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尊重兒童的文化,為何會助長校園性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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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思寧、陳潔晧
 

社會的文化影響著大眾對「兒童」及「童年」(childhood)的價值、信念、假設及準則(norms)。社會的兒童觀使「兒童」不同於「成人」,並交織了一般成人對兒童的態度與行為。例如在不少社會文化中,兒童被要求無條件的尊重成人、兒童被認為沒有能力按自己的最佳利益作決定、兒童被認為「有耳無嘴」等充滿歧視兒童的想法。

在學校環境裡,社會的兒童觀進入校園後,會因學校的機構文化而有各種變形。學校內成人與兒童互動的文化,在校園兒童性侵事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學校內成人對「兒童」的價值、信念、假設及準則,不但營造兒童性侵有機會發生的環境、使兒童性侵事件難以發現,更有機會增加兒童對外揭露性侵的阻礙。

不重視、不尊重兒童,會使兒童更易受性侵

社會的態度對於兒童是否被重視跟尊重,會影響我們如何預防及處理兒童性侵害。

當兒童被看待為比較不重要或相對沒有價值或次等的個體,會減少我們對兒童安全議題的關注及投放的資源。若兒童被看待為家庭的附屬物或財產,當兒童在學校遇到性侵時,會被理解為家長受到侵害或損失,家長的需求與感受變為處理兒童性侵事情的重點。

要是社會容忍兒童受歧視、侮辱、霸凌、騷擾或體罰,會增加兒童受到性侵害的危機,並減弱兒童遇害後求救的可能。研究發現暴露在不適當對待下的兒童,受到其他形式暴力的危機會增加。(註一)例如曾經被家暴或疏忽照顧的小孩,若受到師長的性誘騙,容易混淆為關愛的表現,無法及早發現自己在受害的處境。

若社會文化認為兒童對自己的生活及學習沒有決定權時,在牽涉社會禁忌(social taboos)或有強烈污名化的議題上,例如性、性侵害、性傾向、性教育,成人會覺得自己有權力審查(censor)、禁止、決定小孩應知道什麼及不應知道什麼。成人認為小孩不應了解「性」,也不會重視兒童的性侵預防教育,不會提供足夠的資訊、學習機會與討論空間讓兒童認識「性」等相關知識。

不相信兒童,會使性侵更難被揭露

學校的文化影響了校內成人是否相信兒童對自身經歷的敘述。有些學校文化認為孩子的「童言童語」不足採信。有些成人不相信曾進入司法系統的青少年會誠實描述自己的經歷。有些成人認為殘障的兒童及青少年比較沒能力正確描述他們的經驗。成人對兒童能力及品德的預設,影響了成人是否相信兒童揭露的性侵經歷。

當學校中的成人普遍認為兒童不可信賴,成人比較不願意相信兒童性侵受害者的揭露。不少校園發生性侵事件時,較多成人會選擇相信「否認的加害老師」,較少人相信「揭露性侵的受害者」。(註二)澳洲一位學生被校內的諮商師性侵後,跟校內另一位老師揭露性侵的經歷,該師卻強調被指控的諮商師是位「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指責學生不可「胡亂編故事」。(註三)

兒童若預計成人不會相信他們被性侵的經歷,兒童會因為擔憂不被老師相信,大多不會向成人揭露。這除了因為不被相信是難過的事情外,受害者同時會衡量說出來的得失。因為當兒童舉報自己的性侵遭遇時,也可能把自己暴露在更多危機中,例如加害者會報復、受到同儕的排擠等。

不聆聽兒童,會阻礙學生求救

雖然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童享有言論自由及聲音得到聆聽的權利,但學校的文化及空間可能會限制了兒童自由表達自己的機會。學校成立的宗旨、校長認同的教育哲學、教職員對兒童權利及兒童發展的認知,決定了學生在校期間是否擁有自由表意的機會與空間。若校園不尊重及不重視兒童的聲音,便會構成校園的不安全因素,增加了校園發生兒童性侵的危機。

當學校的文化不支持同學之間互動交流、學生沒有不受限制的發言機會、學生沒有跟老師暢所欲言的空間,學生學習到的是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覺並不重要。例如大多學校會要求學生上課前在教室內不可談話、上課期間不可說話、下課後等候接送期間不可說話。這雖然是普遍老師控制教室秩序的方式,但代價是學生在校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壓抑自我表達的需求。在不支持自由表達意見的學校中,很多時候學生更是沒有機會跟老師單獨說話,這無疑阻礙了學生求救的可能。

