害的風險程度(圖①的右上、右中及中間上方),往往容易被大眾忽略。社會大眾因為相信醫生是基於崇高的目的而接觸病人,因此大多會默許醫生的處置。某些醫生便會利用這樣的信任,猥褻來看診的病童。在澳洲皇家調查報告中,醫生John Rolleston以身體檢查為藉口,為多個男孩子手淫直到射精。許多家長即使感到疑惑,也以為這是合法的醫療行為。(註一)

為兒童提供的心理諮詢服務,讓一個成人有大量時間單獨陪伴兒童,也讓虐待風險大為提高。在澳洲有心裡治療師利用「遊戲治療」為名目,誘騙兒童換衣服拍攝色情照片,並為其口交,而不知情的母親在外面等候室等待。(註二)

.  家庭式日間托育

在家庭式的托育服務(圖①右方的中間),通常只有一位女性成人照顧一位到多位兒童。儘管女性加害者的比例相對較低,且幼兒受到性虐待的風險也較低。然而因為在家庭式的托育環境中,褓母的丈夫及較年長的兒童會同時一起生活,當兒童離開父母的保護時,性侵害的風險依然是不可忽略的。

不同類型活動的風險

不同類型的活動會影響情境風險的高低。情境風險的提高,主要是基於潛在犯罪者和潛在受害者,不論時間和空間,共處在沒有其他人在場的環境中。有關兒童性侵害的犯罪,加害者常常利用兩項關鍵的因素:

  1. 與兒童獨處的機會

加害者會利用與兒童獨處的機會,跟兒童建立親密關係,慢慢對兒童進行性誘騙。當加害者與兒童一起,而該空間無其他成人在場時,二人的相處會從一般的互動,一步一步測試兒童身體接觸的界線,然後發展為非法的性侵害行為。

  1. 與兒童建立情感連結的機會

第二個情境風險的關鍵因素,是加害者有機會與兒童建立可能涉及身體接觸或情感親密的關係。例如體育教練以幫助學生按摩肌肉為名,持續撫摸學生的大腿內側及陰部,逾越了專業界線,進而侵犯學生。學校的老師也可能利用工作的職權,跟學生建立非常親近的關係,並以戀愛為包裝,性侵學生。

以下,有幾種常見的風險情境:

.  單對單的教學/訓練

兒童面對任何單對單的教學情境,包括到府的學科家教、美術、音樂或運動培訓,都面臨一定程度性侵害的潛在風險(圖①右上)。短時間的家教情境,因為父母在同一房子內,或兒童很快會回到父母身邊,潛在加害者知道兒童揭露不適當對待的可能性增加,所以減低了性侵害發生的可能性。

單對單的體育培訓課,因為教導的過程牽涉身體的接觸,教練可能以此包裝他們侵犯的行為。例如曾有學生學習游泳時,教練兩手抓住學生的雙腿,把學生的腿夾在教練的腰部,不停要求學生向前撥水,並在此時性侵了這名學生。

.  青少年宿營

任何離家過夜及宿營的活動,因為宿營的環境提供了潛在加害者時間,以及跟兒童相處的機會來進行性誘騙,再加上兒童遠離主要照顧者,難以及時求救,增加了兒童外宿時發生性侵害的機會(圖①右上)。

.  體育活動

各種體育活動的教練、團體領袖(如童軍)、社團老師或音樂老師此類技能訓練的教育者,他們相對學校老師有較多的機會與青少年建立心靈上的交流和連結,師生獨處的時間也更多。再加上訓練強調兒童服從和團體精神的話,這樣的脈絡會大幅提升性侵害風險的可能性(圖①及圖②的左上)。有些運動員在訓練的過程中,會期待教練像父母的角色一般引導他們成長,潛在的加害者會利用學生的這份信任,進行侵犯。

同一機構但不同活動的差異

在評估兒童性侵害發生的風險程度時,我們需要區分活動性質所帶來情境風險和舉辦活動的組織本身之機構風險。

例如社區中心舉辦的管弦樂團,音樂老師會為學生進行單對單的指導,上課的地點是社區中心的教室。上課時老師會把門關上,減少演奏的聲音打擾到社區中心的其他活動。小孩在這密閉空間與老師的獨處時間,便會構成高程度的情境風險。

而機構風險則是指這社區中心的文化、營運方式、人力結構、兒童保護措施及處理申訴的方法等。如社區中心的負責人準備競選市議員,而音樂老師是他的弟弟,音樂老師的太太是社區的里長,複雜而緊密的內部人際關係,可能使兒童性虐待行為發生時,傾向不處理或掩蓋。

