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教育基金會

兩個國慶

國慶
文︱張國城

 

 

十月有兩個政府要慶祝國慶,一個是中華民國,國慶是在十月十日,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為十月一日。雖然這兩個政府決定宣布這兩天為國慶的原因和時間地點都和台灣無關(嚴格的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這天為國慶和台灣還比較有關係),但是理解這兩天的由來及詮釋,對於今天生活在台灣的我們還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中華民國國慶的由來,一般人都認為是「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在十月十日這一天發動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事實上,它的由來是1911年十月十日,駐紮在武昌的清朝軍隊中的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武昌起義成功後,各省陸續響應革命運動宣布脫離清朝獨立,然而,清朝並不是當時就已經被推翻了。 1911年的十月,就是在武昌起義後幾天,袁世凱對清朝提出六項條件,就是他復出的理由:第一、明年就要開國會,第二、要組織責任內閣,第三、寬容武昌事變的參與者,給予赦免,第四、解除黨禁,第五、他要總攬兵權,第六、要多給軍費。這其實都是政變。

1911年的十月十四日,袁世凱被授為湖廣總督,然而當時他已有異心;而滿清也決定先解決革命黨問題。因此對袁的條件原則上接受,袁再被授以欽差大臣之位,到湖北去指揮軍隊,鎮壓當地的革命。在十一月二日,袁世凱的軍隊打了勝仗,奪回了漢口。袁世凱奪回漢口後回到北京,清廷成立了責任內閣,袁擔任內閣總理大臣。這時同盟會終於出現了,十一月十七日,黃興抵達漢陽指揮反攻,結果仍被清軍打敗,十一月二十六日漢陽被清軍奪回,黃興逃到上海去。

真正讓清朝滅亡的是袁世凱的逼宮。辛亥革命爆發後,中國一度陷入南京的臨時政府、與北京的清廷南北分治的局面。雙方經過議和後,清廷於宣統三年十二月廿五(即1912年二月十二日)頒布《退位詔書》,中國從原本的南北分治再度歸於統一,清朝的統治也正式告終,中國歷史邁入民國與共和政體的新時代。

由於武昌起義對中華民國的建立起了最關鍵的作用,北遷北京後的臨時政府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通過臨時參議院的決議,將武昌起義的爆發日--陽曆十月十日,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也就是已經「改朝換代」的象徵。然而,當時的臨時政府已經是袁世凱一手掌握,國民黨則是在1913年二月舉行的民國首次國會選舉中,才獲得多數議席,所以究竟是誰將這一日定為國慶日,其實可能是袁世凱(至少他沒有反對)。

之所以要探討這段歷史,主要原因是在於:

首先,現在大家所學的歷史教育或傳統認知,跟真實的狀況相比,其實不夠完整。孫中山先生並沒有實際領導武昌起義,當時發起起義的人也不是後來的國民黨。武昌起義也沒有真的推翻清廷。清廷的滅亡完全是袁世凱的逼宮,當然武昌起義是提供了袁世凱復出、立功、奪權進而逼宮的大好機會。

第二,中華民國的建國史跟台灣內部現在的政治情勢,經常被不太妥當地牽連起來,譬如說,有些政治團體(國民黨)就經常會以「一脈相承」這種理由,自稱是中華民國建國的功臣、推手,作為後來居功、甚至壟斷政權的理由。而且這種行為又特別是在和武昌起義並沒有關連的台灣。其實就當時的狀況來講,存在很大的問題。因為前面講了,武昌起義並不是在1912年才成立的國民黨所發起,在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國民黨也不是執政黨,而是眾多在野黨的一個。直接逼宮推翻清廷的袁世凱當然更不是國民黨。事實上國民黨長期和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處於對立地位,包括軍事叛變、引外力、煽動地方獨立(「…李烈鈞、黃興等,乃敢據地稱兵,蹂躪及於東南各省,我國民身命財產,橫遭屠掠,種種慘酷情事,事後追思,猶覺心悸,而推原禍始,實覺罪有所歸。綜核伊等往來密電,最為我國民所痛心疾首者,厥有數端:一,該各電內稱李逆烈鈞為七省同盟之議,是顯以民國政府為敵國;二,中央派兵駐鄂,純為保衛地方起見,乃該各電內稱國民黨本部,對於此舉,極為注意,已派員與黃興接洽,並電李烈鈞速防要塞,以備對待,是顯以民國國軍為敵兵;三,該各電既促李逆烈鈞以先發制人,機不可失,並稱黃聯寧、皖,孫連桂、粵、寧為根據,速立政府,是顯欲破壞民國之統一而不恤;四,該各電既謂內訌迭起,外人出而調停,南北分據,指日可定,是顯欲引起列強之干涉而後快。」--大總統袁世凱令,1913年十一月十四日)。