除了有限的表意空間與機會外,老師不聆聽與不考量學生的聲音時,學生的處境將會更為嚴峻。例如學生表達意見或提問後,老師卻假裝沒聽見、冷淡回應或恥笑羞辱學生,這種學校文化會進一步降低學生表達意見的意願。學生在學校的環境可說被消音了。性侵受害學生或目睹性侵害事件的學生,因為害怕老師的回應,當然也比較不敢向老師揭露性侵。

成人擁有的權力,是兒童性侵的本源之一

在學校裡的成人往往擁有一定程度的權力。不論是校長、老師、輔導人員、諮商師、校護、守衛、舍監等等,他們各自擁有不一樣的責任和權力,並在不同面向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學生的學業成績、獎勵、懲罰、分班、升學、甚至退學,老師都明顯握有非常決定性的影響力,甚至操控著學生的未來。這種權力不平衡的關係,使得兒童性侵有機會發生並避開偵測。

澳洲的皇家調查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2017年發表了一份有關兒童在機構(如學校、教會、育幼院)遇到性侵害的全國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幾乎所有兒童性侵的事件中,加害者擁有比受害者更多的權力(power)。權力的差異,讓潛在加害者有機會傷害權力比較小的對象。例如老師可以要求學生到沒有對外窗的教室,並把門鎖起來。權力更可能提供權力擁有者侵害他者的動機(motivation)。澳洲報告指出權力的擁有及使用,會改變一個人對自己及他人的看法,促使權力擁有者對他人進行不道德的行為,甚至對某些人行使性暴力 。

潛在的校園性侵加害者,更會利用自身的職權對學生進行性誘騙(sexual grooming)。他們利用職權及地位、濫用學生對他們的信任、操控學生的情感、建立親密而獨有的關係、進而正常化兩人的性關係。兒童性誘騙本質便是透過運用權力與控制,誘導孩子進入傷害的性關係,控制受害者不對外揭露,並妨礙其他人發現侵害的行為。經歷性誘騙的受害學生,往往覺得自己「參與」了這段關係,自己需要為這些侵害行為負責任,並感到深厚的愧疚、羞恥與背叛。

當性侵加害者是位高權重的成人時,受害者在揭露性侵時更往往需要付出龐大的代價與風險,甚至求助無門。澳洲皇家調查報告中,一位被校長性侵的受害者指出:「當你想投訴校長性侵時,你可以跟誰說?」(註四)這位性侵受害者的控訴,點出了兒童面對擁有權力的成人時的脆弱處境。

服從權威的文化,會使成人看不清性侵事實

我們的社會普遍有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的文化。我們會教導兒童無條件的尊重父母、長輩及師長,要求兒童聽父母的話,跟從老師的指示。社會不但不支持兒童挑戰權威或質疑權威,甚至會掩飾權威犯下的錯誤,不容權威的地位受到動搖。

當一個文化鼓勵尊重權威,會使成人蒙蔽自己看清事實的能力,放棄去釐清事實的機會。在階級分明的學校內會更明顯。當成人昧於現實,兒童也就難以向成人反映自身的遭遇。例如侵害學生的老師持續把學生帶往密閉的教室內,其他教職員雖然知道這個事實,卻不願意進一步理解學生的遭遇,致使侵害持續發生。因為老師若是舉報另一位老師的不適當行為,便是在挑戰校內老師的權威。家長也不容易相信孩子的指控,甚至會指責孩子說謊捏造,以維持老師的尊嚴及鞏固兒童服從權威的文化。

維護兒童權利,要建立監督權力的機制

當社會預設有職責及權威的成人不會傷害兒童,卻缺乏對擁有權力者的相關監督及申訴機制,兒童就可能面臨某種保護空缺的狀態,在受侵害時或受到侵害後都不敢揭露傷害,並可能持續受到侵害。成人必須意識到成人與兒童之間權力不對等的情形,並持續監督成人使用權力的方式與維護兒童的權利,我們才能更有效減少兒童遇到性侵害的危機。


註一:Finkelhor, D., Ormrod, R. K. & Turner, H. A. (2007). Poly-victimization: A neglected component in child victimizati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1: 7-26.
註二:Shakeshaft, C. (2004). ‘Educator sexual misconduct: A synthesi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2004-09.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註三: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157.
註四: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157.

參考文獻:
Palmer, D. (2016). The role of organisational culture in child sexual abuse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6, Making institutions child saf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13, School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徐思寧、陳潔晧/《蝴蝶朵朵》繪者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66期

e人本之友會訊第6期

我們向文化部申請紓困計畫跟數位出版補助了。經費有沒有被核可還不知道。能夠得到多少補助也還不知道,但整個過程一邊想著『已有的累積』,一邊規畫著『前進的未來』,就這樣『高興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