然而同一個社區中心所舉辦的活動會有不同風險,這取決於活動的性質。例如社區中心的音樂課可能屬於高程度的風險,但社區中心的親子烹飪課發生兒童性侵害事件的機會則較低。

兒童之間發生的性侵害

圖①及圖②中有長方形及橢圓形的框。長方形的框代表成人對兒童進行性侵害的風險。橢圓形的框則代表成人或兒童為加害者的兒童性侵害風險同時出現。兒童性侵害的加害者,可以是一名成人,也可以是另一名兒童或青少年。即是我們在學校兒童性侵害事件中所說的「師對生」或「生對生」。

兒童之間發生牽涉性的行為,可以是傷害性的。這類型的侵害行為,往往與成人對兒童的性侵害事件有不一樣的模式。兒童之間的性侵害行為,較多出現在霸凌、騷擾、甚至是發生在不謹慎或粗心大意的性實驗脈絡下。曾是性侵害行為人的兒童,在團體中會增加他們呈現相關行為的可能。

身心障礙兒童的住宿機構及青少年的精神治療機構,是發生兒童之間的性侵害行為的高風險環境。其次是青少年拘留所、寄養家庭、安置機構及寄宿學校(圖①及圖②的橢圓形框)。在上述機構中,成人或兒童為加害者的兒童性侵害風險同時出現。

為了避免學生對學生的性侵害行為發生,學校需要透過教育及輔導的方式,例如反霸凌的教育、說明性侵害及性騷擾如何造成傷害的同理教育、提供申訴管道等措施,落實性侵防治的預防及保護工作。學校也必須改善空間的能見度,盡可能減少隱密角落,降低性侵害發生的可能。

兒童的年齡

雖然所有兒童及青少年都面對性侵害的風險,但有些兒童相較其他兒童更容易受到傷害,兒童的年齡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圖②說明不同年齡(水平軸)的兒童在不同機構內的風險程度(垂直軸)。不同類型的機構與活動,結合不同的兒童特質後,綜合呈現出從兒童年齡及機構服務的差異來區分機構性侵害的兒童脆弱性風險。在青少年拘留所及精神治療機構中,曾經受過性虐待的兒童,風險最高。

隨著兒童年齡越大,他們獨自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的學習課程、課後娛樂或體育活動的機會越多。這代表他們與其他成人及青少年獨處的機會增加。眾多的研究報告均指出兒童性侵受害人的年齡,主要集中在十到十五歲之間,年齡較大的青少年受害人數也相當多。(註三)

幼兒及國小低年級的兒童基於年幼,需要依賴父母的照顧,所以年幼兒童參與機構舉辦的活動時,大多有父母在場,或活動的時間通常較短(如一小時的才藝課),小孩很快便能跟父母再次見面。也因為年幼兒童需要較多的照顧,在幼兒園或托兒所大多有兩位以上的成人共同照顧兒童,這也減少了成人與兒童獨處的機會。

另外,因為性侵加害者會利用兒童的日常照顧,例如洗澡更衣等互動,作為性侵犯的包裝。年幼兒童難以分辨這是正常的身體互動,還是牽涉情慾的不適當觸碰。這使年幼兒童的性侵犯相對較難發現。

機構的監督及保護措施

兒童與青少年的所有活動,都牽涉到一定程度兒童性侵害發生的風險,我們需要理解的是活動本質有多少可預防及監督的空間。

有些活動的情境風險是本質上存在,不可消除的。例如寄養家庭或家庭式托育,成人與兒童單獨相處是正常活動的一部分,但也提高了性侵害發生的可能性。雖然透過寄養家庭照顧者的培訓、設定監督方法和建立投訴機制,可以降低一定程度的風險,但我們仍須認知兒童性侵害的風險依然存在。

然而大部分活動的情境風險是可以避免的。各個機構應盡可能透過行政及人為的努力,降低兒童活動的情境風險。例如學校的課後活動、體育訓練等,應避免在密閉空間舉行、安排多於一位成人在場等,都會有助降低兒童性侵害的情境風險。各機構應設定教師與學生的行為界線守則、訂立兒童求助及申訴的機制、積極進行性教育及性侵害防治教育等,則能降低兒童性侵害發生的機構風險。

機構內各種兒童性侵害發生的風險因素,需要社會各層面的監督與預防。我們都有一個位置,阻止兒童性侵害的發生。校長、教師、家長、志工或是校友,都各有不同的身份與力量守護孩子。當社會能凝聚共同保護兒童的共識,我們便能一起營造兒童安全的成長環境。


註一:Royal Commission Investigat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Report of case study No. 27: The response of health care service providers and regulators in New South Wales and Victoria to alleg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15-27.

註二:Royal Commission Investigat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Report of case study No. 27: The response of health care service providers and regulators in New South Wales and Victoria to alleg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60-61.

註三:Parkinson, P., & Cashmore, J. (2017). Assess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egrees of risk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s. Report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7/96. p.32.

Royal Commission Investigat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column 5: Private session.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4.

參考文獻:

Parkinson, P., & Cashmore, J. (2017). Assess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egrees of risk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s. Report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