袁曾在1913年說過:「…國民黨之所謂黨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奪權利之實。凡可以逞其野心者,雖滅國亡種,荼毒生靈,亦所不惜。其運動方法,或以利誘,或以威嚇,或以詐取,務使同種之人,互相殘害,而自為狡兔三窟之謀。其鼓吹之術,或以演詞,或以報紙任意造謠,顛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單簡之青年,一入彀中,即為所賣,附和煽亂,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為,即個人尚不能立身,遑論治國?

當然,上述說法是出於袁本身的政治立場。但目前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成立於1919年,和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是否直接存在承繼關係,在中國現代史學界仍存有爭議。

就算這段歷史並無爭議,何以台灣人要慶祝的「國慶」是中華民國的國慶?過去我們都被教育且相信「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但這個當然也是有爭議的。比較符合國際法或政治學的說法,應該是「台灣是中華民國控制下的領土,且現在的台灣人以民主方式產生的政府自稱為中華民國」,但這當然又是個人言言殊的問題。

上面這兩點,看似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專業的歷史研究者。但仔細探討,我們會發現,這種選擇性敘述歷史、又為政治目的衍伸解釋的作法,正是我們教育的問題。像這些問題,至少要在教育的過程中必須要予以解構和釐清。這並不是要反對或挑戰現有的政治人物,畢竟他們恐怕也是這種傳統教育下的受害者。

十月的另一個「國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定在十月一日,是源於1949年十二月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

和中華民國國慶相比,這天的爭議反而較少。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目前其領導勢力,也就是「法統」倒是相當確定的。這一天的意義如下:

首先,是中國出現了第二個政權。因為在中國境內還存在著中華民國。在1949年,中華民國仍然控制海南島、西南一些地區、浙江沿海群島、金門馬祖列島,以及有爭議的台澎。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趕緊宣布「國慶」,作為已經再次「改朝換代」,將中華民國趕出中國的證明。

其次,就是中國土地上出現了有史以來對社會和人民控制最嚴密的政權。中共政權成立之後,對人民身分、生活物資和經濟活動都納入全盤管控,這是中國歷代從來無法達成的。

第三,這也是中國土地上曾經出現過最有綜合實力的政權。目前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核子武器,軍事實力屬世界前列,換句話說,已經是一個難以為外來勢力所威脅的政權。相反的,它還具有相當能影響外部的實力。

第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時候,台灣已經實質上脫離了日本的統治。雖然有學者認為日本對台灣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前仍有主權,但當時實際狀況是日本已經完全退出台灣,台灣被中華民國所控制了。也就是說,台灣重新和中國又牽連了起來。因此它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生的中國政權感興趣,並且聲稱為領土的對象。也就是說,從1949年十月一日之後開始,就多了一個以中國為名的政權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這個政權還積極打算在台灣行使主權。這堪稱當前台灣所面臨的最關鍵問題。

所以,這兩個「國慶」,都是在確立這個島上的人的一種認同。一個已經確立,另一個正在努力確立。這個島是有「被殖民、一夕置換語言名姓的傳統」,因此以別人的生日為生日,慶祝不是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也就不足為奇。筆者最擔心的是如果自己要以別人的生日為生日,至少還有同意的過程;如果連同意的過程都沒有,那麼就真的是需要擔心了--我們教育的諸多特質,正在驅使著我們朝這個路上走。

 

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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